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夏熊找他谈，第二步由我谈，第三步舒群同志谈，第四步陈明、丁玲同志谈。每一步要拉开一 点距离。
陈明当天日记说：“一致同意要做到仁至义尽，不要分手。”
第二天晚上，牛汉和夏熊去邀请刘绍棠来参加编辑部碰头会。
第三天，编辑部开会，刘绍棠还是没有来。牛汉在会上介绍了他和冯夏熊去刘绍棠家的情况。他说，昨天晚上7点半以后去的，刘绍棠家里有客人，高朋满座。我们开门见山，邀请 他今天来开会。他明确表示不来，主要有几个意见：第一，认为老太太的创作思想和他不同，老太太落伍了，不了解现在作家写作的变化，他自己的创作路子是对头的，老太太否 定他的作品是不对的。第二，今后请老太太在工作上管“虚”一些，小说稿子由他发，他有决定权。他说他参加《中国》，就是为了有个阵地发作品，自己搞民族的文学几十年了 ，是成熟的作家，副主编连自己的作品都不能发，他接受不了。他说小说的某些词句可以改动，他就是要写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作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表。冯牧通过从维熙告诉 他，北京有些年轻人反对刘绍棠，我们绝对不赞成，并且向刘绍棠约稿。刘绍棠表示，我的作品不在《中国》发表，也不在《中国作家》发表。他说在《中国》是傀儡，要我们给 他一个明确答复：究竟是有职有权的副主编，还是挂名的副主编。
冯夏熊说，刘绍棠最后表态说，即使让我当傀儡，我也支持《中国》！
牛汉说，刘绍棠已经把他和《中国》不愉快的僵局向外界透露了，他说编辑部进人要通过他。
舒群说，刘绍棠说要管小说，管进人，是没有道理的。有职有权是可以的，但谁也不能个人说了算，有职有权也要讲民主。他分裂出去，有人会高兴。别的地方可能有宗派，铁板一块，但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不是铁板一块。
雷加说，第三期发稿时，我已打电话告知，刘绍棠已经知道稿子不能用了。现在他又提出有职有权问题，让我们答复。想安插自己人，再发自己的稿子，这是行不通的。
陈明说，第一，对刘绍棠的文章，编辑部要有一个读稿的书面意见；第二，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刘绍棠的问题促使我们从正面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条例，搞个文字东西，这不是专 就刘绍棠一个人提问题。
丁玲最后说，绍棠这个人有他的好处，他反对写现代派，反对写不着边际，他同意写现实生活，这是和我们共同的。在我们的方针、路线上有一个大同，我们才有可能合作。我们 之间的分歧不是和刘绍棠一个人，现在小报的市井文学、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反对。各种流派我们都发，但要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你是否对人民有好处，文学要引导人民，是 要有人拥护的，有读者的，但我们不在小市民中拉市场，要在有为的人里边，在大学生里边扩大市场，要不为什么辛辛苦苦要搞一个刊物，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刘绍棠还是一个 好人，讲哥们义气，我们还要尽量团结他，但他要走我们也不怕。这个思想工作是很难的，要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从来不以人划线发表文章，陈登科、韦嫈、白刃都是老同志、老 朋友，稿子是我约的，又都退了。
1。 《瓜棚豆架》起风波（5）
这些发言里边，陈明有一个意见很重要，就是要制定工作条例，“搞个文字的东西”。当时《中国》确实存在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问题，管理不善，缺乏一套完备的制度。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导致后来更多的矛盾。
刘绍棠始终没有露面，事情就这么拖下来。
3月18日，丁玲、陈明去广西、湖南、陕西，行前，希望舒群再出面做做刘绍棠的工作。3月23日晚上，舒群约刘绍棠到家里来喝酒，雷加、曾克作陪。舒群一开始就声明：今天是 交谊会，也是工作会，虽然因为编辑费问题，我和编辑部也产生了分歧，但是我不和刘绍棠站在一条战线上。要工作，就要团结，就要消除分歧。
