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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1）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一位曾和他们有交往并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感到相当震惊。他回忆说：“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落入法网，可谓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更令人赞赏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
当时一些人投书《人民日报》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为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为了深刻总结刘、张案件的教训，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在报纸上作出了检讨。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报纸还加了一段旗帜鲜明、言辞尖锐的按语。在文章中，马国瑞检讨了省委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2）
马国瑞在文章中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章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求实的精神，深刻分析了省政府对刘、张贪污案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因，检讨了省政府和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文章接着写道：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章随后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体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譬如多报预算，节余不交公，损大公利小公，强调上级照顾下级、全局照顾局部等追求个人享受风气上升，要求日渐提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在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察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侵蚀毒害的严重。像这些情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平常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两年来，我们虽然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未能提高到原则高度上来加以注意，更没有想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普遍、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我们对于这些情况昏然不觉，或有觉而重视不足，当然更谈不到掌握和研究干部思想情况了。我们对刘、张事件所以长期不能发觉，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极差，放松了从这方面对干部加强思想领导。 。。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3）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基层去了解干部。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压抑*的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究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我们也听到一些舆论，但我们总觉得天津专区的灾情重、任务大，所以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一些困难。哪知这些照顾恰恰发展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刘青山、张子善的压制*、作风恶劣到极点。毛主席曾指出说我们的国家一向缺乏*传统，要我们特别注意发扬*，我们对这一点也作得很差。直至现在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还很不够，像各界人民代表会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多，自下而上的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达，一方面我们又未切实注意下面反映，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曾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如果注意追根究底，也会发现问题的，但是却被我们轻轻放过去了。沧县专区有些干部对张子善嚣张浮夸、欺上压下的不正派作风也曾对我说过，我们对张子善虽也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终未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数了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调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错误者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保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1951年春，刘、张自设河工供应站，高抬物价，本府曾经查出，并曾指示纠正，但究竟纠正了没有，未再检查，还仅仅认为是“本位主义”，而未警惕与深察非法剥削企图的本质。我们虽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检查工作，但接触上层多，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很不够，了解情况受到很大局限。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亲自布置一套天罗地网、单线领导秘密掌握，藉以蒙弊掩饰罪行，天津地委、专署许多同志对于他的财产赃物都摸不着底，粗枝大叶的检查工作者就更难发现了。他们极端恶劣的家长统治，干部敢怒不敢言，某些干部虽然不同意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动用公粮，但未敢提出反对意见。直到1951年夏，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同时也由于坚持原则斗争的李克才最后向上级揭发，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见，天津专区干部中的自由主义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给合，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下情不能上达，这就大大助长了刘、张罪行的严重发展。
一篇发人深省的检讨（4）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粮局由专署及县管理，许久以来，不少地区有挪用事情，甚至有用以从事非法经营者。省府虽曾指示纠正，并于去春规定了地方粮开支办法，始终因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重国粮轻地粮”的思想，监督不严，检查很少，未能贯彻。这就给了下面以滥用的空隙，许多地方从中钻空子。因此张子善凭借专员地位，有权调用，竟窃取至亿元之巨，而省府长期不知道。二是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产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报废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利小公。公开盗窃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