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受制于谭小培
现在的影星、歌星们，往往背后有“星妈”，或少数的“星爸”，为女儿们（没有为儿子的）料理事务。有的从旁辅助，有的操纵一切。
从前娱乐界没有影歌星，只有国剧演员，人皆称为“老板”。杨小楼就是“杨老板”，梅兰芳就是“梅老板”。民国十几年起，改称为“艺员”了，以示雅驯、尊敬。但这是文字上；口语还是称“老板”，甚至现在少数人还是这么称谓。演员们的业务，未成年的，或刚出道的，由师父安排，如唱什么戏？搭那个班？如何“谈公事”（讲酬劳）等。稍成点名的，就由“经励科”（即经纪人）给代办一切了，很少由家长代为料理业务的，即使父子都系演员，也是如此。
谭富英其人其事（7）
过去北方梨园界有两份父子兵，以“老老板”和“小老板”著称。一份儿是李永利、李万春父子，一份儿就是谭小培、谭富英父子。
李永利是名武净，年轻时享誉南方。生子李万春以后，逐渐减少登台，以课子（李万春、桐春），教授（蓝月春）为务。万春刚开始演戏时，当然由李永利为他操持一切。李万春成名很早，十五六岁就大红了，二十二岁起就自己挑班了。他为人精明强干，擅词令，会交际，从此“老老板”就逐渐减少管事，只管在后台说说戏。后来就连说戏都不管了，乐得自己当老封君享清福，一切都交由“小老板”自主了。
谭小培这个人，“控制欲”极强。北平老家庭的家规是尊重家长的，谭鑫培活着的时候，虽然谭富英是他儿子，却要听祖父的，所以学戏入富连成的决定，都是由老谭做主。老谭死后，谭富英已经入了富连成，因为有“关书”（即入学契约）的规定，谭富英的学戏、唱戏，生活起居，一切要听科班的，家长没有表示意见的余地，谭小培也没有机会过“管儿子”的瘾。前文谈过，谭富英刚一出科，谭小培便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辞班把孩子带回去了，并非为立刻唱戏赚钱，而是为了他要“行使家长权”。从谭富英出科第二天起，谭小培便把他儿子控制在手；经过搭班、挑班、娶妻、生子，直到谭小培死时他才撒手。谭富英在他父亲有生之日，一直都是“老老板”当家做主，这位红极一时的“小老板”，简直和假的一样；比起李万春那位“小老板”来，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那么，谭小培都管什么事呢？关于谭富英演戏的剧务、事务、财务，无一不由他管。私生活的饮食起居、结交朋友、出门应酬，无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笔者称他为“控制欲”极强，绝非过分。
先谈剧务：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所贴戏码，完全由他决定。民初以还，从梅兰芳编排新戏开始，风行景从，不但旦行，老生都开始排新戏了；就是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也都开始编新戏了。如果为适应潮流呢，谭富英也应该追随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之后编些新戏。但是编排新戏，要结交文人、墨客，外行朋友才行；那么一来，谭富英不是就要接受外人的意见了吗？这就侵犯了谭小培的控制权了，是绝对不许可的。所以谭小培决定谭富英的演戏路线，是只演老戏，不编新戏。
《龙凤阁》的产生，是接受外行朋友意见的。但一来那是老戏连演；二来李少春大敌当前，情势紧迫，而且经谭小培批准，谭富英才排这一出的，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那么《借东风》呢，这也是谭小培的主意，他为过过前孔明的瘾。其实班里有哈宝山，颇优为之，只有在“老老板”情绪不高时，才由哈唱前孔明，大多数都是由谭小培扮演的。在“借箭”前夕，孔明打算向鲁肃借两样东西，鲁肃的戏词儿是：“不用借，早给你预备下了。”孔明问：“什么？”鲁肃念：“寿衣、寿帽、大大的一口棺材……”一般演员念到此处，因为孔明与鲁肃私人没有什么关系，观众只是莞尔微笑，笑戏词儿而已。但是当谭家父子念到这一段儿的时候呢，观众就都笑出声儿来了；因为儿子给父亲预备这些东西，是应尽的责任哪！谭小培对这“寿衣、寿帽、棺材”的词儿，不以为忤；反而愿见儿子在台上公开表示孝心，引以为乐，真是变态心理。有一次他还加了一句词儿开搅，说“也是应该的”，惹得台下更大笑不止了，连谭富英也忍俊不住，于是谭小培大为得意。。 最好的txt下载网
谭富英其人其事（8）
如果唱到“打盖”为止呢，谭小培认为这样鲁肃、孔明并重，有点对不起儿子这第一主角，那么就带“借风”吧，让儿子也过过后孔明的瘾；这《借东风》的演出，便是在这种微妙心理之下产生的。谭小培还和谭富英在胜利公司灌了一张《草船借箭》的唱片，所以谭富英在演戏方面的表现，都是谭小培的导演。