刘绍棠说：本来大家凑在一起，志同道合，干点事情，但是丁玲、陈明过问太多。我们之间有前辈后辈之分，但是要互相尊重。一开始我就当陪衬，你们又不想过问。我有人，有 作品，他们想排挤我。创刊招待会我找三个人帮忙，这三个人看稿子，他们也不欢迎。春节前杨桂欣说第二期稿子编定，我那时正在写中篇，本来说第二期我的中篇要上，怎么不 等我的稿子就定了呢？这样，我就完全不管了。丁玲说，别人骂不倒我们，但是内部不团结就会打倒我们自己。丁玲去桂林之前，17号给我打的电话，又给王蒙打电话，叫他做我 的工作，他也不会做。
舒群说，从你的话里，我记住你说的一点：要干，编辑部要改组，要进步。团结下去，不能以哪个人说了算。稿子的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再有，尊老敬老应当，不等于抹杀是非 。
那天晚上，舒群、雷加、曾克都强调要搞好团结，改进工作，希望刘绍棠能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好好共事，双方开诚布公。谈话气氛还好，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丁玲回京后，雷 加把那次谈话的笔录材料交给她。
3月28日上午10点半，丁玲乘坐一夜火车，从南宁到了长沙。她不顾旅途劳顿，到宾馆里住下来，立即给刘绍棠写了一封长信：
我走前曾经想去看你，同你谈谈，但因我咳嗽头痛，又知你正在参加北京市人代会，很忙，没有如愿。自从我们对你的稿子发表了一些你不能接受的意见以后，我心里一直不安， 一直想找你。我以为我们终究会找到共同的语言，能彼此更加接近，成为好友的。我们原来本是有共同点才聚合在一块儿的，怎么能为一点点的意见不合而放弃我们的理想事业呢 ？这一点意见不一致，但还可能有许多是一致的嘛。我们愿意在一块主编一个刊物就是很好的嘛。我们编一个刊物，是有共同的理想的嘛，就是为着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嘛，就是要旗帜鲜明，发表一些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搞大团结的嘛！我们就要首先自己能团结，不以一点点自己意见而闹分裂的嘛。即使真理在自己手里 ，也要平等对待，和和气气商量的嘛。我和你过去虽然不太熟，不太了解，但你的为人，正直，讲义气，不畏权势，我是尊敬的。如果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邀请你来合作咧。难 道我是那么一个讲利用，过河拆桥的小人吗？如果我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人，我能牺牲我可怜的一点点时间，不去写我的长篇小说而来找麻烦的事，办什么鬼刊物吗？我对你是不 失去信赖的，我相信你会明白过来的。自然我还是有缺点的。我关心刊物的日常工作太少，对你，只以为要你一心写作为主，养病为主，一时少管闲事，没有体会到你对刊物的热 心，你是愿意分神多看稿件的。每个主编都有权决定稿件的取舍，但如果有争论，则须民主决定，每个人都无权独断独行。《中国》组织工作有缺点，人少，人老，致使分工不明 确。负责人都是临时凑在一起，彼此有大致了解，但都不十分熟悉，需要一个过程，大家的思想才能逐渐一致，才能减少工作上发生某些不合拍。我们应该建立革命者的友情，避 免感情用事，闹派性闹意气。应该平等相处，彼此相信，不是彼此猜疑。我们都是直性子人，可能容易发生一时的见解矛盾，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容易释然，容易和好，我是这样 想的，也盼望是这样，不知你以为然否。在当你的思想、我们的看法不统一时，是否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说，先团结起来干工作吧。现在家里是舒群、雷加、牛汉在负责， 你尽管先同他们谈谈，他们都比我能干，客观，希望你们合作得好。我大约四月中旬可以回来，回来作检讨，请你们宽恕。五月也可能出国，四、五、六期都是舒群管。我当尽量 帮助。
信的末尾说明：“这封信开头写在桂林，收尾在长沙。”
丁玲回到北京后，4月16日，接到刘绍棠4月14日的复信。
收到您的长信。听家人讲，您在赴广西前夕，曾给我打过电话。您是我的老前辈，我很过意不去。《中国》主编六人，以您为首，都曾想齐心合力办好一件当代中国文坛的大事。 艰苦创业时，大家各尽所能，共同奋斗。为什么打开了局面，反而难以合作下去呢？您更应该多想一想。我们之间，是合作共事，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您在六人之间，是协调，不 是领导。那么，这些日子，究竟是谁忘掉了分寸，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伤害了这个本来志同道合的集体？团结，只能是大家的向心的凝聚，而不是对一个人的服从和依附。
