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坐车到了团结湖，凤珠住六楼，没有电梯。80岁的老太太爬上 六楼，张凤珠开门见了，又惊又喜。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说话，心里的疙瘩算是解了。凤珠十几岁的小儿子圆头圆脑，十分机灵，拿出一个笔记本请丁玲签名。老太太就像一位慈祥 的老奶奶，接过本子，当场签就。丁玲是个心直口快、心软嘴硬的人，她可能一直觉得亏欠了凤珠。
又过了一年，198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五。下午四点多钟，张凤珠同李纳、蒋翠林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丁玲。我把沉沉昏睡的丁玲唤醒，告诉她：“凤珠、李纳看您 来了。”丁玲慢慢睁开眼睛，看见张凤珠正站在床边哭泣，她说：“我知道你也有你的难处。我这个人不容易怪人。我快完了，也该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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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骑虎不下”，改出丛刊
到1984年10月底，期刊登记证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由于早已超过了邮局征订的截止日期，所以，以期刊形式通过邮局发行这条路已经彻底堵死。大家在琢磨新路子：用出版社的 书号，以书代刊，出丛刊，通过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这样，仍然可以保证在一月份出版。
10月29日，丁玲主持召开了她回北京后的第一次会议。我感觉到，大家的情绪有了一些变化，调子低下来了。
说到办公用房的问题，冯夏熊说，作协给的房子在作协后院，是两间防震棚，里面有四张桌子，九把椅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连暖壶、墩布都借不来，汽车、出入证、文件柜 等都解决不了，人家好像不大欢迎我们。
大家都明白，这些虽是小事，但反映出作协的态度。
会议决定，筹备工作照常进行，争取明年一月出丛刊。出版社，确定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丁玲找了艺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苏一平，也是延安时候的老战友 。苏一平答应得很痛快。
关于《中国文学》出师不顺的传说很多。11月5日上午，萧乾给丁玲打电话，询问《中国文学》能否按时出刊。丁玲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能！一定能按时出刊！我在武汉的大 会上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告诉他们，现在《中国文学》在具体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骑虎不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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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盛况空前的创刊招待会（1）
1984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新侨饭店。二楼的宴会大厅里高挂着横幅会标：《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横幅下面的幕布上，有一个《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刊徽：一个像太阳 般鲜红的大圆球，上面叠印着一张雪白的、飘动的稿纸。它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
美丽的华灯全部开放，将宴会厅照得通明。这大概是那一年北京最热闹的文坛盛会。一家刊物的创刊招待会，能把这样多名人要人请到一起，即便不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 “丁玲”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感召力呀。无论喜欢或是不喜欢她的，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中国文学》问世的，都想来看一看今天这个场面。
会上散发的材料有：编委名单，巴金的贺信，《中国文学》第一期目录、内容简介和《编者的话》。《编者的话》中说：
“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期刊，是在胡耀邦同志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下，在城市经济改革的蓬勃浪潮鼓舞下诞生的。一些作家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压抑不住从心底迸发 出的一股激情，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全部拿出来尽力办好这个刊物。”“目前的文艺形势很好，要发展这大好形势，要促进文艺的更加繁荣，亟需加强和扩大文艺队伍的大 团结。我们的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海，老中青。”“我们这个刊物是在大好形势中诞生的。筹办以来的三个月中，中国作家协会给 我们很大的帮助；从读者那里，从作家那里都得到热烈而广泛的支持，各地来稿之多，出乎我们意外。因为知道我们将是一个民办公助，经济上自负盈亏的刊物，一些读者来信， 有赠款的，有赠稿的，有投资的。”
《人民日报》的刘宾雁，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从目录来看，该刊的作者的确是“五湖四海”。他和张洁、林斤澜、苏叔阳等人表示，最好的祝愿是拿出好稿子来。几家大型文学刊 物的主编也到会祝贺。《十月》的主编苏予说，《中国文学》的创刊，使他们多了一个学习的对象。《当代》副主编朱盛昌说，北京现在已经有了四家大型刊物，明年还要增加四 家，竞争肯定会有，没有竞争就不会发展，要通过竞争来个你追我赶，促进中国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对记者说，《中国文学》创刊反映了中国文学事业的 兴旺和发达。
记者问：现在大型的文学期刊已经有好几种，您为什么还要办《中国文学》？丁玲答：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阵地。我是刊物的编者，但首先我是一个作者。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 压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的激情，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拿出来，尽力办好这个刊物。
记者问：第一期刊登了遇罗锦的文章，您是怎么考虑的？丁玲答：遇罗锦过去写过不够健康的东西，但现在这一篇文章是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她还年轻，有创作才能，她 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写个人恋爱的题材了，我们希望她能健康成长。
有记者问到刊物的办公情况，丁玲说：编辑部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人员，包括六名正副主编、十五名编委，目前都是业余兼职的。有一些青年人，工作单位本来很好，有 报社记者，也有国家机关干部，但是都想抛掉铁饭碗，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发展。
8。 盛况空前的创刊招待会（2）
还有人问到《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丁玲回答：这是两个姐妹刊物，都属中国作协领导。这两个刊物的出现都是合乎当前形势要求的。
会议的开法很新颖，两位主编都坐在听众席里。主席台上只为主持人和发言者留了两个位子。
