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等奇人，也正是孟轲所称道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苦刑比威武更可怖。他只要一时难支，在哀号声中点一点头，张敖全族便化成一团脓血。
只重视口供，不重视证据，更不重视程序，是中国司法的传统特色。到了近代，受人权观念的影响，虽然也宣称进步到“证据主义”和“程序正义”，实质上仍口供第一。苦刑之下取得口供后，再制造证据坐实。于是，冤狱累累。张敖幸而是皇帝（刘邦）的女婿，有丈母娘皇后吕雉暗中保护，否则，把加到贯高身上的苦刑十分之一加到他身上，他早“坦承不讳”、“自动招认”了。口供主义，是中国人的灾难之一。
帮凶更凶
司法部长（廷尉）把贯高的口供报告刘邦，刘邦赞扬说：“好一条汉子，谁认识他？去拜访一下，动以私情，套出实话。”高级国务官（中大夫）泄公（名不详）说：“我跟贯高同县，很知道他的为人，他在赵国豪气千秋，一把硬骨，守信重义。”刘邦叫泄公到已被拷打得倒地不起的贯高身旁，先谈论家世，互相叙述别后情况，好像朋友平常日子相见时把臂言欢，最后探询赵王张敖到底参与了没有。贯高说：“人之常情，谁不爱他的父母妻子。而今，我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都全部处死，我爱大王（张敖）岂超过我的亲属？只因为大王确实没有谋反，谋反的事全是我们单独行事。”把他行动过程，叙述一遍，说明张敖确不知情。泄公回宫，报告刘邦。刘邦下令释放张敖，撤销王爵，贬作宣平侯。改封代王（首府代县【河北省蔚县】）刘如意当赵王（首府邯郸）。刘邦欣赏贯高的侠义担当，派泄公通知他：“张敖已经出狱。”下令特赦贯高。贯高喜不自胜，说：“大王真的出狱了？”泄公说：“当然，难道皇上（刘邦）还骗你？”又说：“皇上敬重你的为人，所以特别赦免。”贯高说：“我全身脓血，而不肯死，只为了要证明大王无辜。而今大王既然已经出狱，我已尽到我的责任，死而无恨。而且人臣已背上篡弑的名声，还有什么面目再侍奉君王（刘邦），即令皇上不杀我，我也会内愧于心。”说罢，把头部猛烈后仰，颈骨折断，遂告死亡。
荀悦曰：“贯高领导谋反，是一个弑君的凶手。虽然为他的国王（张敖）洗刷清白，小的忠心，不能弥补大逆不道，私人的品德，不能抵销法律上的罪行。《春秋》昭示的大义是：要光明正大。他的罪不应赦免。”
司马光曰：“刘邦因骄傲的缘故，臣僚背叛。贯高因凶恶逆戾，使他的君王丧失国家。然而，促使贯高谋反，是刘邦的过失。促使张敖丧失国家，是贯高的过失。”
贯高贫贱不能移，他不在乎刘邦。富贵不能淫，他不在乎宰相高位。威武不能屈，他不在乎苦刑拷打。当刘邦破口大骂，百般侮辱张敖时，不会仅限于张敖，所有赵国臣僚，恐怕都难逃诟詈，这正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场面，一个有自尊、有人性的人，自然不能忍受。贯高没有淖齿（参考本书“24田地之死”一则）的能力，把刘邦吊起来剥皮抽筋，他唯一的反击方法只有暗杀。
荀悦却认为贯高应该全部忍受，奴才嘴脸，刘邦地下有知，一定拍大腿欣赏说：“有权有势真好，对无权无势的小民，想杀就杀，想砍就砍，想骂就骂，想怎么侮辱就怎么侮辱。自有学问冲天的无耻之徒，帮腔帮拳。”
专制封建的头目，有时还有天良，像刘邦竟然下令释放贯高。倒是帮凶往往比主凶更为恶毒，荀悦之流却要求诛杀无赦。两千年来，中国人就在这种《春秋》大义教育下，人性被消磨殆尽，中国进步历程，一天比一天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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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嫡
