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凭借《七年之痒》、《热情似火》树立起性感女星形象，可阿瑟？米勒却教导她走艺术路线，她既不适应又缺乏自信，最后还服用镇静剂药物上瘾。1960年后，梦露日益消沉。她与别人发生婚外关系，经常与有权势的男人（总统？）约会。可阿瑟？米勒毫不在乎。梦露的传记里写：“他竟不责备她，这让她十分烦恼。”1960年，阿瑟？米勒为梦露写了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这是梦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演一个非性感尤物式的艺术角色。1961年电影上映，他们婚姻也终结了，19个月后，梦露死了。
阿瑟？米勒似乎是最理解梦露的人，他说：“如果现在还活着，她要么更加玩世不恭，要么更加远离自己所处的现实……实际上，她像是一名站在街角的诗人，试图向争着想拉下她衣服的人群朗诵诗句。”但他又把这段短暂的婚姻形容为“毁灭”。不管怎样，阿瑟？米勒总是不自觉的因为这段往事获得额外的名声。80年代百老汇舞台上至少有两部关于梦露的剧作，里面“阿瑟？米勒”都是重要角色。90年代，梦露身边的阿瑟？米勒还上了电视，到2000年，一部关于梦露的小说出版，“阿瑟？米勒”必不可少，但他已被简化为“那个剧作家”。但凡阿瑟？米勒的作品中有一丁点与这段婚姻生活的相似之处，就有人说他在借影射梦露增加声望。1964年以梦露为原形的剧作《堕落之后》自不必说，2004年阿瑟？米勒的最后一部剧作《完成画面》也被认为是影射梦露。剧种女主角是个情绪极不稳定沉溺于毒品无法投入表演的女演员。阿瑟？米勒再三强调这是虚构，依然无济于事。
阿瑟？米勒去世后，《纽约时报》在他的讣告里写出担忧：“说起《推销员之死》，恐怕人们脑子里出现的是玛丽莲？梦露。”实际上，剧作家去世一周后，许多新闻标题冠于阿瑟？米勒头上的头衔依然是“玛丽莲？梦露前夫、剧作家”。这对阿瑟？米勒来说，是无奈的事，就像《纽约时报》作家玛里琳？伯杰所说：“如果还有讲述他们婚姻密闻的戏剧，我依然乐于观看。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们相见时是怎样一见钟情的，他是怎么向她求婚的，他们在床上是否和谐……”图尼埃曾经说：“作家的名声与作品的名声常常并肩而行，但也可能互相遮掩。”对阿瑟？米勒来说，遮掩物是玛丽莲？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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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喜欢伯格曼（1）
“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花很久时间重建了更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亲手在石头上雕刻一只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又或许是个圣徒。不论我是信徒还是异端，我都会与全世界一起建造这座大教堂，因为我是个工匠，必须学着在石头上画出脸、四肢与身体。我从不在意现世与后代的评判，我的名字不会刻在任何一个地方，但一小部分‘我’会在这匿名的胜利中存活，不论我雕刻的是一只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还是个圣徒。”
——英格玛？伯格曼
多年以前，第一次读到上面这段话，并不知道是伯格曼说的，它来自一群学中文的年轻人。他们整天想着当天才，用伯格曼的这番话演绎自己的梦想，那是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他们正经历着青春期，怀着发疯的激情，期望把砖放在一个位置上。
