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的影片的看法。对有些人来说这简直既受宠若惊又很好玩，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整个过程常常犹如警方的审讯。你想糊弄他们是过不了关的，你如果说“是的，哈维，是的，鲍勃”，他们就会认为你愚蠢或者不值得信任，碰上这两种情形，都不会让你轻松。如果他们觉得你害怕说什么，就会一个劲儿地逼问再逼问，乃至威胁你，直到你吐出想法来，接着他们又会设法让你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就会说：“这个答案太愚蠢了。我可以做得比这更好。我既能胜任你的工作也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虽然大家以能说真话而感到自豪，但是温氏兄弟仍然是骇人地刻薄。原采购部主管马克·塔斯克说：“说‘是的，哈维，这个主意真棒’，要比说‘不’容易得多，所以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好好先生。”
当放映室的灯亮起来后，哈维会说：“大家觉得怎么样？”接下来全场沉默。“大家觉得怎么样？”某个胆子大点的员工说：“我挺喜欢。”哈维会进一步深究：“喜欢它什么？说具体点。”
“我就是喜欢——”
“说具体一点，告诉我，告诉我。”
“我喜欢结尾。”
“为什么喜欢结尾？你喜欢整个结尾？”他会无穷无尽地盘问下去。鲍勃对《性、谎言和录像带》尤其狂热，当他问“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有些人附和评论家的意见。鲍勃立即打断说：“不要对我说刚看过的东西，这部片子会赚多少钱？你认为片名怎么样？你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这个片名吗？”有人表示反对。鲍勃大声说：“你疯了？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片名，仅凭这个片名就能卖得很好。”从营销的角度看，只要片名中出现“性”这种字眼本身就意味着行情会不错。塔斯克接着说：“从那种意义上说，拿到这部影片简直就是找到了通向金钱的跳板。要想覆盖每个领域，必须尽可能主动一些。”
温氏兄弟俩都是出色的谈判高手。他们对于为什么而战以及如何从对方手中得到最需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哈维尤其擅长不断逼近、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确保自己掌握着跟核心决策人物相关的所有信息，要弄明白谁在跟他作对，以及如何摆平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负责购片和国际销售的戴维·林德（David Linde）说：“在这一行，人们什么狗屁话都说得出来，所以你要奉陪到底，你要亲自参与整个过程。如果米拉麦克斯要参加一场谈判，某个制片人在洛杉矶，那么你就得派人去洛杉矶，你要坐在他们面前，盯着他们的面孔，确信他们没有跟别人在谈判。你要弄到他们家的电话号码，要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直到拿到片子为止。如果温氏兄弟丢了某部影片，他们会气急败坏，有时还会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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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4）
拉里·埃斯蒂斯对哈维留下很深印象。他回忆道：“每个给我们打电话的人都说：‘我们看过这部电影了，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得给自己的人放映一下。’哈维从纽约打来电话说：‘我们明天能见一下吗？’第二天他就到洛杉矶了。”跟其他买家一样，哈维和他的随从到RCA/Columbia公司的会议室做了一次朝圣。他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做得彬彬有礼，衣冠楚楚，但对不准吸烟的规定却明显表示出不耐烦。“哈维准备了三份海报和一些广告，都放在透明封皮的文件夹里。”埃斯蒂斯回忆道，“他已经做好了营销工作。他们很负责任。”哈维告诉他和制片人博比·纽迈耶：“拿不到这部影片我是不会回纽约的。”他答应出比其他人最高报价还高10万美元的价钱。纽迈耶说：“那时，他们在发行商里排名第四或者第五。我感觉他们确实更渴望拿到这部影片。”
其他所有买家都诋毁米拉麦克斯，管哈维和鲍勃叫什么的都有，还暗示米拉麦克斯年底就会倒闭。南希·特南鲍姆回忆道：“埃斯蒂斯和纽迈耶考虑到他们的名声，显得似乎有些焦虑。我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找个代表来怎么样？’”她想到了艾拉·多伊奇曼。他跟哈维正好是两个极端。多伊奇曼风纪严整，在花钱方面相当保守，一切过失均按原则处理。他不会乱花一个子儿，除非他知道自己能够收回成本。他说：“大家对米拉麦克斯存有偏见，他们有重新剪辑影片的恶名，好像对影片的最终形样很清楚似的。导演对他们的这种粗野态度往往都敬而远之。他们的影片宣传也很不得体，误导观众。索德伯格尤其担心他们会因为片名而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哈维不能糟蹋了这部影片，反过来也不能走另一极端。”
纽迈耶和他的律师琳达·里奇特（Lina Lichter）决定揭露一下哈维虚张声势的做法，如果那算是虚张声势的话，以确认哈维想拿到这部影片的心情到底有多迫切。他们列了七个条件。埃斯蒂斯回忆道：“那些不切实际的条件中就有：‘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预付100万美元。’哈维回答：‘可以。’‘我们要求100万美元的广告费。’‘可以。’‘我们要求你聘用艾拉·多伊奇曼担任营销顾问，而且还得付工资。’‘可以。’我们说完单子上所列的全部条件，最后，当那家伙不停地说‘可以’又急不可耐地问‘那我们现在可以签协议了吗？’时，我说，我还得请示老板批准，不过——我们算成交了！”