定陶（山东省定陶县）美女戚姬得到刘邦宠爱，生子刘如意，封赵王。刘邦对太子刘盈的仁爱忠厚性格，一直不满意，认为刘如意才像自己。所以，虽然封他赵王，却不命他前往封国（赵国首府邯郸），始终留在长安。刘邦每次到关东（函谷关以东），都带着戚姬。戚姬盼望由她的儿子当帝位的合法继承人，日夜向刘邦哭泣请求。皇后吕雉这时年龄已长，甚至渐老，不复当年姿色，反而不能随行，经常留守后方，夫妻感情，更为疏远。刘邦打算撤销刘盈的太子封号，改封刘如意，高级官员们全体极力反对，都没有用。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周昌，在御前会议上，据理力争。刘邦问他什么缘故。周昌说话有点口吃，又在激愤情绪之下，不能畅言，只说：“我口不能言，然而我期期知道不可以，陛下要废太子，我期期不接受命令。”刘邦看他急愤的表情，忍不住大笑。一件严重的巨变，在笑声中暂时中止。吕雉躲在金銮殿东厢，侧着耳朵偷听。朝会完后，见到周昌，向周昌下跪叩头致谢，说：“如果没有你仗义执言，太子就完了。”转眼刘如意10岁，刘邦既不能下定决心立他当太子，又忧虑自己死后戚姬母子会遭受报复。掌玺监察官（符玺御史）赵尧，建议给赵王刘如意设置一位强有力的宰相，这位宰相平常必须被皇后吕雉、太子刘盈，以及大臣们所敬爱畏惧，才能发生保护力量。刘邦问说：“你看谁是恰当人选？”赵尧说：“周昌。”刘邦遂任命周昌当赵国（首府邯郸）宰相，擢升赵尧接任周昌当最高监察长。
“夺嫡”是所有###中最凶恶的一种斗争。戚姬在毫无外援支持下，只靠自己的美色，便发动这项攻势，幸而成功，也无法保证儿子就能平安登上宝座。吕雉不是普通家庭妇女，她帮助刘邦共创大业，跟大多数军政要员情谊深厚。戚姬孤孤单单，儿子又小，谁肯为她们母子向主流派挑战？周昌手无一兵一卒，岂有抗衡力量？赵尧不过想挤掉周昌，以求自己蹿升而已。他的计谋毫无价值，然而，除此之外，又有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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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挂帅的动物
前197年，赵国宰相陈豨起兵叛变。刘邦得到情报，陈豨手下将领都是商人出身，笑逐颜开说：“我知道怎么办了。”派人用重金行贿，陈豨所属的部将，遂纷纷归降。
商人是金钱挂帅的动物，虽然当了将领，仍然可以收购，所以刘邦知道他应做什么。而那些被收购的将领，却不能想一想他们被收购后，将有何等遭遇。任何一个政府，除了少数样板，都难以容忍收购过来的变节分子。问题是，马克思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肯出钱，资本家仍卖给你。利益是今天的，灾难是明天的。不仅资本家而已，庸碌之辈无不只看眼前。
王夫之论韩信（1）
刘邦大举进攻陈豨，淮阴侯韩信声称有病，没有追随出征，秘密派人前往陈豨处，指示机宜。韩信准备跟他的侍卫官（家臣），乘夜假传圣旨，大赦做劳工的囚犯，跟被判罪充当官府奴隶的囚徒，集结他们，攻击皇后吕雉和太子刘盈。部署已经完成，只等陈豨方面回音，恰好韩信的一位随从（舍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打算杀掉。那位随从的弟弟向皇后吕雉告发韩信叛变阴谋。吕雉想召见韩信，又考虑韩信可能拒绝，跟宰相（相国）萧何磋商，于是宣称：皇帝（刘邦）派使节来，陈豨已死，侯爵们和高级官员，都到金殿祝贺。萧何告诉韩信说：“你虽然有病，也应该勉强去一趟。”韩信一进宫，吕雉立即命武士把韩信捆绑，就在长乐宫悬钟的房中处决。韩信临死时，叹息说：“我后悔不听蒯彻的话（参考前203年），竟被一个女人欺骗，岂不是天意！”为了根绝后患，吕雉下令屠灭韩信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司马光曰：“世人以为，韩信首先建立功业，跟刘邦起兵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平定三秦（项羽分故秦王国为三：雍国、塞国、翟国），率领部分军队，向北挺进，消灭魏国（魏豹），夺取代国（陈馀），征服赵国（赵歇），威胁燕国（臧荼）；东击齐国（田广），而加以并吞；南攻西楚（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把它铲除。西汉王朝之所以统一天下者，大半是韩信的功劳。看他拒绝蒯彻的煽动，亲自到陈丘（河南省淮阳县）迎接刘邦，岂有谋反的心？只不过由于失去王位，于心不服，遂陷于犯上作乱的悖逆。像卢绾这样的人，不过刘邦同乡同里的幼年玩伴，还在燕国当王。韩信反而以一个侯爵身份，在首都按时朝拜，岂不是刘邦对韩信忘恩负义？刘邦在陈丘用诈术逮捕韩信，说刘邦对不起韩信，确实如此。然而，韩信也有自取之道。最初，汉王国跟西楚在荥阳（河南省荥阳县）对峙，韩信已灭齐国（田广），不向刘邦报到，却自己想当齐王。之后，刘邦追击项羽，到了固陵（河南省淮阳县北），跟韩信约定会师日期，而韩信却失约不来。