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哈泼？李的友谊是卡波特社交生活里唯一安宁的部分。儿时他生活在阿拉巴马州的小镇上，哈泼？李是邻家女孩。他很象个女孩，她却象男孩，哈泼？李身材比卡波特高大，先是欺负他，后来又帮他揍欺负他的孩子。他们在一个圣诞节收到了一台打字机，一起写些只字片语。小说《冷血》采写的6年里，哈泼？李是卡波特的助手，他们共同讨论写作，也互相在自己的作品里给对方安排了角色。曾经有传言《杀死一只知更鸟》实为卡波特所写，卡波特也在小说得了普利策奖后有所暗示，因为他耿耿于怀从没拿过普利策。卡波特猝死后，哈泼？李从不接受采访，拒绝谈论旧友，她也再也没出版第二本小说。他们小时候共用的打字机再也不“酷”了，而变得烫手。
《冷血》出版后，卡波特在纽约广厦大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假面舞会（后来还有专著描述当时盛况），来宾包括肯尼迪的母亲、夫人、妹妹，亨利？福特二世夫妇、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卡波特应对自若，可从那时起已决定与这名利场告别。采访杀人犯佩里过程中，他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佩里也是父母离异，本性不见容于世，区别只是佩里是“特别的”，而卡波特是“天才”。他在怜悯死囚的同时也怜悯着自己，写出伟大作品，然后毁掉自己。之后卡波特将多年未完成的《祈祷得回报》片段发表在《Esquire》上，讲的是他那些豪门显要朋友的糗事。纽约的上流社会非常不满，认为里面充斥着污蔑和夸大，他们合力把卡波特踢出了名流圈。作家从此隐居，酗酒吸毒无度，还有讼案缠身，1984年因为酗酒过量去世，59岁。说不清楚卡波特是爱上流社会，还是恨它，有人说他的毁灭是潜意识的：他的母亲为了进入上流社会离婚嫁给古巴商人，把男朋友带回家，盗用公司财产，自杀。他要报复那个毁掉母亲的小圈子。
衰老这场屠杀
70多岁的菲利普？罗斯又出了新书：《普通人》（Everyman）。书的封套上有作家的照片，虽然老，但精神不错。这是好几十年来菲利普？罗斯第一次允许照片随书发行，据说是为了避免自传的误会。《普通人》是关于衰老和死亡的故事，主人公与作家一样都生于1933年，简短的小说开始于他的葬礼，然后回到9岁的疝气手术，34岁的阑尾穿孔，56岁的心脏搭桥，和逐渐频繁的住院治疗、血管重建、心脏起博器安装……期间健康的数十年被省略了，因为那不是重点。菲利普？罗斯说，我怕朋友们看了这书纷纷致电问候：我们没想到你病成这样儿了。
新小说的主角叫Everyman，取自15世纪的英国剧本《普通人的召唤》：“一个伟大的敌人，” Everyman呻吟着，“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位敌人是死神。任何一个在命运中手足无措的人人或多或少能从Everyman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个适中，友善，理性的人，承担着社会和家庭责任，是托尔斯泰在《伊凡之死》中大声地谴责的类型——“伊凡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凡的，因此也是最可怕的。” 相比于伊凡，现代的Everyman是一个“好男孩”，他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却选择了取悦父母，结婚生子，进入广告业以抚养家庭。最终他因为一个24岁的丹麦模特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这都使得他更加平凡。在被抛弃的孩子无法平息的怒火前，他为自己辩解：“我是成千上万个美国男人当中的一员。他们离婚，他们家庭破裂。但他们打过他的母亲吗？他们打过他的家人吗？”也许很难理解这个男人近乎牢骚的借口，在这出现代道德表演中，性仍然在同良心搏斗，但好消息来了，“衰老和疾病伺机而动”，最后身体不得不同那生气勃勃的主张断绝关系，在没来得及变坏，并享受变坏之前，Everyman被肉体挫败。道德也许是每个男人战斗的对象，但衰老不是，衰老就是场屠杀。
1995年离婚后，十年里菲利普？罗斯每一两年出一本书，笔下的主题包括——犹太家庭，性，美国理想，美国理想的背叛，政治狂热，身份认同……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男主角们虽然经历不同，履历却越来越像：都出生于1930年代的新泽西犹太家庭；都有个年纪小很多的兄弟（或儿子），他们之间有强烈的同胞竞争；都有过两次婚姻，第二次因为婚外情而终结；都是文学教授或畅销书作家。他们看上去都是菲利普？罗斯，都有一些漫画式的滑稽场面：男孩坚持反抗强加于他的生活，老男人坚持着他已经远去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一声对天堂的嚎叫和一场向青春作别的悲伤展示。
