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细心地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3）
刘燿（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也说，梁思永“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２８页。
上述评价并非过誉，但１９４９年后，也有人借机作文章，厚此薄彼，打压去了台湾的李济等人。张光直曾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指出，１９２８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１９３１年春，因战争即将爆发，河南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小屯）收工后，交通中断，坐站车脱离安阳情形。（李光谟提供）
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张光直：《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９期。。那时人们的认识也许有被意识形态涂抹过的痕迹。
梁思永后来得了肋膜炎，离开了后冈工地，担任助手的助理研究员刘燿也转往浚县辛村，后冈发掘便陷入停顿。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李济组织后冈复工，调回刘燿、尹焕章、石璋如等人。年底，刘燿在后冈东区发现了殷代墓葬，出土一个前所未见的铜В衷诤蟾晕髑⑾忠桓瞿媳倍赖摹爸凶中汀贝竽埂４耸保⊥偷姆⒕蚬ぷ魉湓莞娼崾蟾缘姆⑾秩次薹ㄍ９ぃ鯛d家有要事先行离开，工作只好交给留守的队员石璋如等。据石璋如回忆：正值天寒地冻，墓葬约有地下七八公尺深，下到工作坑的积雪融化成水再结成一般的工具无法打破的厚冰，增添工作困难，我们只好燃起柴火烤火。先将厚冰逐渐变成泥、再融成水的逐步进行。后来发现此墓早就被古人盗掘了。盗掘人从中间挖了个洞进入，斜形的墓壁并不宽阔，而得维持洞顶夯土，但是下头都被掏空了。我们仍然从夯土堆中发现了很多的人头骨，每一层夯土就有一个，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头骨。就此而知殷代筑夯土时习惯以人为牺牲，每筑一层夯土便举行祭祀仪式，砍一个人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７３—７４页。石璋如的这次经历，对“殉葬”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日后并未从事田野考古的郭沫若关于“奴隶制分期”的研究有微词，以为颇多穿凿附会。
二、 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
浚县辛村在河南省南部，离安阳约有七十里许，京汉铁路经过一个小站，站西约五里即为辛村。辛村属古卫国之地，三面皆山，淇水蜿蜒而来。淇水产淇鲫，肥嫩鲜美。比淇鲫更出名的是古物出土的新闻。辛村流水沟中，乡人常挖出铜器，以之易货颇以为幸。后来，一班古董商勾结当地驻军到辛村盗墓，乡人断了财路遂打官司。县政府教育局长稍明大义，呈报省政府，中研院也得知了消息。。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4）
１９３１年８月，郭宝钧给李济的信中谈到，“当局及学界人士对浚县古迹极注意，教育会议提议组织河南省名胜古迹保管研究会及县古迹保管委员会”所档：考６—１—１。。按与河南原定的办法，发掘范围仅限于安阳，考古机构的名称也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李济向刘峙写信，“提议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并发掘浚县殷陵”，一切条件可参照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所档：考３—１—１、３。。刘峙回信赞同。１９３２年２月，李济、董作宾去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商议，仿照山东的先例，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省政府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简称“河南古迹研究会”），双方各聘请四位委员，２月８日正式成立。李济任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主任。会后，河南古迹研究会组织去洛阳调查伊阙造像、北邙冢墓、金墉故城及太学遗址等。中原大地，总算纳入了中研院的学术版图。
４月１６日，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的发掘正式开始。石璋如回忆：“李先生曾把发掘殷墟的工作暂时停下，赶往浚县主持第一次发掘。这是在河南境内两处同时并进的考古工作。浚县是一处很好的考古区域，先后曾发掘四次，大赍店、刘庄是两个史前遗址，辛村是西周卫国的墓地。”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２—１４４页。李济对辛村、大赍店发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经常泡在工地上视察指导。
辛村墓葬，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大破坏，他们最初只打算做一般性的清理，结果却喜出望外。通常清理一个墓葬，费时一个半月，一直到１９３４年秋，清理了七个墓葬。那些墓葬宽约二丈，长约三丈，离地面约二三丈深，构制宏大，非常人所能经营。１９３３年春天，他们在清理一个墓葬时发现，墙壁上有嵌入的车轮，轮轴有玉器、铜器之类。墓葬的外周还有马坑，最多的埋有六十九副马骨和八副狗骨。墓葬中有车上的装饰，车轮、马勒、马鞍等。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以马殉葬的史迹。李济写道：古代匈奴酋长，生前骑用的马匹，死后即以殉葬，叶尼塞河流域也有这样的发现。这种以马殉葬的制度，并非偶然的事，彼此之间，必有连带的关系。……