当时，刘邦已有制裁韩信的决心，只是力量不足，不敢动手。等到天下平定，韩信还有什么可凭恃的？乘人窘困之际而逼取大利，是小市民小商人干的勾当，论功而报答恩德，是君子士大夫的本心。韩信以小市民小商人的做法，以求一己的好处，而希望对方用君子士大夫的风度回报，那是太难了，所以司马迁说：‘假如韩信了解君臣相处之道，虚怀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展示自己的才智，或许可以保全，而对于西汉王朝的贡献，也可能跟姬旦（周公）、召公、姜子牙（太公）媲美，后世荣华不绝，永享子孙的祭祀。不去那样做，却在天下已定之后，企图叛变，以致家族全被屠杀，岂不应该。’”
王夫之曰：“韩信最初拒绝蒯彻的建议，不跟刘邦为难，只因项羽还没有消灭，所谓‘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不过是蒯彻疯狂而愚昧的构想。从前韩王国（战国时代）曾用这种观点，纵横国际，最后被秦王国（战国时代）吞并，而无人援救，覆辙不远。形势很明显，韩信如果在齐国（首府临淄）叛变，西方有张耳，南方有彭越，同时反击。鼎的三脚折断一只，必然落得作为蝥贼的下场。韩信知道不可能，才不听蒯彻的话，是更深的谋略。项羽覆亡之后，刘邦筋疲力竭，返回关中（陕西省中部），这时候韩信如果发动，才可以如愿以偿。蒯彻的意见，韩信岂须臾忘记？卞庄子刺虎，小死大毙，一举两得的比喻，韩信正是如此构想，只在等待时机发动。他说：‘不忍心背叛’，姑且堵蒯彻的嘴罢了。削去王位，降为侯爵，封国既小，而又无兵权，还要利用陈豨发难。何况当时拥有三齐（齐国、胶东国、济北国）的精锐部队，面向西方，虎视眈眈，还会怕谁？”
司马光以及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估，深入问题核心，只是惋惜韩信不懂得封建专制政治的运转特质，以致丧生。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天性忠厚，信任刘邦的友情，却不知道政治上的头目，只认识利害，韩信把刘邦当成父兄，直到陈丘双手被缚，梦才初醒，以后软禁长安，在严密监视下，已插翅难飞。
王夫之论韩信（2）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享誉300年之久，却篇篇使人失望，甘愿为奴、崇拜权势，使他对每件事情，都有奇异结论。他说韩信在齐国时即行叛变，张耳在西，彭越在南，双方阻击，必然失败，可谓痴人说梦。韩信一旦起兵，张耳的赵国是韩信一手平定的，当时韩信的威望，震撼天下，张耳何以独爱刘邦，只为刘邦效命，而跟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名将对抗？刘邦被困荥阳，既不能分兵，韩信又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张耳即令敢对抗，又怎有力对抗？至于彭越，他跟刘邦的关系，始终游离，王夫之有什么根据，敢肯定他一定站在刘邦那一边？王夫之更认为项羽死后，刘邦返回关中之际，韩信发动兵变，才有把握，更是异想天开。恰恰在那时候，张耳和彭越，他们才必然阻截，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局已稳，君臣名分已定，刘邦正处巅峰。
王夫之肯定韩信早有谋反之心，这是最下流的一种“诛心”之论，责备人永没有止境。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刘邦自己都承认不堪韩信一击。韩信被削成侯爵，国土既小而又没有兵权，却企图谋反，正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彼一逼，焉有此一反。好像某甲痛揍某乙，某乙一口把某甲手臂咬了一口，不能证明某甲不痛揍某乙时，某乙一直都在那里想咬他一口。是非因果，不应被如此颠倒。
更重要的是，韩信之死，是一场冤狱。就西汉政府所作的指控，看不出有任何积极证据，仅凭着随从（舍人）弟弟的片面之词，没有调查，不容分辩，便急吼吼暗下毒手，而所使用的又是灭口手段。表面上由吕雉主持，从“伪游云梦”那件事推断，毒计恐怕酝酿已久，否则屠杀像韩信这样的重臣，吕雉岂敢遽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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