既然唱老戏，谭富英是谭鑫培的孙子，当然要唱谭派本门的戏了。前文谈过，在谭富英刚进科班，头一次登台第二天，谭鑫培就去世了。等他出科以后，当时谭派的传人唯有余叔岩。余叔岩为人虽然稍嫌刚直孤介，不肯轻易传人，但是他深感师恩，认为谭富英嗓子、扮相都不错，倒很愿意把得自谭门的剧艺精髓，再传给谭家后人。但是站在谭小培的立场，他却不愿意谭富英从余叔岩深造，因为那就减低他的权威性了。他平常可以唬他儿子，“你爷爷当初是这么唱……”谭富英无从查证，只好盲从；其实，谭小培虽然见过谭鑫培的戏不少，但是只了解皮毛，真正谈到诀窍与俏头，他绝比不上余叔岩那种研究功夫的。
谭小培虽然不许儿子结交外行朋友，但是他却结交外行朋友的，好建立他替儿子当经理人的社会关系。谭富英出科不久，就有人建议：“可以请余叔岩给富英说一说戏呀，他是你们谭家门儿的徒弟，应该把你们老爷子的艺术传下来呀！”谭小培没有理由驳回这种正当合理的建议，就说：“我倒无所谓，你们去问问叔岩，看他意思怎么样吧！”这些与谭、余两家全熟的人士，就去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余叔岩是满口答应，极表欢迎。朋友带回佳音，谭富英是喜不自胜，谭小培却勉勉强强的，好像并不期望有此结果。只好择吉带富英到了余家，以后就让富英自己去了几次。
余叔岩这个人，对艺术极为认真，他学来的不易，所以他不肯轻易教人。但是他若教你，一定倾囊以授，而且丝毫不苟，一字一板，反复学习多少次；不经他满意，是不肯往下教，也不肯让你露的。他前妻是陈德霖之女（陈氏死后，续娶姚医生之女），陈少霖是他妻弟，小舅子来找他学戏，看在亲戚份上，当然义不容辞了。学了几出以后，到说《击鼓骂曹》，在曹操命张辽把祢衡“叉出帐去”，祢衡出帐的身段；和唱工上，三段〔二六〕起头的些微差别不同之处。陈少霖大概资质上稍为钝一点，余叔岩一连几天教了许多次，他都没能学好，余叔岩就情急不耐了。余太太在旁一看，别为学戏伤了郎舅的和气，就示意陈少霖回去歇两天再来学，而陈少霖也就吓得不敢再来，甚至以后就尽量躲着不敢和姐夫见面了。李少春的《战太平》，孟小冬的《搜孤救孤》与《洪羊洞》能传余派衣钵，一来是他们在拜余以前就有很好根底；二来都是聪明绝顶，老师一点就透，又能耐心学习，才能得其薪传。
谭富英从余叔岩学的第一出戏，好像是《宁武关》。先说头一场周遇吉上唱〔杏花天〕曲牌（这出戏是昆曲）“败北非因畏敌狂，虑萱堂依门凝望”的唱，和下马的身段，与周仆对白的念法、神气。大概谭富英因为处于谭小培的严厉管制之下，灵性已经打了点折扣；再加上有点怯阵的心理，就这一点儿玩艺儿，学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余叔岩认为满意的阶段。而余的脾气，是按部就班，这一点儿没学好，是不肯往下教的。谭小培除了头一天在礼貌上带着儿子去了一次余家，以后就是富英单独去了；因为余叔岩也不能当着他的面教他儿子，那他面子上也不好看。但是每天富英学戏回来，他必仔细盘问，没有两天，他就开始冷讽热嘲的，在谭富英面前烧火了：“放着角儿不当，天天像小学生似的去上学，这不是受罪吗？再一说，照这样的教法，一点小地方教几天还没完，这不是折腾人吗？算了吧！还是咱们爷儿俩研究研究！说什么都是咱们姓谭，他姓余，姓谭的怎么唱都是谭派！”
谭富英其人其事（9）
谭富英因为几天没有进步，由畏难而扫兴，也就没有学下去，而从此暗下了。假如谭小培是开朗的父亲，鼓励、安慰儿子继续努力；而余叔岩是循循善诱，有意报师门之恩的，以谭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条件，能从余叔岩尽得谭门真传，那以后的须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吗？不但马连良、杨宝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旧拜余，也要瞠乎其后了。可见得谭富英一生命运，都是由谭小培给左右了。
谭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戏了，外地戏院的约角人，不论天津、上海，就要挑他卖钱的戏来多演，好捞回大量的包戏，并且还要赚几文了，于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并且希望一演再演。《四郎探母》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出戏，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观众非常过瘾的。这是自古至今“戏保人”的一个热门戏码，不论谁唱，都容易卖满座；即使现在台湾，也还是如此。论谭富英的戏，最拿手的是《定军山》，而最卖钱的却是《四郎探母》，于是谭小培便在《四郎探母》这出戏上做文章了。
