《巴特拉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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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拉少爷-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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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肘在地下挣扎的大少爷,于是他们便朝四周张望,又看了看蜡烛,这才看清了他的手上满是鲜血,整个是一副傻样儿。看到有人走近,他神志清醒了,请求他们把他带上船去,不要告诉任何人。船长问他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他愤怒地高声叫骂,然后就不由自主地昏过去了。私枭们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他们暂时还要等待起风,把大少爷偷运到法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迟一点早一点都没有关系。再说,这些穷凶极恶的匪徒和他气味相投,知道他身上背着死罪,但又不知道他是干了什么缺德事给伤成这个样子的,大伙儿觉得救他一命也是尽了同行的一份义气。于是,就把他背上了船。他在途中醒了过来,船到达了法国的慈恩港,他上岸时已经恢复了健康。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谁也没有说起过决斗的事。时至今日,私枭们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在什么纷争中、被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击倒的。如果换了别人,我会认为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是他这么做,那就完全是一种高傲的表现。他无法承认自己竟栽倒在一个受尽了他侮辱、蔑视的敌人手里,这一点他在自己面前都不愿意承认。
六 家长里短


    第二天早上亨利先生病倒了,我对此处之泰然,就像上次大少爷惹下的那场大祸一样。对于他来说患病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肉体上的痛楚毕竟比精神上的创伤要好受得多。我和亨利太太守候在床边,老爷不时地派仆人来探听消息,可他自己就是不肯跨过这道门槛。记得有一回二少爷病得几乎央断气了,他这才来到床边,看了看儿子的脸色,然后一仰头、双手上举,转身就走了。我觉得他这副样子很悲惨,表现了一种万事皆空、看破红尘的态度,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我和亨利太太守在这里,时间十分难熬。白天我们一起守候,晚上就轮换着去睡觉。我们给病人剃了一个光头,头上缠着纱布,他不停地晃动着脑袋,同时一双手老是捶打着床,舌头也闲不住,声音犹如潺潺流水,绵绵不绝,我听久了都觉得厌烦。更令人腻味的是他一个劲儿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琐屑:屋里屋外的各类事务、马匹牲口——他一再要人给马套上鞍,大概是误以为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骑马逃之夭夭吧——花园的浇灌修剪、鱼网的晾晒补缀、(最使我恼火的还是)清点各类账目的数额以及跟佃户的争执。对他的父亲、妻子和哥哥是绝口不提,只有那么一两天他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把自己当作小孩跟哥哥一起天真地玩耍。在他幻觉中大少爷似乎遇到了生命危险,只听他喊道:“救人啊!詹姆斯快淹死啦!——快来救詹姆斯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此情此景真是催人泪下。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亨利和我都感慨系之;不过大少爷在外闯荡江湖,而他却厮守妻子家园,大概心里有点不平衡,好像是故意要证实哥哥对自己的诽谤,装扮成一个死气沉沉、见钱眼开的蠢夫模样。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跟前,我会置之不理的。但是有太太在旁边,我不得不悉心倾听,同时端详着他妻子的反应,心里琢磨着二少爷的形象的确是每况愈下。天底下就我一个人还算了解他的为人,不过我可以肯定他说他还有一个知己。如果他一命呜呼、高山景行俱为世人遗忘,此人也会为他伤心断肠、哀悼不已;若是他劫后余生、重为烦恼所牵,此人则会真心欢喜。这个人就是他终生所爱的妻子。

    因为没有机会面谈,我最后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笔端,利用轮到我休息的那几个晚上准备好了这些材料。写出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难就难在把材料交给太太,而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胆量。一连好几天我把这些纸夹在腋下,想瞄一个空儿交给太太。毋庸讳言,确实有几次绝好的机会,可惜事到临头我的舌头却不听使唤。如果不是有一次天凑其缘为我解了围,那些玩意儿恐怕还要一直保留到今天。那一天晚上我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太太说这事儿,心里一边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绝望,脚下一边朝门外走去。

    太太忽然问道:“麦科拉先生,你带着些什么呀?这几天看见你进进出出的腋下老是夹着些什么。”

