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盲目。看着那些可笑的广告，我都惊呆了。他们太可怕，太没品位了。其中一幅还引用了各种电影评论家写在小报上的文章。”刘易斯对温氏兄弟说：“你们的宣传简直是狗屎，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我也许有些胖，可我并不傻。你难道比我更懂怎么做吗？”
“对，我比你懂。”刘易斯想起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在不久前的1979年针对派森《布莱恩的一生》发行时所做的宣传。为了试图通过拧着道德多数派的观点引发一场争议，刘易斯设计了一场派森·格雷厄姆·查普曼（Python Graham Chapman）的电视讲话节目，让他穿上保守整齐的西服，坐在一张身后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桌子前。查普曼说着类似下面的话：“我的美国人民，我来自道德多数。我要坚决抗议这部有伤风化的新影片《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毫无疑问，它是自《音乐之声》以来最淫荡、轻佻、低俗的电影。在这部影片还没有向我们大家传播、使我们成为一个堕落民族之前，必须予以禁止！”他站的位置可以露出一条粉红色的芭蕾舞短裙和黑色网眼袜。刘易斯对温氏兄弟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设法让别人查禁这部片子吧。”他回忆道，“鲍勃和哈维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不解的表情。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宣传。他们不懂小道消息、偏激、夸张、震撼这些玩意儿。在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写影评，就是做广告，买断版面。他们依然停留在音乐推销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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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温氏兄弟给刘易斯开了绿灯。他顶多希望有幸能够上几个小栏目，并没有指望唐纳德·威尔德蒙（Donald Wildmon）的CBTV（Coalition for Better Television），后者当时气势汹汹地反对有线电视网。这个设在纽约的激进的NBC分部拒绝做那个广告，他们援引1941年国会通过的禁止在广告中使用美国国旗的法规。刘易斯立刻打电话给“欢乐周末夜”（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组，这个节目虽然已经有些年份了，但仍维持着初期的成功。刘易斯请他们播出那个节目。他们后来把它放在“相约周末”栏目播出。据刘易斯回忆道：“我们获得了巨大成功！鲍勃和哈维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哈哈哈！’他们抓住了机会，也懂得如何宣传：‘马丁，我们准备在一家地方电视台花5000美元隆重推介它，而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可以在全国播放，这可值10万美元。”从来没有获得温氏兄弟完全信任的刘易斯忽然间做什么都对了。“哈维管我叫老三，”他说，“有点像第五个披头士成员。这部影片从那时起就已经赚了100万，而我是最初的推手。”
1982年5月21日，《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在纽约首映。据温氏兄弟后来在《好莱坞报道》刊登的一个广告说，这部影片总收入已经达到600万美元。大赦国际显然只拿到微不足道的一笔钱。刘易斯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影院从来没有赚过多少钱。大赦拿到了应该得到的每一笔钱了吗？我不知道。成本投资数额巨大，也许相当高，但是我们（大赦）不知道如何测算。我会觉得哈维和鲍勃无耻地从一个人权组织窃取了400万美元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我们，影院放映会对家庭录像和电视激发出更大的广告效应。大赦不乐意吗？我们在这部作品上的期望值很低，几乎为零。总之，大赦惊讶得无言以对。”
刘易斯心想自己应该变得聪明点，他紧紧握住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不放，想像等电影公映后卖个更好的价钱。哈维则急切地想得到这两个版权，而且拒不放弃，简直就像紧紧地黏在你身上一样。他不停地叫嚷：“你必须把这些版权卖给我。”
“我不会卖给你的。我想等电影公映后再说。”
“可是这些版权属于我……”
“那不是我们的协议。”