下午三点半，创刊招待会正式开始，主编丁玲首先讲话。前一天晚上，为了今天讲些什么，她和陈明商量了很晚，最后决定，就讲两个字：团结。按陈明的解释，就是“不挑剔， 不揭露，不讽刺，也不出难题”。这篇讲话以《五世同堂，团结兴旺》为题，发表在12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90岁的叶圣陶，那天早晨刚刚出院。他的长子叶至善来到大会上说：“我父亲要我带来几句话，他说，他非常佩服丁玲同志，八十岁了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 他说他有胆量，今年把胆割掉了，但是没有勇气再来编一个刊物。他要我传一句话给到会的同志，请大家帮助丁玲同志把这个刊物办好。”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讲话说：我从郊区赶到这里来，代表在作协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祝贺。我一走进这个会议室，特别是刚才听到丁玲同志和别的同志的讲话，感觉到这里充 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我感觉丁玲同志、舒群同志以及好多同志创刊的《中国文学》杂志，本身也就起了一种“大鼓劲”的作用，一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使 得我们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以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现在刊物比较多，但是具有较高的质量、能够帮助广大人民前进的刊物，不厌其多。
张光年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去新侨饭店参加丁玲主持的《中国文学》创刊座谈会。做了短小发言表示祝贺。冷餐招待，吃不惯。”①那天吃自助餐，很丰盛，每人标准是 20元，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
曹禺发言说，现在经济形势发展太快了，但是我们的文学发展还不够，读者的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欣赏水平是要靠培养出来的，靠作家培养，靠编辑培养，靠刊物培养。我相信 丁玲同志、舒群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一定能够很好地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接着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红旗》杂志主编熊复、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王揖、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发言。胡风让他的女儿张晓风代读了发言稿。
刘绍棠宣布：下面请我们的孪生姐妹《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发言。冯牧说，现在刊物如林，但是真正好的、严肃的、能够贴近时代脉搏的，还是为数不多。在各种各样的刊物纷纷 扬扬破土而出的情况之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些严肃的有造诣的老作家挺身而出，创办几个真正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严肃的文学阵地和文学园地，我相信《中国文学》 会是这样一个阵地和园地。刚才绍棠提到《中国作家》，这是中国作协所属的作家出版社创办的一个刊物，完全是为了出版社出书的需要，为了能收到一些有分量的稿件。我刚才 看到《中国文学》创刊号的篇目，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中国作家》的创刊号正在编辑之中，我们肯定会向《中国文学》创刊号学习到很多东西。我相信，我们有志于社会主义文 学事业发展的刊物，一定能互相帮助和支持。我相信，中国作协所有的刊物，以及中国作协各个部门的同志，都会用最热情的态度，对待即将诞生的《中国文学》。我也相信，《 中国文学》肯定会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上成为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
李锐发言说，我跟丁玲同志住在一个楼，在延安《解放日报》时在一个窑洞办公，我以邻居的身份来开会。我是长期做实际工作的，今天我们中国面临着第三次腾飞，这主要是经 济方面物质方面的腾飞，在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从事精神生产的，我希望在座的作家们、精神劳动的生产者，都来关心经济，写经济的第三次腾飞。
以后《中国》的坎坷经历，让李锐对丁玲办刊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怀丁玲》中说：“我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决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 ……我对这件事是持观望态度的，认为与其办刊物，还不如利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①萧军最后一个发言，他戴了一顶维吾尔族小帽，遮盖住苍苍白发。刘绍棠点到“老作家萧军”时，他说：“如果说我是青年作家我就讲话，说我是老作家我就不讲。”刘绍棠就说 ：“下面请青年作家萧军同志讲话。”萧军的发言也很风趣：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应该讲几句吉利话，我这个人不大会讲吉利话。我的笔是封了，嘴还没封，封起来就没法吃饭了 。商家总有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门匾，我祝《中国文学》万事亨通。这是第一句吉利话。第二句，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商铺门前都贴对联，上联是“交以道结以礼一团和气”，下 联是“近者悦远者来四海春风”。我希望《中国文学》也用这种精神来接待青年作家。
9。 丁玲献给创刊号《一代天骄》
1984年10月25日上午，丁玲应邀去北京国际俱乐部二楼，出席团中央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的作家与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她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以及李源潮等 坐在一张小圆桌旁，他们聊起来。胡锦涛说，五十年代就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喜欢，希望能够读到丁玲同志的新作，更希望能为青年人写点什么。
第二天，丁玲就给胡锦涛、李源潮寄去几本近作，过了两天，收到胡锦涛的来信。
丁玲同志：感谢您对青年一代及青年工作的关心，还要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书。特别是《桑干河上》，三十年前曾深深吸引了我，我相信今日重读它仍会使我感奋，使我激动。
您是我们的老前辈，广大青年是爱您、崇敬您的。希望您也能在百忙中常想到青年，抽空为青年谈点什么，写点什么，那也将是对我们工作的帮助和支持。
信不长，但透射出对老作家的尊敬，并且从青年团的角度，对丁玲提出“常想到青年，抽空为青年谈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期望。这是丁玲与胡锦涛唯一的交往，不久，胡锦涛就 去贵州担任省委书记。
一周后，丁玲看了《中国文学》第一期目录，感觉缺少改革题材的力作，时代气息不浓，她想起胡锦涛的那封信，想，不如我就来当一个吹鼓手，写一个改革的青年人物吧！11月3 日，陈明给团中央宣传部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们推荐一个青年改革人物。对方答复说同北京团市委商量一下，请他们物色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冯夏熊领着北京团市委副 书记张虹海来了，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与黄蓓佳等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