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一愣神，却见那个军官抬起手来，对着巴尔斯的太阳穴就是一枪。巴尔斯的身体向后倒下。霍格不由得大声尖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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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逃亡者（5）
陈拉起霍格就往江边跑去。一个日本人大声叫了一声：“什么人？快出来！”
陈几乎是飞奔着向江边跑着，边跑边说：“跳江到对岸去！”
霍格尽了全力跟着他，虽然自己要比陈年轻很多，但是自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他。
日本人在他们的后面胡乱地开着枪。那个军官刚开始没有反应，只是远远地盯着他们，就在他们要跳入江里的那一刻，他的枪响了，霍格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他知道自己受伤了，但是哪儿受伤却一下子不能判定。
寒冷的江水上泛起一圈血，霍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向四下里看看，不一会儿，他看见陈的头上冒出了血，脖子上也全是血。陈呻吟着，然后身体开始往水下沉。
霍格赶紧游过去抓住了他的腰，不让水没过他的头。
隐隐地听见对面江岸上日本人的喊叫声，他们似乎还不死心，冲着江面又是一通横扫，霍格发现自己已经游出了他们的射程外，对岸的声音越来越远了。
这条号称中国第一大河的扬子江似乎宽得没有尽头，尽管自己是牛津船队的最优秀的选手，但是也好像游不完这条江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游过江的。陈已经昏迷过去，霍格拖着他，像拖一只越来越重的水袋，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也要昏倒过去了。他挣扎着，连滚带爬地往前走，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只是毫无目的地往前走。
脚下打着滑，再次摔倒在地上，他试图挣扎着起来，往前一看，眼前出现了一双士兵的皮靴，他只觉得一阵绝望，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序言（1）
200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拥挤的餐馆内，一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子站起来，哼唱他儿时学过的歌曲，在场的人静静地聆听着。
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
看看它们怎么跑，看看它们怎么跑，
它们跟着农妇跑，
农妇就用刀砍断它们的尾巴，
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
聂广涵今年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歌喉仍然像男高音一样洪亮，这让在场的人大为惊讶。一连几首英文儿歌后，他在一首斗志昂扬的歌曲中结束了表演：
伦敦的战火，伦敦的战火，
开火！开火！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从儿时起，就将这些歌曲深深地记在心中。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追忆那些教会他们唱这些英文儿歌的人。那是一名英国人，在抗日战争持续的20世纪40年代，那个人曾经既是学校的校长，又是他们的继父，他给予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不仅仅是生命。
这名英国男子名叫霍格乔治·艾尔文·霍格，在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中，他是中国大西北的传奇人物。在霍格的祖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然而，在1945年7月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些认识并接受过他帮助的中国百姓心中，他是永远被铭记和敬爱的人。
1984年，我第一次知道了霍格的故事。我当时是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在经过几天没有头绪的搜集稿件线索后，我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俱乐部喝点酒。在那里，我从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抱怨中得知他将飞往中国西北部偏远的山丹镇参加一座雕像的落成仪式，而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名英国人而建立。
那个时候的北京，可谓经历了太多。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征程。北京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了。马路上涌现的小轿车也开始和自行车争抢道路。北京国际机场迎来一批批外国商人。然而，中国人为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立像的事情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的确是真的。那年的8月，一些80多岁高龄的老人齐聚山丹，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贵宾也参加了当地一所学校及图书馆的翻修落成仪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破坏的坟墓前，摆满了鲜花和花圈，到场的来宾也做了精彩的发言。老人们潸然泪下。
从人们认识这名英国男子到他在1945年离开人世，那个偏远村镇的人民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霍格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工作的，随后成为了当地战争孤儿学校的校长，进而在中国成为了英雄。出席雕像落成仪式的那些高龄老人们就是霍格当年的“孩子”。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航班，没来得及到墓地参加落成仪式。由于工作，我不得不赶往香港。在去机场前，我只是就雕像落成仪式写了个简短的新闻，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不知名英国男子的尊敬。
回到伦敦后，我仔细查阅了霍格的事迹，发现他不仅仅是中国战争年代的一位校长、英雄。他撰写的书籍和报道的新闻都是中国1938年到1945年战争岁月的完全记录，他通过百姓——农民、教师、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村里的妇女和儿童——的眼睛写出了战争的残酷。
没有人逼迫霍格来到中国，一次巧合让他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来到了上海。随后的整整八年里，他战胜疾病、穿过枪林弹雨，转战于中国西部的平山大川。凭借着年轻、自信和勇气，除了乘坐破旧的卡车在冰天雪地的山间穿行和夜晚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外，他藐视所有的危险。
他定期发回的新闻报道和寄回家的书信记载了一名年轻人勇闯这个充满战争的国度的故事，从1937年到1945年的那段日子，一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丢掉了性命。他目睹了一次次的战争是如何蹂躏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在1937…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敌人极端残暴的行径下，半壁江山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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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霍格偶尔也会渴望回到牛津享受英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在中国工作的热情。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到祖国。
在为一家通讯社工作的时候，他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一本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书。这本书于1944年由纽约的小布朗出版社发行，第二年又被伦敦的戈兰茨出版社出版。虽然有些读者批评他在描写抗日战争的曲折时有些“稚嫩的笔触”，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畅销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国家。
