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 Christian Andersen）225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226，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 Schwob）227的《拟曲五章》228，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229，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230。对于《塾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231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232。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233。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蒉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蒉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徘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6）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234《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235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236。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237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238。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哤，殊不能闻”239，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240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
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下午八时下车，径自雇洋车到了绍兴县馆里来了”241。他给大哥带来途经上海时买的几种书，二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242，——大概彼此都有一破寂寥之感罢。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南头的一间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243。直到两年半后，迁往他们所购的八道湾住宅。
周作人虽然应蔡元培之邀而来，及至四月五日二人见面，却是“功课殊无着”244：“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的国文吧。”245——周作人未来之前，蔡元培即通过鲁迅“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246，而周氏也已有“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的答复。不过他还是来了。大约蔡元培只是有心请他来校任教，教什么并无确切安排；周作人则以为事情已经落实。“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247——“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248。蔡元培终于将周作人挽留下来，后者的人生“大转折”遂得以实现。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沈尹默则在此任教，他们都成为周作人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四月十六日，周作人开始在编纂处上班。共有两位编纂员：周作人负责英文；沈兼士负责日文，但当时在西山养病。——沈氏亦为章门弟子，以后对周作人的命运多少也有影响。
自此之后，即如周作人所说：“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249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有半年时间，他都在沉默之中。——五六月间，生了一场病，以为是腥红热，却是麻疹，后来鲁迅据此写了小说《弟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
这时“文学革命”已经发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鲁迅曾寄这杂志到绍兴，周作人的反应是“多可读”250。不过载有胡、陈上述文章者，大约来北京后才见到。“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251胡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和“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陈独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则是：“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252周作人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将放弃与鲁迅、许寿裳等自民报社听讲以来在语言方面一直坚持的复古立场。——如前所述，这一立场本有革命意味，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以后他说：“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253然而周作人完成自己的“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这年六月，他翻译俄国梭罗古勃（Федор Кузмич Сологуб）254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仍然使用古文——这也是将来补充进《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最后内容，是他以文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收笔之作。九月，翻译英国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255，正文采用白话，所作附记仍为古文。着手起草的欧洲文学史讲义也是古文。到了十一月，他为此前译的《古诗今译》作题记，才是“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题记经过鲁迅修改补充，说明鲁迅的立场也已转变；虽然他自己写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还要迟些。其实非但他们俩如此，《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以及继起响应的钱玄同的《致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都是文言。《新青年》至次年一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才宣布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
周作人完成这一转变如此缓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看来，问题也许并不像胡、陈所说那么简单——他针对《新青年》下的“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的考语，就流露出这个意思。这年七月，发生张勋复辟，周氏兄弟避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一周后才返寓。周作人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256所受“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就是：“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257于是也就不仅仅满足于“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了：“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