《普通人》里有一段，当Everyman打算在母亲的墓地呆一阵子时，他发现在此沉思多么愚蠢。在墓碑前，可以做太多事情，看上去仿佛死者又回来了：请求原谅，企求爱，穿上丧服，读墓碑上的字句，甚至当四处无人时的做更加疯狂的举动。但菲利普？罗斯警告说，你还是会一个人离开，就象你一个人来。所有的姿势都证明，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当天他什么话也没有对母亲说，因为没有人听。墓地也出现在之前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里。这是作家对患有癌症的父亲的死亡记录，当父子俩路经祖母的公寓时，更老的一个“指着她的房子，并不是在指她过去所住的地方，而是在指已经去世的她不再住的地方。她就葬在我母亲的墓边，而我父亲打算自己将来葬在另一边，那里才是她现在‘住’的地方。” 太多的东西提醒，死亡就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比亲人的老去更加深对它的理解，就在那一刻，自身也又向衰老迈进一步。再往前的《垂死的肉身》，《人性的污点》，菲利普？罗斯虽然还是“色欲老教授”的调调，但年轻姑娘在侧不过是对青春的幻想，有点像另一个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童爱》：花花公子阅尽女人后，选择了幼时的女友。不解问：“你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回答很干脆：“发现了自己。” 菲利普？罗斯甚至连这幻想也要击破：“不是说通过一个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你还能再一次焕发青春。你从未感到自己与青春的差异。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轻的无知，她年轻的所知，每时每刻都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种差异。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表明24岁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觉自己又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笨蛋。你绝对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的有限未来，你甚至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你的每一点体面都已丧失殆尽。”
1997年，索尔？贝娄尚在人世，诺曼？梅勒也还矍铄，菲利普？罗斯和前面两位一同推出了新小说：《真实》，《圣子的福音》，《美国牧歌》。《沙龙》一篇文章说，如果《波特诺的怨诉》（菲利普？罗斯1969年作品）现在出版，一定是部幽默小说，因为连女作家都会写在门后手淫了。这三个头发银白，没有子嗣的老家伙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们被年轻姑娘和五花八门的文学时尚抛弃，但他们就是不闭嘴。这三位都是犹太人，作品主题可以归类；而前两位比菲利普？罗斯还要大一轮，连带上另一个笔耕不辍的厄普代克，成为美国老一辈作家的主要分支：他们除了满足孩子气的炫耀欲望而搞点儿花样之外，毕其一生都在写啊写，揭露人性、衰老或死亡，以加深我们的悲哀。与不知生死藏起来的塞林格形成强烈对比。
与索尔？贝娄的友谊是菲利普？罗斯最公开的私事。贝娄去世后，他写的《重读索尔？贝娄》被反复引用：“贝娄这个移民的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贝娄是菲利普？罗斯的领路人，后者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就被领进了文学圈。但据说也有代价，菲利普？罗斯的学生女友苏珊？格拉丝曼后来成了贝娄的第二任妻子。菲利普？罗斯拿小说《捉刀人》将此事讥讽了一下，但他们的友谊并没受损，去世前的贝娄举荐菲利普？罗斯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其他私事却讳莫如深，他很少接受采访，难得对《纽约时报》谈论过作品人物与个人经历的关系：“过分关心是不是写实会让人错失小说的魅力。如同一个听故事的小孩，非要打断问：‘那是不是真的，爹地？’”