这其实正是乔治·霍格的特征所在。他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在结束了牛津大学三年的学习后，已经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22岁男子。他从小接受教育就是要以积极的角度看待每个人，并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生活的整整八年，他所有的书信都充满积极乐观的色彩，相信人性的善良，并用种种事例证明他的观点。
他从来都是轻装上阵，穿梭在中国西北部，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但是无论是徒步、骑马还是搭乘破旧的卡车，他都带着他心爱的打字机。霍格从未停止过写作：书信、短文、新闻和特写。1941年，他参与了报道当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工作，这改变了他的命运。随后，他以“洋秘书”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运动。“洋”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有独特的含意，即任何外国的物品或者外国人都有“洋味儿”。这项工作还使得他在1942年成为了陕西省中北部一个名为双石铺镇的一所工业合作学校的校长。也正是在那里，霍格找到了他的真正使命。
当我在2007年来到中国，和霍格曾经的孩子以及他曾经深爱的女人聊天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在他担任校长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承受的一切。在北京和西安，有四名曾经接受过霍格父亲般慈爱的孩子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继父”和校长。当他们回首过去，就会发现曾经是多么的机缘巧合让这位英国男子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因为霍格在普通话中不太好发音，当年的孩子们都习惯称呼他为“何克”。聂广淳是霍格所有孩子里年龄最大的，我和他认识时，他已经79岁了。他这样对我说：“何克人很好。我们的学校历届校长都是中国人，他们会惩罚我们，可是何克从来不会。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却和我们成为了朋友，每件事他都和我们一起做。他喜欢唱歌，闲时他也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中国的解放歌曲，甚至传统歌曲。当我们一起翻山越岭的时候，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也许今后也不会了。”
霍格的工作和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诋毁。红卫兵破坏了他的坟墓，他曾经的学生也被迫辱骂这位他们曾经的校长。幸运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听到这个喜讯，在他被埋葬的山丹地区，人们满心欢喜，开始大力赞扬他的光辉事迹。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 霍格的生命并不在他安葬的偏远山村停止，而是永远延续在他拯救和保护过的孩子的心里。
聂广涵，我们团聚会上最棒的男高音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
这名赢得如此多热爱和尊敬的、在40年代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教书的英国男子到底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在毛泽东时代的起起伏伏中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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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1）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坐落在伦敦西端中心地带的汉诺威广场，这家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乔治的中间名为艾尔文，家里的人有时候会这么叫他。
乔治的家中共有6个孩子，由大到小分别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尔，这3个孩子年龄相仿。接下来是斯蒂芬、罗斯玛丽和乔治，家里人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树桩、树皮和鳕鱼”，他们3个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几岁。无论怎么样，这6个孩子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家里，他们有保姆；几个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男孩儿们去了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全家人会在德文郡的萨尔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则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又有些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三个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国国教1和帝国。可是霍格一家并不是忠实的国教教徒，整个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亲凯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尔·莱斯特的影响，穆里尔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帝国形式。她还因此在伦敦的霍洛维监狱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也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关押在特立尼达岛的监狱里。她是甘地的朋友，并组建了金斯利·霍尔传教团，这个组织现在作为一个社区中心仍存在于英国东部的中心地区。
穆里尔·莱斯特和她姐姐凯瑟琳的关系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小外甥。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平主义是左派的主要口号，而这一思想也在乔治的家里被宣扬和灌输。在乔治家里，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开心地说笑，但是母亲凯瑟琳也不会忘了引导全家人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每当穆里尔阿姨来访，就更是全家人讨论严肃问题的大好时机。
对于穆里尔和凯瑟琳来说，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看到的伦敦东部一些百姓的贫苦生活影响了她们的政治态度。这对姐妹，和另外一个姐姐多丽丝生于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东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顿。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造船业，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会的教徒。举家迁往洛夫顿是因为当地浓郁的新教氛围，还有一座建于1813年的浸信会教堂。在这样的氛围下，3个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礼。
铁路的建成通车为洛夫顿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移民，这里很快就因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称作“长虱子的洛夫顿”，当地居民认为这都是那些穷移民蜂拥而至的后果。
穆里尔年少时，偶尔会在乘火车从伦敦回家的路上穿过贫民窟。从她乘坐的头等舱的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褴褛、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