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有些乡亲，特别是长辈来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们写封回信，但只用他们的名义，李立三自己从不署名。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人家很容易通过我们来看共产党。如果根本不回信，他们会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对党的影响不好；但如果我署了名，说不定他们又会借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对党的影响更不好。”他还多次向李莎和孩子们打招呼，凡是家乡亲友，如果想通过他们找他办什么事，一概不要答应。他说：“国民党就爱讲私人关系，共产党就不兴这一套。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但接着，他又笑一笑说：“说共产党不讲私人关系，也不完全对，以前我们搞白区工作，有时候也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不过，我们只是利用私人关系为党做事情，决不利用党的关系去为私人做事情。”
1950年春的一天，李立三的妹妹和妹夫从醴陵老家来了，说他们那里要开始土地改革了，妹夫的成分高，可能要定为地主，而现在当地的领导，都是在哥哥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想让哥哥帮他们说句话，要给他留条生路，别把土地财物都分光。李立三听说后，马上对他们说：“你（妹夫）是什么成分，有什么问题，当地的政府和群众最清楚了。该怎么处理都有政策，你们这样跑到北京来找我是错误的，那是要加重处罚的，你们赶快回去。”就这样，第二天给他们买上车票让他们回醴陵了。当时孩子们觉得这事父亲做得太不尽情理了，就跟他说：“人家大老远的跑来找你，你又都认识当地的人，就帮他们说说呗。”李立三听后板起面孔，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行，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土改是党的政策，我只能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我要说了话，下面就可能不按政策去办了，那就糟了，搞不好，会影响党的声誉。”
这些事情，对孩子们都是活生生的教育，他们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都好好学习，成长为挺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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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叫她“李莎妈妈”
李莎和李立三的家庭很和谐，他们对待子女不光是只讲原则，而不讲感情。
李立三同前妻生的两男两女，李莎生的两女，李立三的弟媳生的一男，七个子女同李莎和李立三组成的这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长子李人纪，是李立三的第一位夫人林杏仙所生；次子李人俊，是李立三的第二位夫人李一纯所生；长女李竞、次女李力，三女谢志佩是李立三的第三位夫人李崇善所生；四女李英男、五女李雅兰是李莎所生；侄子毛毛是李立三的弟媳所生。李莎对这些子女都如同己出，不分彼此，不厚你薄他。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尊敬她。李立三的前妻留下的四个子女，都亲切地叫李莎“李莎妈妈”；李莎所生的两个女儿叫李莎“妈妈”；李立三的侄子叫李莎“李莎大妈”。
叫妈妈的女儿，叫大妈的侄子理所当然。叫“李莎妈妈”的子女，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不是李莎生的，其年龄相差也不太大。英男说：大哥比妈妈只小四岁，是第一个叫“妈妈”的人，当时不仅大哥难开口，就是妈妈也不好意思答应。大哥开口了，以后二哥、大姐、二姐随着也叫“妈妈”了。
子女们对李莎尊重，兄弟姐妹之间也都融洽。人纪称人俊弟弟，称李竞、李力、英男？、雅兰大妹、二妹、三妹、小妹；英男、雅兰称人纪、人俊、李竞、李力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兄妹之间十分和睦。
有人曾问李莎：你和子女们为什么相处得如此融洽？李莎说：我既然来到中国，是中国人的妻子，就应当做一个中国人所称道的“贤妻良母”。
李莎对李立三前妻所生的子女，还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这些孩子也是在苦难中长大成人的。他们都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李立三的身份，且又不在国内，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有的成了孤儿。解放以后，是党帮助把他们从四面八方找来的，他们能与李立三团聚很不容易。李莎说：“我作为立三的妻子，应当为他的孩子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基于这种认识，李莎十分高兴地把李立三的子女都接了回来，而且帮助李立三对孩子们进行思想教育，安排他们的学习，关照他们的生活。所以孩子们对李莎由衷地尊重，并亲切地称李莎“李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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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母找她要“海子”
婆母和李莎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李莎对婆母像母亲一样地孝敬。婆母生长在中国的湖南，李莎成长在苏联的莫斯科，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李莎完全根据婆母的要求，安排她的吃喝穿戴，使她过得舒心、舒服。婆母常对人夸奖：“李莎是个好媳妇。”李莎和婆母不仅生活得融洽，而且在思想上也常有交流。但是一个说湖南方言，一个说俄语，沟通很不方便，因此，常常闹出笑话。上世纪50年代在家属中流传的婆母找李莎要“海子”的故事，就是李莎因为听不懂湖南方言闹出来的笑话。
一天，婆母向李莎要“海子”，李莎以为她要找孩子，马上就把英男、雅兰叫来，领到婆母眼前。但她摇头，表示不要。李莎以为，婆母不是要孙女，而是要孙子。于是赶快把毛毛（李立三的侄子）叫了过来。老太太仍然摇头，一边着急地说“海子”，一边指着自己的脚。这样一家人才明白，她是要鞋子。这个故事成了这个和睦家庭的笑谈。
李莎和婆母一起生活多年，直到婆母过世。虽然李莎工作很忙，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她常说：“母亲养育了我，婆母养育了立三，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如今，她们老了，我对婆母应当和母亲一样地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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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又无怨
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小事”，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大节。李莎在家里家外，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不论大事小情，她都能严以律己。一些所谓的“小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她的品德。
有报刊载：1949年11月20日，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实行了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武装斗争和正确的城市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这是李立三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宣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三###宝”。