塞林格假借霍尔顿之口说，世界上有两种好作家，一种读完了作品之后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想，另一种却会让你特别想去见上一见。菲利普？罗斯属于后一种，除了他还活着，他小说里的似是而非让人有太多疑问：他离婚的原因是不是婚外情？是不是真有个24岁姑娘让他难忘？他的确为那些不显眼的人体器官开始变得显眼，最惹人注目的器官开始毫无用处而感到烦恼吗？光有猜测还不够，还要从他的小说里找出那句替自己说的话。2004年7月《译文》上登了《垂死的肉身》，随后一个中年人抄下：“一个男人如果不曾涉足性冒险，他一生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问题。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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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老头
曾经在纽约有个小型影展：“情妇与女神：诺曼？梅勒的电影”，老作家出现在其中一个鸡尾酒会上。他的卷发更加稀疏花白，穿着兰色灯心绒上衣和黑色裤子，拄着两根拐杖，一根是买菜大妈都会用的，下面有三个支腿非常稳固，另一根是男爵喜爱的带银色把手的那种。两根拐杖把他分成两部分。已经有记者探访过了，年迈的他住在纽约布鲁克林高地，四层的公寓没有电梯，他必须缓慢地爬上爬下。他能出现已经让全场非常雀跃，虽然他对自己拍的电影没有多少确切的记忆：“我只能用个比喻，一个仍在工作的老头就像驾乘旧货船的老船长，你们还在往船上扔货物，船长却不知道该不该靠岸，他只能靠本能航驶。”好象应了这比喻中的预料，很快报纸上出现了攻击的声音，他不辞辛劳参加社交活动和他的电影，都被形容为：“不计后果地虚张声势，自愿地向滑稽和失控献殷勤，当今也很少有艺术家能像他这么疯狂。”
随着年龄的增长，诺曼？梅勒和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慢慢被划归为一类，他们都活着，还在写作，是与销声匿迹的塞林格对立的小集体。可哪怕找出一个塞林格的反例，也非诺曼？梅勒莫属，从一开始他就比其他人更善于利用和享用大众传媒，喜爱追求作家以外的名声。1955年他写小说《鹿苑》的时候，成名作《裸者与死者》积攒的人气正在消退，他在新作里描述了一个离好莱坞不远的小镇“沙漠道尔”，虽然这是个“吞噬道德和无邪的地方”，可作家本人借此开始了与好莱坞的亲近。小说里有个漂亮、任性的女明星露露，正影射了当时健在的玛莉莲？梦露，借小说叙述者瑟吉厄斯之口，诺曼？梅勒表达了对梦露的强烈感情：“拥有如此漂亮的女子是足以自豪的，而更值得骄傲的是，我知道我在征服她的时候，有千百万人正在背后为我喝彩……他们只能在外面艳羡得全身颤栗，只能眼看着摆在办公桌上或草黄色的相框上的露露美人照而奉若神明、顶礼膜拜。”这个影射诺曼？梅勒从来不否认，他还特别喜欢公开宣称与玛莉莲？梦露的亲密关系。不过后来人们知道了，他跟梦露从来没见过面。
接着梅勒开始自己拍电影。小型影展播映了他在1968年自编自导的三部影片《律法之上》、《狂野90》和《梅德斯通》。最后一个最为完整。那年6月肯尼迪遇刺，诺曼？梅勒深信英雄的影响力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他开始拍这个没有剧本的《梅德斯通》，是个关于曾经的电影导演竞选总统的故事，主角名叫“梅勒”，由诺曼？梅勒亲自扮演，其他角色的安排也像对媒体示好：一个赞美他的《纽约》杂志记者扮演了一贯赞美他的《Esquire》的记者，他的一位前妻扮演他的传记作者。据说这个地下电影显示了梅勒超凡的演技：“他学会了阿力的韵律和节奏，卓别林的优雅和夸张，梦露的快速眨眼法。”电影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几十年后再看，也被当成梅勒自我宣传的证据。
按照人们的意料，电影尝试后的第二年他就参政了，竞选纽约市长。他对纽约的构想很宏伟——这个垂死的城市，人与人的冷漠是主要问题。他的宣言包括：不允许在曼哈顿区域内开车；提供免费公共自行车；每月有个甜蜜星期天，这天将没有嘈杂的交通，“除了鸟之外没有其他东西飞行”。这不像政客，倒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宣言。梅勒的宣传方法也是典型的作家风格：在报纸上用沉闷、充满双关的语言召集支持，通过作品《夜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