    我一言不发,转过身来,把纸在桌上摊开让她看。写的是些什么,在此略作介绍,以让读者先睹为快。首先还是把最上面我的一封亲笔信抄录如下。我一向有收藏旧物的习惯,这封信也因此有幸保留到今天。有些人曾经恶意地怀疑我在那些家庭纠纷中扮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而这封信可以权充为我辩解的一个旁证。

    尊敬的太太:

    请原谅我并不是那种不识时务妄自僭越本分的人,然而我发现正是由于这种守口如瓶的不良习惯才招致了您这个高贵的家庭里过去出现的种种流弊。我旨在引起您注意的这些信件都是家信,有劳您一一过目为盼。

    随信附上目录一份。此致

    您忠诚的奴仆

    伊福拉姆·麦科拉

    一七五七年于杜瑞斯迪府邸

    附信件目录

    “一、詹姆斯·杜瑞先生,即尊敬的巴兰特拉大少爷,客居巴黎期间伊福拉姆·麦科拉写给他的十封信旧期为……(以下是日期)”“附注:请与信件二三一起同读。”

    “二、巴兰特拉大少爷写给伊福拉姆·麦科拉的七封亲笔信,日期为……(以下是日期)”

    “三、巴兰特拉·大少爷写给亨利·杜瑞先生的三封亲笔信,日期为……(以下是日期)”

    “附注:亨利先生吩咐我写了回信:我回信的抄本编号为甲四、甲五和甲九。亨利先生自己写的信,我找不到原件,不过从他那位不仁不义的兄长信中可以略知一二。”

    “四、本年元月以前的三年中巴兰特拉大少爷与英国国务大臣某某之间的通信原件及抄本,共计二十六封。附注:是在大少爷的文稿中发现的。”

    我一来守候病人,二来情绪低落,显得有些精疲力竭,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整个晚上都在屋子里徘徊,时而猜度着可能出现的后果,时而对自己染指别人的家庭私事深感歉疚。东方刚露鱼肚白,我就来到了病人的房门口。亨利太太屋子里很暖和,把百叶窗和窗门统统敞开了。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外面蓝色的晨曦悄悄地爬进树林,除此之外是空无一物。听到我进门时的响声她连头也不回,我预感到情况不妙。

    我喊了一声:“太太。”没有回答。接着又喊了一声:“太太。”就不想再吱声了。她仍然不理睬我。我趁这个机会把桌上乱七八糟的纸都收拾起来,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纸的页数似乎少了。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却发现对未来极为有用的国务大臣的信件不见了。我探头朝火炉里面看了看,只见黑色的纸灰在炭火中间翩翩起舞,这时我的腼腆顿时消失了。

    “我的天啊,太太。”我大声嚷道,声音之大在一个病人的房间里实在是出格了,“您把我的纸弄到哪儿去了?”

    亨利太太这时才转过身来,说:“我烧掉了。你和我看到的那些已经足够,而且太多了。”

    我嚷道:“您这一晚上干的好事!保全了一个什么样人的名誉啊?我为了饭碗不借挥洒墨水,而他为了自己的饭碗却不惜挥洒同志、战友的鲜血。”

    她反驳道:“麦科拉先生,这是为了保全你主人那个家庭的名誉,你为那个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哇。”

    我吼道:“这个家庭我也不会呆得太久。太令我失望了,你这是夺走了我手上的剑,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了。有那些信我还可以吓唬吓唬他,可现在——却怎么办?我们的形势很不利,要是他再回来我们连撵走他的勇气都没有,乡亲们见了咱们都会扔火把过来烧的。可是如果我捏着他的把柄心里就有了底,如今这个把柄没了,没准儿他明天就会回来的。我们只好跟他同桌吃饭,一起到阳台上去溜达,要不就陪他打扑克,反正是陪他消磨时光吧!不,太太!上帝的心里充满了慈悲,上帝可以原谅你,可是我却无法原谅你。”