关于那时的棺椁制度，我们也得了些材料。大概上古人未必都用棺，穷的人连席子也未必用，挖一洞埋了便算了。这些闳大的墓葬，棺椁都是很完备的。墓葬大多有墓道，有的南北两墓道，有的南首一墓道，最长的可至十余丈。墓底平地有一条长方坑，那是放置棺材的地方，殉葬的东西放在坑的四周围，棺的上面加了一层席，上面也是殉葬的东西，再加上一重土，上面又是殉葬的东西。有一墓葬中，发见了一副人骨，不知是不是殉葬的人。
这*处墓葬，大体相同，亦有小小的差异。有的没有墓道，有的墙壁直矗，有的墙壁斜落，上大下小，墙壁的筑法亦与殷墟相同。其中有一女人的墓葬，所殉葬的有玛瑙，有象牙雕刻，有一对雕刻极精致的象牙鸳鸯。还有一具四方小铜盒，许是调脂粉用的盒子。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１１页。辛村远离城镇，生活艰苦，平常在田野身心不空，一闲下来便觉无聊。春季发掘多在四五月份，不是春旱，就是多雨。当时发掘团住在刘庄的小四合院，两间屋子四个人四张行军床挤得满满的。下雨停工也不便出去，大家又没有足够的书可读，不是在屋内睡觉，就是说些翻来覆去的故事。石璋如写道：像马非百先生的床靠墙，墙上糊着旧报纸，他看完了墙上的旧报纸，天还是没放晴，他就揭下报纸读另外一面。另外管材料、照相的刘屿霞先生，就教我们测量、照相的技巧，教完测量、照相技巧后，因为他体格很健壮，就教我们拿大顶、蝎子爬。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页。李济一直与大家一起下田野，也住在工地上。１９３３年春，史语所南迁上海小万柳堂，其时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１９３３年，社会所奉蔡元培之意与史语所合并。两所性质不同，合并之前，傅斯年李济再三反对，合并之后不断呈告，两所于１９３４年迁回南京再行分开。傅斯年李济辞去社会所正副所长职。，所长傅斯年请假，李济代所长，工作无暇分身，但他的兴趣在田野，心思在工地，多次趁上海工作和南京督工的空当视察辛村。据石璋如回忆：李先生曾参与第一次辛村发掘，也看了先遣队在刘庄自行做的发掘。我们发现一个灶，呈手掌型，有四脚，也可以说是烧陶器的窑，器物可放在窑上，从下头烧火，烟往上头散出去，以前在西阴村没看过，他知道是以前没有的，就兴味盎然。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5）
１９３３年秋，河南省浚县辛村。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刘燿、郭宝钧坐马车赴辛村工作地。（李光谟提供）
另外有一个出了不少东西的汉墓，李先生看的时候，发掘工作已经停止，只待填坑，李先生看过后就认为汉墓的时间虽晚，但是内部文物完整，可以等到辛村工作结束之后再继续研究，不过我们当时只想找早期墓葬，觉得汉墓太晚而兴趣缺乏。李先生认为汉墓也应该发掘，先前的殷墟遗址未曾找到汉墓，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形式。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７—６９页。
浚县辛村、大赍店的出土物让考古队员大受鼓舞，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郭宝钧给小屯工地的兄弟们写信说：“已于十八日前来浚县，拟于廿五日前往彰德，此间出土鼎卣Ф刈鹁舯B等关系颇重要，但因匪劫，损失不少，哪一位愿来参观，极端欢迎。”所档：考４—３—３２。
三、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庄子·外物》中有一段讽刺儒生盗墓的小品：站在墓地上面的大儒喊道，东方亮了，活干得怎样？墓中的小儒说，裙子和袄子没脱，嘴里还有珠子。诗曰，青青的麦子，生长在山坡。活着不布施，死后含珠干什么？大儒吩咐小儒，扶着鬓角，压着面颊，用金椎子撬开下巴，慢慢分开颊骨，不要弄伤了它口中的珠子原文：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擪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可见，盗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不罕见。这桩古老的罪恶至少衍生了两千多年，到了李济主持科学考古发掘之时，他们与盗掘者已俨然一对生死冤家，尤其在“出货”的地方，彼此势如水火。李济写道：考古工作的大敌，就是一班专靠古董吃饭的古董商。他们规模很大，有数千万资本，在法国巴黎设了总机关；中国北方各省，每处有他们的分机关。他们专门勾结流氓土匪及绅士做盗坟的勾当；任何坚固宏大的坟墓，包你三天可以盗得干干净净。河南北部一带，有名的盗墓流氓，叫做郭小六；他和住浚县的军官勾结起来，开始到辛村去盗古墓。据村人说，郭小六所盗得的有数尺高的大鼎，有粗大的象牙雕刻，还有无数的宝物，先后售得数万元的重价。那些宝物始终秘而未见。他们挖坟的技术很高明，地面上只有数米突方的孔，直下二三丈，挖入坟中，整日整夜在里面工作。
辛村的民团保安队，本来也很顽强；只因郭小六勾结了军队，又穿了军衣，悬了手枪，不敢阻止。郭小六且威迫土人作工，不给工资，大家更是不平。乃由民团长往见驻军的长官，探知并无正式命令；土人乃连结起来，将郭小六等一群盗坟的赶逐出去，自己来动手挖掘。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页。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８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转呈孑公（蔡元培）电刘主席（刘峙），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