您依靠您的亲信，您的亲信依附于您。事事向您和陈明同志请示，而我和另外的某些主编则不能与闻，不得而知，您怎么就没有感到不正常呢？安排编辑部的组成人员，跟谁商量 过？我们推荐的人，为什么遭到拒绝？为什么我多次提出意见和建议，都不被考虑，是不是怕被打破一统天下？第一期的大部分小说，第二期的一部分小说，是我组稿和安排的。 为什么第三期的小说安排在接受我的设想之后，忽然又以‘照顾’我的身体和创作为名，另行筹划？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您是无心，那么某些人却是有意。您听任自己的亲信 不把您的合作者放在眼里，这是不是想要把《中国》搞成个人的事业？
您可以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但无权生杀予夺。我对您那篇报告文学，以及其他同志（主编和编辑）的作品，行使过这种权力吗？我的小说将在不低于《中国》的杂志上发表。对 它的最后评价，不是您，也不是我，而是读者和时间。
我和您在政治思想上是很一致的，但是在艺术观点、思想方法、待人接物、工作作风上差异很大。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而互有谦让，那么不但难以继续合作，而 且甚至会把过去留下的好印象也毁掉。祝康乐！
后来，《瓜棚豆架雨如丝》在新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家》上连载3期，后又由北京的《长篇小说》全文刊登。1987年1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2。 舒群火了
就在刘绍棠的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候，舒群也火冒三丈，发了脾气。
舒群是《中国》的发起人之一。
丁玲和舒群是老关系了，他们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第一次是1930年代末，抗日战争期间，为《战地》文艺半月刊，丁玲、舒群不欢而散。1984年11月21日第一次在京编委会上，丁玲讲话时说：“我刚才和舒群讲了，我们三十年代 就合办过刊物，后来吵崩了，现在又来。（舒群插话：缺点在我的多。）现在又来，也不能说不崩，但我们都会接受经验教训，（舒群：吵而不崩，磨而不裂。）因为都经过了很 长一段的生活经验嘛。”
第二次是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丁玲、萧军、舒群三人编辑《文艺月报》。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说：“月刊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 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显然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
但是这两次有始无终的合作，并没有破坏丁玲和舒群两人以后的关系。
舒群一直很尊重丁玲。1984年4月厦门大学召开丁玲创作讨论会，舒群因病未能到会，特意给丁玲写来贺信说：“你作为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前辈作家，从事写作，在半个世纪以上 之久，实属盖世罕见鲜有；你竭尽毕生之力所贡献于左翼文学事业、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党的文学事业者，至为斐然赫然，占有中国文学史的光辉地位。理当向你学习，向你致贺 致敬。”
我初给丁玲当秘书时，舒群以一个宽厚长者，教诲我要做好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还经常给我介绍一些历史情况，1983年4月26日对我讲：“五七年批‘丁陈反党集团’， 丁玲很会说话，保了我。她说，我和舒群关系很好，一谈就没个完，但我们谈的都是文艺问题，没有什么联盟。批胡风我没有发言，批丁玲我也没有发言，我知道这样对我没好处 ，升不上去。”舒群还鼓励我每天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将来作为文献材料，并说：“给丁玲做秘书，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 以处得久的人。”他的这些指点，使刚刚从事秘书工作的我，获益匪浅。
在作家支部里，舒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