差不多也是那个年头，快70岁的伯格曼出版了自传《魔术灯笼》。他像个孩子似的回忆10岁那年的一个旋转铁皮灯笼，“它由一个烟囱、一个汽油灯和永远不断重复的胶片组成，以后整整一年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我看着它制造着光影幻觉。”他还讲述了更早以前关于死亡的记忆：“我被迫坐在教堂里听着冗长的布道，但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喜欢从窗户里透进来的音乐和光。我曾经坐在乐器边的阁楼上，高高看着葬礼的整个过程，棺材，黑色的裹尸布，墓地，棺材缓缓沉到土里。我从没感到害怕，我迷上了这些景象。”不过更多时候，这个自传并不适合作为探求他电影主题的素材来源，他的作品老是批着哲学的外衣，自传更多的是家常琐碎，比如拒绝亲他还打他的妈妈，总是互殴的哥哥，受气包妹妹，以及父母将他卖到马戏团去的恶作剧。可这些家常话迅速俘虏了美国导演伍迪？爱伦的心，他在1988年的《纽约时报书评》上称它们为“天才的声音”，并受这回忆的感染，忍不住念起了第一次看伯格曼电影时的情景：“那时我十几岁，住在布鲁克林区，四处传言有个瑞典电影将在本地影院上映，里面会有全裸女人游泳。我很少半夜就等在路边好拔个头筹买电影票，但那个《和莫尼卡在一起的夏天》上映的早晨，一个红头发、戴黑框眼镜的男孩在电影院门口拼命推搡，好抢到更好的座位。”
这并不是伍迪？爱伦第一次公开向伯格曼示好。伍迪？爱伦曾把《第七封印》戏仿成个剧本《死神摊牌》，与伯格曼一本正经探讨生与死不同，伍迪？爱伦的死神是个来时从窗子跌入去时又被绊倒在楼道地毯上的毛头家伙，这并不是挑衅，倒像个撒娇。后来喜剧导演的几部不大成功的悲剧作品都在向伯格曼致敬，甚至在伯格曼隐居瑞典费罗岛后，伍迪？爱伦还跑去跟他一起住了一阵。表面看，他们的导演生涯也很像：都自己写剧本，都有点自传的性质，都是一把快手，每年至少完成一个片子，都有几个御用女演员和几段暧昧。伍迪？爱伦是公开的伯格曼的头号粉丝，在7月30日伯格曼去世那天，报纸上甚至出现了“伍迪？爱伦最爱的导演死了”这样的字样。
“伯格曼改变了电影是个体力活和技术工种的传统，他发展了探索人物内心的电影风格，他的影片永远搭建一个灵魂厮杀的战场。” 伍迪？爱伦这样解释推崇伯格曼的原因。梦想与现实，肉体与宗教，孤独与欲望，背叛与救赎，生与死……正是这种宏大、艰涩的主题使伯格曼的电影让人既敬畏又着迷。可能是神化了的“严肃的瑞典人”的特点，《大英百科全书》这么记录这个民族：“那些灵魂总是在倾听，一直被来自别出的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所吸引，那个‘别处’是随便哪里，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和宗教上的。”而他最高产的时候（1955…1980），又逢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统治的稳定时期，人们生活舒适，道德自由化却生出了对生命意义的质疑，自杀率特别高。伯格曼“在孤独和团结中感受着宁静和责任，又有不适和悔恨”。伯格曼像个解剖自己的外科医生，直面恐惧，剖析人性，也许，还打算寻找宽恕。那时候真是艺术电影的时代，欧洲电影或者瑞典电影的天下。1972年，有一影评人对伯格曼说：“我想，你身上肩负着责任，因为电影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你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作为最重要艺术形式中最重要的人，你的责任得多么重大！”现在谁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他们为什么喜欢伯格曼（2）
1966年伯格曼搬到了费罗岛上居住，那是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夏天短，春天来得也晚，每天早晨，海风吹着水气给岛挂起了一层灰色。1983年电影导演正式隐退，他在岛上半隐居起来，真正开始了活在过去。伯格曼好象一直很善于远离一些事情来保持庄重，好莱坞是一个，虽然他拿过三次奥斯卡，但从没进入过好莱坞，只拍过一部英语片（《接触》）；隐离“现代”是又一个。电影不再是最伟大的艺术，好莱钨打败了欧洲电影，技术纯熟的商业片淹没了艺术电影，他们轻易就能造一座凯旋门或金字塔，忘记了造出它们来不是为了静立在那里，而是为了动起来，咄咄逼人去。人们也撤回敏锐的目光，不再细致地斟酌和赞赏，一切只为娱乐，是啊，人要解放自己，何必非得去想像一些伟大而神秘的对象呢。隐退后伯格曼还参与了许多部电视电影的制作，他的作品依然被当成艺术，却是被供奉而不是被凝视的艺术。伯格曼好象并不乐得被忘记，2005年还为自己的电影改编舞台剧《折磨》配音，可他被技术制造的不动感情的文化，真人秀引发的后现代传媒，网络带来的过分容易的论说评判给淹没了，没人听到他的声音。面对浮躁的现代，或许他也要生出这样的感慨：咱们是老派的人，咱们的信仰是旧式的信仰，咱们奉的是过去的小神灵，说陈腐格言，渺小，黑暗，有点力量的神灵。
