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 第10部分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
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
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
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
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
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
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
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
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
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
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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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
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
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
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
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
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
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
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
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
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
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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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
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
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
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
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
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
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
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
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
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
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
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
‘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
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
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
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
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
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
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
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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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
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
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
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
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
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
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
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
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
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
从‘玩’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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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
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
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
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
——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
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
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
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
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
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
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
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　，　那么它至少也应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
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
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　　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
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
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
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
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
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
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
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
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
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
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
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
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
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
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
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
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
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
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
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
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毕业之后当翻译。　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
《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
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
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
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
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