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意思非封既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跨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的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宝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像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腊。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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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疮疤揭不得（1）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你死我活，是至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他们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个疮疤揭不得（2）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创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它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创疤，这个创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呀，也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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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们的昨天（1）
一向令我们某些人向往的古巴，在领导换人之后，似乎要改革了。第一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使用手机，第二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可以住高级宾馆。这不意味着政府会出钱给老百姓买手机，也不意味着老百姓住宾馆，要由政府来买单，仅仅是说，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这样消费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消息，很有点历史性，不加点说明，年轻人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句流行的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我们可以说，古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昨天其实刚刚过去，在那个昨天，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涉外的场所，内宾不得入内，有宾馆，有商店，还有某些只对外宾开放的旅游点。那个时候，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叫外汇劵，跟人民币似的，元、角、分俱全，但必须有外汇，也就是美元、英镑、港币之类的货币，才能换到，有外汇劵，才能在那些我们这些内宾只有资格隔着门缝往里看上几眼的地方消费，如果有不识趣的，硬要讲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死理，那么多半会被请到你特别不乐意去的地方去，还要通知你的单位，回到单位，你就有吃不下的好果子吃了。解放前，中国人传说，在上海的外滩公园，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人闻此，都很愤愤。其实，即便这个牌子真的存在过，我们号称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更多看起来很高贵的地方，其中有些就是当年低等华人根本连门缝挨不上的所在，比如当年的六国饭店，牌子虽然没有了，但实质上，也不过把狗字去掉了，多数的华人依旧不得而入。
其实不止中国，当年苏联东欧国家也如此，只要国门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境内肯定会有只对外国人和境内某些特权人物开放的“特区”。奥威尔毕竟是活在西方世界的老外，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写出的《动物庄园》，也只是说，庄园里所有动物都平等，某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不知道这种庄园里其实还有另一面——某些外面来的动物也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当然，这个“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