当时，由于苏联国内从来没有宣传过中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经验，使苏联代表感到突然；又由于苏联大国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苏联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不接受中国的“三###宝”，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同意中国工会报告中所持的观点，使会议发生了分歧，陷入僵持状态。李立三依据中央指示，派李莎去做苏联代表团的说服和协调工作，才使会议统一了认识。
这是一件具体的事，却是一件重大的事。因此，事后在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李莎的女儿李英男询问李莎，是如何做苏联代表团工作的？
出乎意料，李莎的回答是：是谁写的报道，我不知道，是他搞错了。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亚澳工会会议，我没有参加，所以也没有做过苏联代表团的工作。如果有此事，可能是林利做的。因为她是翻译，她参加了那次会议。
明确而肯定的答复，使这位工作人员有些失望，但这也给了人们新的启示。这就是李莎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自己的决不贪功、据为己有。
又有报刊载：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祖国的领土遭到了法西斯的践踏，李莎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然而，由于她是一位外国人的妻子，而且她丈夫又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致使李莎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在一所普通中学当了法语教师。
事有凑巧，类似的事，中国也是如此。一次，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李英男闲聊时，提到了她的工作。工作人员说：“你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还有英语都很好，毕业后应该到外事部门工作。”英男说：“因为我妈妈是外国人，外事部门不可能吸收我去，我很喜欢将来做教师工作。”
苏联对一位外国人妻子的工作有限制，中国对一个妈妈是外国人的女孩工作也有限制。这种做法，虽然各国有各国的顾虑，但它有损于民族感情和公民的爱国热情。对此，李莎深有感触，但毫无怨言。她说：“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国效劳。”
李莎既不贪，又无怨，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家人、子女和周围人们的赞许。
困难时期李莎家有“三不准”
1960…1962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立三、李莎这个好吃西餐的中西合璧的“国际家庭”是如何度过的呢？
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厨师杜万山经常向李立三夫妇诉苦，他到特供点去采购食品，除规定的品种及数量以外，控制得越来越严，而规定的指标又是极其有限的。家里来往客人又多，经常是没有食品往餐桌上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61年春节期间，为了把节日食品准备得充足一些，除了按规定供应的以外，新来的秘书李思慎向当时李立三工作的单位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汇报以后，又从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弄到一点肉食来，把这次节日伙食搞得稍微好了一些，被李立三察觉了。他当即把秘书找来，问是怎么搞的。秘书只得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对秘书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对领导干部的供应已经有照顾了，已经够特殊了，如果再开后门搞特殊，影响就大了，这是不好的。今后再不能这样搞了。你刚来我这里工作，我没有给你交代清楚，这次不能完全怪你。
李立三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家里人的面，说：“记住，今后不管到哪里，也不论什么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以我的名义向人家要东西；不准打着我的旗号要人家办事情；任何时候都不准搞特殊。”李立三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深深映入李莎和孩子们的脑海，使他们终生难忘。
秘书苏纯古回家乡探亲，把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向李立三作了汇报后，还将带回来的几个“窝窝头”送给李立三。这“窝窝头”是用“代食品”做的。玉米面不足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用苞谷皮作成的人造淀粉，再加上一些烂白菜叶。人吃了很难消化，也容易导致大便不通，全身浮肿。李立三把这几个窝窝头，分发给全家成员及身边几个工作人员吃，而且他自己首先带头吃起来，让大家都能了解国家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他说：“什么叫特殊化？特殊化就是违反规定的东西。违反规定的东西我们都要反对。我们要保证绝对不搞特殊化。我们要革命，要团结六亿五千万人民克服困难，就必须坚决克服特殊化。”
李莎是家里的“内当家”，她处处要求按“三不准”办事。从此，即使生活上再有多么困难，李立三和李莎的家人、子女和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违反过这“三不准”。一次，安源老工人到北京来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老工人在见到刘少奇时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倒了好几间，破烂不堪了，国家应该出点钱给修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县委，县委马上准备给李立三家修房子。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李立三说，国家这么困难，哪能花钱修自家的房子！于是，他赶紧写信制止了这个工程。孩子们听了有点不大理解，李莎却说：“这就是你们的爸爸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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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陈伯达闷棍
1951年底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原本是生活会性质的。大家在一起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成员们畅所欲言，充满民主气氛。岂料，当时的所谓“理论权威”陈伯达不请自至，劈头盖脸的对总工会的工作全盘否定，批判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福利主义”错误。这个闷棍打得李立三和其他党组成员莫名其妙，不知所措。接着，又由李富春作了“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这使李立三等，有话不能说，有理不得诉。
一年之后，即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通知：批准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