“我们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财力精力，我们是一个团队。”刘易斯继续说：“他不停地对我敲打以加深我的内疚感。最后，我完全被这种死缠硬磨击垮了。我觉得这简直就像一场我经历过的最高烈度的性行为，让我感到既恐怖又愉悦。我女朋友会杀了我的。”刘易斯挂断电话的时候，已经答应把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卖给哈维。
哈维和鲍勃从这部电影身上榨干了每一滴血，他们以《秘密警察的舞会》和《另一场舞会》为平台转挪腾移，反复利用、肢解原材料，像平地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那样，要求充分利用一头野牛的每个零部件，牛肉用来做食品，牛皮用来做衣服，牛角做什么都行。1983年，温氏兄弟显然拿到了《蒙蒂·派森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又译《巨蟒和圣杯》——中文版编者注）的影院播放权，这部电影已有###年的历史，他们把它跟已经放映的《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合成一本，在发行时宣称“经过派森化处理”，在赚到更多钱、填足了饥肠辘辘的录像胃口后，他们又利用两部《秘密警察的舞会》的剪余片，剪辑成一部90分钟的录像电影，取名为《秘密警察的隐私区》（The Secret Policemans Private Parts），然后卖给Media Home Entertainment。哈维和鲍勃甚至把《秘密警察》的馅饼再次切成两部电影（喜剧和音乐两块）：《秘密警察的私人舞会》和《秘密警察的摇滚乐》，卖给一家日本公司。跟大多数像温氏兄弟这样专捡被好公司扔掉的东西起家的发行商不同，哈维渴望获得知识分子和高雅阶层的尊重。在戛纳期间，他碰上了《埃伦迪拉》（Erendira，1983），这是一部由鲁伊·圭拉（Ruy Guerra）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短篇小说改编执导的巴西电影，他一下子就看中了。现任ICM代理、当时还在米拉麦克斯以每小时美元的薪水打杂、刚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小伙子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说：“在他们试图购买某部电影的同时，他们已把该片的家庭录像版权卖给了别人，同时也已经着手把它预售给电影院。把奶牛和奶都买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埃伦迪拉》由希腊著名女演员艾琳·派帕斯（Irene Papas）和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叫克劳迪娅·奥哈娜（Claudia Ohana）的新人主演。纽曼曾表示怀疑地问：“你怎么把它卖出去？”“这很容易！”哈维回答，“你搞到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而且里面还有性。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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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对美国向来直言不讳进行批评的左派作家，美国政府拒绝过他的入境签证。但是，他打算利用这点，他要制造一种美国国务院不许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往美国参加自己电影首映式的坏消息。纽曼说：“他打算不用花一分钱就达到发布信息的目的。”他还继续打派帕斯这张牌，他设法让《埃伦迪拉》参加纽约电影节，同时让奥哈娜上《花花公子》。当时被哈维请来参与那部影片工作的资深独立电影宣传员雷德·罗塞费尔特（Reid Rosefelt）说：“米拉麦克斯让奥哈娜袒胸露乳！我想，这次有些不同。他们寡廉鲜耻地出售着我在这个偏门电影市场上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
后来《埃伦迪拉》小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把性、争议和拥有马尔克斯出版许可的权威结合起来，成为米拉麦克斯渴望发行的那种电影范例，也成为他们很想操作的市场宣传模式。
当初，温氏兄弟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发行别人的影片。这两个为电影痴狂的年轻人像许多在独立电影发行的葡萄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一样，在做导演方面遭到过挫折。鲍勃幻想当一个编剧，他曾经在哈维的帮助下写过一个关于棒球比赛的剧本，名叫《大投掷》（Grand Slam），后来无疾而终。1980年，兄弟两个又屈尊加入约翰·卡朋特拍摄的由杰米·李·柯蒂斯（Jamie Lee Curtis）主演的万圣节系列剧中一部叫《燃烧》（The Burning）的恐怖片剧组，该片讲述一个夏令营辅导员用修草坪的大剪刀肢解放纵不羁的青少年的故事。影片由哈维负责制片，鲍勃担任编剧之一。
