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在１９３６年本来请元任去数年或永久性教授……我就对元任说我们去信问问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一年避一避风头，等大家定点，消点气再回来。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１３—１１６页。赵家走得非常郁闷，杨步伟数落了李济诸多不是，如在史语所借不到路费，不主动参加饯行，不准同人到车站送行等等。在驶往美国的远洋船上，很多人认识赵元任。一天，人们要他30年代的赵元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唱《叫我如何不想他》，他唱了自己作曲的《过印度洋》。歌词中有“哪里是亚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的句子。唱完，一声不响回到舱里。
时值抗战，“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而把“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赵元任会不会心怀愧疚？要不要给国人一个交代？赵太太在《杂记赵家》中，把一切原因都归于李济，这或许偏于主观。举家出走，恐怕不会是一时半时的决定？透过几份档案，多少或能捕捉到当事者的心绪：
１９３８年７月，李济两次致信赵元任：“甚望兄能等孟真到后再走，此次兄请假出国想有若干重要事必须与其面商者，此决非弟所能代也。”“闻悉兄此次出国概不受饯，至感不安，近捡旧籍得殷墟古乐器图像数帧，或可供兄为夏刍士子讲中土音乐史之参考，敬希收入行箧。”７月２２日，赵元任回函：“承赐古乐器照相，谢谢；改到二十五动身。”所档：考１２—１—１、２、３。７月２７日，俞大綵傅斯年电李济：“拓东路房请续租，弟三十一号飞蓉，在蓉候机，上旬内可抵滇，乞告元任。”所档：考３１—１１—５９。此时，赵元任已举家离开昆明。
赵家出国，对中研院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有如一次地震，赵李两人的情感也遭受了一次“断裂”。他们是哈佛的老友，友谊还熏染着双方家庭：２０年代，李济在哈佛念书。赵元任带家同住哈佛，又有一位小千金如兰，于是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常聚之所。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哈佛的中国学生中李济之、陈岱孙、叶企孙、萧蘧、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得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每年一次中国学生会的时候，我们总去加入，如兰就由他们大家轮流地抱，其中李济之和钱端升两个人抱得最多。”赵家的孩子也格外亲李济，据李光谟说：赵家和一些朋友家的孩子，对李济和刘半农这两位分别从美国、法国归来的叔叔很感兴趣，习惯地用英文“达克特·李”和法文“麦歇·刘”叫他们。１９２５年，李济与赵元任同时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两家又同住在清华旧南院。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李济考察山西夏县西阴村返京，路上受寒，患斑疹伤寒，不几天就不省人事。起初，李家人相信民间单方，延误诊治，以至病危。杨步伟当机立断，叫车把李济送到协和医院救治。也许缘于那次救命之恩，杨步伟总好以李家的保护神自居。１９３６年，李权老人编修《钟祥县志》，请赵元任提供方言部分的内容。赵索性作了详细的方言记。后来，在他写成的语言学著作《湖北钟祥方言》中，反请李老伯担任钟祥城内的发音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4）
李济与赵元任都是学术巨匠，个性独特，卓立不群。加之赵夫人杨步伟个性强，异于常人。他们这种关系如同一个比喻，两堆篝火不能架得太近，否则彼此都燃烧得不充分。
二、 从昆明城到龙泉镇
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历史组研究人员劳榦、陈述给所长傅斯年写信报平安：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学生等及那廉君用煤油箱作书桌工作，亦堪适用。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定耳。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傅斯年开始考虑长久之计，他于１９３８年春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人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人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指西南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所档：考１２—８—１６。他的想法还没来不及实现，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昆明。
石璋如回忆：靛花巷位在云南大学隔壁，离北门很近，一跑出北门就是乡下了。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也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之后成群结队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机冒烟就溜了。……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２０１页。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镇因黑龙潭而得名，倚五老峰，有盘龙、金汁两河向南流入滇池。此时，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央地质调查所到瓦窑村，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中博院设竹园村，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一时间龙泉镇俨然一座学术城。
傅斯年领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原种竹笋的地，预备盖五间房子。李济因家眷较多，在傅宅的斜对门，房子盖得更大些。两家之间有条路，李济在路北，傅斯年在路南。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响应寺史语所驻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流寓西南（5）
董作宾、梁思永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董作宾爱写字，傅斯年曾题赠“平庐”，有人说是暗喻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梁思成、林徽因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石璋如拍摄的龙泉镇烧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来昆明的，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此时办喜事的还有另外两起：一起是全汉升的婚礼；一起是董同龢与联大的学生王守京女士在龙泉镇响应寺的梅树下举办的一个茶会，请了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当证婚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
龙头村地处城郊，手工艺制作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富集。瓦窑村有一个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的、卖玉器的、铸铜佛的、制金器和镶嵌的，比比皆是。梁思永、石璋如等兴致很高，他们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石璋如写道：李济先生因为兼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对手工业很有兴趣，便很赞成天工学社，也赞助我们的工作，说我们可以找社员，也资助我们的工作费，不过他不是社员。我们便在工作之余从事手工业调查。
棕皮营隔壁就是瓦窑村，瓦窑村就在史语所对面，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调查瓦窑村，测量瓦窑村的窑，天天去看他们和泥、烧窑，平常下班后就去看，星期天就用一天的时间看，也就是在自家门口，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工作。李先生则问起，除了瓦窑之外，昆明是否还有其他烧陶器的地方？四组有位华宁的临时工作人员，说华宁县还有烧窑的地方，建议我们去调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０４页。了解“天工开物”，可“通古今之变”。李济了解当下的制陶烧窑工艺，意在分析研究三千多年前殷墟的制陶工艺及其流变。他还从昆明郊外农田灌渠两边的木桩加固上发现，“其作法相似的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的遗迹：这些地下沟也是作网状形联结，并用木桩加固两壁。”龙泉镇盖临时住所，土建筑师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牺牲，最隆重的仪式是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李济写道：“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料，一般说来是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但对在华北搞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华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术所取代，但这些老方法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战争初期旅居云南的两年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这些古代遗留的资料，以提高我们对安阳发现的认识。”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０５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6）
流寓昆明，李济的心思还在殷墟。他在龙泉镇中博院办公室设立了简单实验室，他又开始案头的繁琐考证。石璋如回忆：他住在史语所附近的棕皮营，中央博物院则设在二里开外的竹园村的李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龙头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土主庙内，在那里有一间实验室，设置着一架极准确的比重天平，每天或隔一天去作比重实验的工作。他的方法是：（一） 先量陶片干燥时的重量。（二） 然后浸入蒸馏水内三十六小时。（三） 先用马尾缚住陶片在蒸馏水中称重量，次取出擦去其上的水痕，离开水再称一次。每块陶片要称三次，作出一个公式，求其比重。这工作我曾帮他作过，所以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把各种质地及颜色不同的陶片选出代表，一一加以实验，以求出各种陶片的吸水率。这个研究的结果，在所著《殷墟器物甲编》上辑第二章中，比重吸水率，有很清楚的说明。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５１页。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就请求中研院其他研究所协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史语所致函化学所：“敝所李主任济现因研究殷代陶釉问题商请地质调查所代为化验分析，兹请借给所需药品十四种。”同日，再致函工程研究所：“敝所李主任济为研究殷墟陶釉问题前曾承贵所惠允代为将釉刮下，兹派李光宇君送带釉陶片四块，乞接洽办理。”所档：昆２０—４、５。李济正是在中研院同人的协助下，才完成《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他根据化学分析结论证明：殷墟白陶原料的质地与现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