按现在的做法，一个名人死了，悼念是最好的使其再鲜活一把的机会，伯格曼也被拉进这个圈套。网上现在流传一个“伯格曼肥皂广告”视频，那是他在1951年瑞典电影业大罢工时拍来糊口的，为了宣传“微风”牌除臭香皂能让汗不臭，设置了剧情，由真人出演细菌，典型的特写镜头摇动切换，拍了9部在电影院播放的广告片。这个视频在每个地方点击率都高得吓人，好象电脑屏幕后面有一大堆志得意满的脸，仿佛参与完成了对大师的悼念。“伯格曼肥皂广告”被时下最流行的方式传播，却显得更加过时和遥远。也有无人喝彩的文艺青年的集体回忆，那是些与艺术电影的私人约会：有人看了《费罗1979》决定去看从没看过的书，面对从不了解的灵魂；有人在两星期内看了《假面》8次，企图辨别电影开头结尾的那个小男孩的脸；有人被《野草莓》棺材中尸体的脸给吓着了却从此爱上电影；有人看着伯格曼写出了小说《阿姆斯特丹》……80年代末期伯格曼在中国尚有余韵，他的名字成了光阴老了，记忆却犹新的记号，生命、青春、信仰、死亡……这些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共同填满了化学的发疯形式的时光。他们共同怀念的不是伯格曼，而是与他有关的那个过去，那时候有这么一个静谧的地方，置身其间，可以缄默，可以了解一些事情，与喋喋不休又矫揉造作的当下无关，与亢奋的轻率油滑无关，与信息饥渴和焦虑无关。范？海伦乐队曾经写过首歌向伯格曼致敬，那就是一曲时代错乱的吟唱：“现在我禁不住悲哀，第七封印已被毁坏；再也没有圣洁，也没有无暇；没有纯真，感知也不再。所以带我去那处女泉，洗去我所有的哀感。”只是那个像窗外噪音的“现在”声音越发响亮，撩拨得人探身观望，回响在房间里的伯格曼最终会被关掉。这是我与他们最后一次认识电影大师的机会。
那些70年代的毛头小子
也许是在一个空中荡漾着手风琴声的晚上，68岁的科波拉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那个16毫米放映机，为自己播放了1979年的作品《现代启示录》。那是让他穷困潦倒几近破产的电影，有着一个年轻人要独立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的决心和30年前的热情。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竟许久没有再欣赏它。就在放映机不停旋转，上校的飞机投下炸弹，瓦格纳的《女武神》响起，他怀着艺术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激动起来，可又隐约担心自己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了。他自始至终都在诧异，这位年轻人怎么会拍出这么好的影片，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可从某种角度说，他又懂得更多，现如今，他去了哪里？片子放完后，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会再拍出一部这样激动人心的电影的。”科波拉心中有说不出的惊慌，他知道自己的假期结束了。
要感谢他在美国纳帕溪谷1600多英亩的葡萄园，那里的赤霞珠葡萄掩藏在清晨的浓雾里，只接受正午阳光的照射，慢慢成熟。科波拉1995年买下这片园子，现在它已经是美国第12大葡萄园，拥有两家酒厂，两个饭馆，几家小酒店，还贩卖自制雪茄。当他抽着以他的祖父命名的“Carmine”雪茄在葡萄园溜达时，大概会忍不住想，奥森？韦尔斯在晚年的时候也应该种葡萄酿酒，这位拍出《公民凯恩》的导演在1985年70岁去世前，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制度做着最后的抗争，他乞求每一分钱来完成未竟的事业，自贬身价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商业活动中，到了依旧一文不名。葡萄园却给晚年的科波拉带来每年近5亿美元的收益，他用这些钱投资了新电影《没有青春的青春期》。
电影是科波拉10年来的第一次回归，是个返老还童的故事。一70岁老教授一朝醒来被雷霹了一下，变成了35岁的样子，得以完成未完的事业，追求追不上的姑娘。电影深深打着独立电影的印记：改编自一个罗马尼亚小说，自筹资金，静悄悄地拍摄，启用了好几个罗马尼亚演员，没有一个大明星，终于完成的时候，像大部分独立电影一样先在电影节上露脸，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