1970年代后期，哈维在布法罗北部加拿大的晶体海滩（Crystal Beach）买了一所可以离群索居的小屋，兄弟俩住在那里开始写电影剧本，指望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这部影片是约翰·休斯（John Hughes）式影片和音乐片的混合。随着剧情的发展，几个青少年继承下某个小镇上一幢破旧不堪、没有多少用处的屋子，后来改造成一个摇滚旅馆——变得越来越有自传色彩，大致以温氏兄弟在布法罗世纪影院的生活为背景。温氏兄弟的朋友们认为《见者有份》（Playing for Keeps）有种弗洛伊德式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意味，可以用来分析温氏兄弟令人困惑的情感发展之谜。
温氏兄弟谁也没有导过影片，所以先拍了一卷20分钟的胶片，带到戛纳，想借此筹集一笔钱。哈维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负责这部影片的音乐、同时被答应给一个制片名头的艾伦·布鲁尔（Alan Brewer）回忆道：“大家都说，凭他们那点有限的经验就想拍电影，简直是疯了。但是，正是这种经验的不足才促使他们去拍这部影片，尤其是哈维。‘你认为我疯了吗？看我的吧！’”哈维拍这部电影时仍然依据自己做电影配乐唱片的经验，他放话要荟萃布法罗提携起来的所有超级明星来出演。如果这部电影本身能一炮打响，那是没问题的，他说，录制成音像制品就会大赚一笔，更不要提后续的MV了。总部在伦敦的J&M电影公司买下他的音乐部分并答应出400万美元投资这部影片。
影片生产体制是一个导演与制片人、明星与前二者或者之一，以及大制片厂与上述所有要素互相平衡的系统。但是，也许是出于无知、偏执还是其他某种古怪的紊乱，温氏兄弟凭借他们有限的聪明，决定同时兼任导演和制片人。而且，更糟的是每个人既是制片又是导演。
那部叫《见者有份》的影片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尔克斯巴里附近的贝瑟尼一个农场拍摄的。温氏兄弟在洛杉矶做了全部情节串联图，所以，在理论上拍摄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他们只需要把那些点串联起来就可以了。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曾被制片主任聘来担任制片主管、现任奥特劳制片公司（Outlaw Producers）合伙人的杰夫·西尔弗（Jeff Silver）回忆道：“我经常管《见者有份》叫电影中的诺亚方舟，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双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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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这只双头兽也在成倍地吞噬着预算。财政问题显得极其严峻，甚至早在主体拍摄开始之前就存在了。西尔弗回忆道：“我是在拍摄开始前两个星期被招进剧组的，他们对我说，帮个忙吧，我们碰上麻烦了。他们让我检查拍摄过程中有关的责任人和问题所在。我在各个部门一一询问：‘你们怎么会超支这么严重？’大家往往会说：‘我们一会儿接到鲍勃的命令，一会儿又接到哈维的命令。’而哈维和鲍勃很多时候意见并不一致，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开支上妨碍整个剧组的运作，在这方面两个人配合得倒是完美无缺。他们一个劲儿地喊叫和抱怨开支问题，由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任何一致，他们才是开支膨胀的最大原因。我的结论是：‘是那两个孩子，兄弟俩，把这里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被招进剧组是充当一个侦探的角色，但我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我的客户本人。”
1984年9月中旬，剧组正式开机。双导演体制跟双头驴子一样稀罕，每当需要作决定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应该这样拍还是应该那样拍。“他们在管理问题上无休止的争论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开始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有时这种争执会持续15或20分钟。”西尔弗回忆道，“他们在片场永远如些。”他们意见不一致时——而总是如此——就得同时用两种方法来拍，试图把分歧留在剪辑室里再解决。
另一方面，温氏兄弟对演员也不闻不问，这些本来就很敏感的人需要多加关爱，尤其是那些经验不足、要价不高的年轻演员。（玛丽·沃德［Mary Ward］扮演那位“有趣情人”的角色，玛莉莎·托梅［Marisa Tomei］是第二次上戏。）她们对这种粗野的叫嚣和藐视不知所措，而这却是温氏兄弟导演武器宝库里唯一的技巧。据一位总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鲍勃在视频监视器后面一坐就是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