头牌演员在北平演出，一周只有两三次，只够维持开支，盈余有限；就指着跑外码头赚大钱，顶好一年能多出几次门最好。因为到外埠演唱，戏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双包银，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上海一演就是一个月，成绩好了还再续，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沪的戏院老板也不是傻瓜，当然要把你卖钱的戏码要出来，将本图利，好赚上一票。凑巧天津和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特别欣赏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于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两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谭小培就利用观众和戏院老板的心理弱点，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银；戏院老板们，只可点头答应。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戏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贴《探母》那天临时加价，而天津卫的哥儿们，加价也听，《探母》仍然满座，但却对谭富英的《探母》期望过切，而出过风波（详见后文）。后来中国大戏院就打全盘预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进去，而不临时加价，保持戏院的风格。上海因为一唱一个月，谭小培不能斤斤于《探母》加多少，但是总言明《探母》一个月至多几场。到了戏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数的时候，要给他加点“小包银”；请注意，这一期的“全数包银”也罢，一出的“小包银”也罢，全是交给“老老板”的，与“小老板”无涉，谭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戏而已。
过去的国剧演员，科班常有一天两工（即昼夜全有戏）的时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说谭富英在上海的戏院连唱一个月应该没问题。但是他一来身体素弱；二来他对这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唱戏生活，心理上也发生厌倦。因此，他在演唱一个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几天，再继续登台；谭小培和戏院当局，看在赚钱份上，都不愿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这种中途脱节，却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戏，不用说一个月，就是连续两个月，也没有中途休息的。于是为了迁就事实，只好变通，在谭富英休息那几天，在上海当地请个角儿客串几天，而在报上刊登启事：“谭艺员富英因调剂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请×××登台……”等等。这“调剂精神”，便是谭小培兴出来的，一时南北梨园界传为笑柄，大家都同情谭富英，而大骂谭小培。
谭富英其人其事（10）
国剧老艺人都有谦让美德，不唱同样戏码，不打对台。杨小楼对尚和玉，余叔岩对王凤卿，莫不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不必枚举。论理谭小培也是梨园世家，应该深谙此理；但是他挟子自重，专找同行（老生）打对台，小事不提，有两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应天津北洋戏院之约往演短期，春和大戏院也约谭富英前往，戏院竞争，无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谭门姑爷，是谭富英的姑丈，谭小培明知北洋约王在先，他却竟然答应春和之约了。其实谭小培如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