    亨利太太说:“麦科拉先生,想不到你的头脑这么简单。在他那种人的眼里,门风和家庭名誉值几个钱?而他知道我们爱面子,他知道我们宁死也不会把那些信公之于众的,你以为他就不会利用我们这一弱点?麦科拉先生,你那一把所谓的剑,对于还有一点廉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把防身的利剑,可是对他来说却只是一把纸剑。你拿这个去威胁他,他只会冲着你笑。一个甘于堕落的人把堕落当成自己的本钱,跟这号人斗没意思的。”说到这,她简直有点声嘶力竭了,然后又用较为平和的口气说:“麦科拉先生,这件事我琢磨了一个晚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不管有没有信件,这个家的门永远都是对他敞开的。他才是这个家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我们排挤他,那只会对可怜的亨利不利,他一出门又要挨众人的石头了。啊!要是亨利死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那样法定财产继承人的顺序就打乱了,全部家产就成了我女儿的,到那时我看谁的脚敢踏到这块地盘上来。要是亨利活着,那个家伙回来,我们就糟了,倒霉的事就全凑到了一块儿。”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大体上表示赞成,同时也觉得她毁掉那些信件也不无道理。

    我说:“这个问题咱们再仔细琢磨琢磨。我一个男子汉把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拿来跟女士商量,至少也是不符合常规的,真对不起。至于我刚才说到要离开这个家庭,那完全是有口无心,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亨利太太,我把自己看着是杜瑞斯迪家族的一员,跟生我养我的那个家毫无区别。”

    说句公道话,她听了之后似乎轻松了一截子。就这样我们又一如往常维持着相互尊重、相互谦让的主仆关系,而且这种良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好多年里一直保持了下去。

    那一天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日子,我们首次发现了亨利先生康复的迹象。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他神志开始清醒,能够喊出我的名字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态度。当时亨利太太也在屋子里,不过他似乎没有看见站在床对面的妻子。退了烧之后只有一次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是身体太虚弱,当即又倒下去睡着了。现在身体正缓慢而稳健地恢复,胃口也一天好似一天,肌肉和体力也一个礼拜好似一个礼拜。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他就可以起床,甚至可以坐在椅子上由别人抬到阳台上去了。

    也许正是在这种时候,亨利太太和我最是心神不宁。原先对他生命危险的担忧消释了,但更严重的忧虑接踵而至,每过一天他都觉得离末日靠近了一步。一天天过去了,但一切仍安然无恙。亨利先生的精力也充沛多了,经常跟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父亲有时也来看他,坐一会儿,然后就走,但是对不久前发生的悲剧以及那些旧账谁都是缄口不语。他至今还记得的这些事是有意避而不谈呢?还是完全从记忆中抹去了?白天我们战战兢兢地陪着他、看着他,晚上躺在孤独的冷床上难以入眠,想的就是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希望哪一种可能性最大。这两种可能性似乎都那样离奇怪异、那样明确无误地表现出他的精神失常。一旦有了这样的担忧,对他的举止也观察得细致入微。他常常显出孩童的秉性:那种乐哈哈的样子与以前的性格判若两人,他对从前不屑一顾的细枝末节表现出强烈而经久不衰的兴趣。倒霉的时候,唯一信得过的只有我,可以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当时他正跟妻子闹别扭。等身体康复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过去早已忘怀,妻子成了他心目中的第一和唯一。就像小孩在母亲面前那样,他总是把百般的情怀对妻子倾诉,仿佛总能得到妻子的同情,有一点什么事就在她面前撒娇,惹她伤神费力。也多亏了这个女人,每每都体贴入微,不让他失望。对于她来说,这种行为的变异有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调,我觉得她的内心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责备,前些日子,我多次看到她本来想痛哭一场的时候却不声不响地溜了出去。不过我觉得亨利先生的变化有些古怪,把种种情况联系起来我无数次地摇晃着脑袋,怀疑他的神志是否恢复了正常。

    由于这一猜疑绵延了好多年一直到二少爷的去世,甚至给以后的种种人际关系都罩上了阴影,我还是把这个问题说得仔细一点为好。康复之后开始处理事务的时候,我利用很多机会细致地试验他的思维是否正常。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理解能力似乎没问题,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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