但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一方还提出一些条件与米拉麦克斯作梗。特南鲍姆说：“埃斯蒂斯坚持要米拉麦克斯提前预付并且把钱打进一个第三方账户里，这样确保我们能拿到钱。我们还要他们保证影片必须原封不动，不能有任何额外的剪辑。”米拉麦克斯全同意了。埃斯蒂斯特别兴奋。“一部影片的影院和电视放映权卖出100万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录像版权，这种事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另外还附加100万美元的广告费，基本上仅影院部分的收入就达到200万美元。我们谈判过的独立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气魄大到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只想做成这笔买卖’，别的公司都在夸夸其谈。而且让我感到更放心的是还有艾拉过去约束他们。”温氏兄弟估计《性、谎言和录像带》会赚到500万至1000万。索德伯格感到很为难。“整个事情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回忆道，“我想，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大家都在议论：‘我的天！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什么让人心动了？’我想动心之处是温氏兄弟看到了做这部影片的窍门。”马克·利普斯基说：“也许他们出价确实高了些，但他们只能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把影片交给他们发行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相当放得开了，给导演们大笔预付金，而且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此外，温氏兄弟把竞争对手都给挤掉了。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其他竞价者都惊呆了。据新线公司的珍妮特·格里罗回忆：“听到哈维出100万，我想这也太荒唐了，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确认以后我感到很震惊，心想让他当冤大头去赔钱吧。他不是想毁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掌握了我们不知情的秘密。”
愤怒的艺术家 1989（5）
当然，最后看来米拉麦克斯确实掌握了一些新线和其他公司不知情的秘密。“他这样做简直太英明了，因为从此一切都改变了。”格里罗说，“我们都知道什么影片在市场走俏，我们会耐心地等候，请制片人的代理出去吃午饭，跟其他人一起去观摩影片，然后去喝咖啡——直到哈维出现。”他没什么客套。“哈维就是不情愿坐在教室后排，礼貌地举手等着点自己的名。”托尼·萨福德补充道，“在那之前，各个公司习惯于坐在办公桌前等着看他们的传真机上会出现什么。那种极其主动地寻找、猎取、协商合同的方式改变了这一行业的运作模式。”一天，在多伦多电影节的某一场影片观摩现场，马乔丽·斯库拉斯发现自己只能坐在地板上，因为整个剧场都挤满了人。她回忆道：“我环顾四周，哈维居然坐在我旁边。在地板上呐！汤姆·斯库拉斯是永远不会坐在地板上的。萨姆·高德温也不会坐在地板上的。他们甚至连等待排队都不会！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跟哈维和鲍勃的竞争会遇上麻烦。”
《丑闻》于1989年4月28日公映。丹·塔尔博特跟往常一样坚持要求全市只有在他上西区的林肯大厦独家放映数星期后再由其他影院放映。但是《丑闻》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迫使马蒂·蔡德曼打破塔尔博特的垄断，在曼哈顿的上西区、东区、格林尼治村放映了三场，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两倍。“我从《丑闻》意识到可以在一些高档次的商业影院放映这样的影片，而不仅仅是艺术片。”他说，“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发现所有影片的放映日期安排都写在一块黑板上。他们放映的影片并不多，在全国范围，每部影片都不超过10到15个拷贝，我们给《丑闻》安排了大约几百场放映活动，跟今天相比，这个数字听上去似乎不多，但是那时原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放映场次。”在马蒂·蔡德曼雄心勃勃的努力下，《丑闻》在美国赚了880万美元。
随着《丑闻》的名气不断上升，蔡德曼签了一个新的协议，即让他在洛杉矶开一家米拉麦克斯的办事处。他成为纽约办公室人人嫉妒的对象。据马克·利普斯基说：“谁也不愿意一成不变地跟哈维与鲍勃待在同一办公大楼里。他是第一个在自己与温氏兄弟之间开辟出一片新大陆的人。”
米拉麦克斯把自己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去。第56大街的公寓产生了裂缝，1980年代后期，米拉麦克斯搬到第48大街18E，新办公室位于麦迪逊和第5大道之间，这是一幢潮湿、阴暗的大楼。从第16层电梯走出后，右侧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个楼层，但同样显得很拥挤。他们甚至延伸到一个兔子窝般的小空间里。房间里装着冰凉的日光灯，吊顶的天花板，窗户很少，坑坑洼洼的墙壁看上去好像中了好几枪。这里比《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的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占据的空间大不了多少。地毯的某一处凸了起来，人在通向30英尺长、12英尺宽的走廊时偶尔会被绊一下。通道间挤满各种桌子。多伊奇曼都纳闷哈维怎么挤着他庞大的身躯，从这些东西旁边走过去来到他那位于遥远尽头的办公室。鲍勃和哈维的办公区挂满了生产进度表以及《燃烧》和《见者有份》的海报。埃德·格拉斯常常去这幢大楼里看牙医。“我经常去那里，要么去看我的牙医，要么去看哈维和鲍勃。”他回忆道，“我不知道哪件事更令人痛苦。两件事都让人不痛快。那种感觉就像被一辆10吨重、径直向前冲来的卡车反复碾压一样。”
有一次电梯坏了，哈维只好爬上楼梯。据一位员工说：“他大口地喘着气，我们以为他快要死了。”哈维属于A型血性格，经常失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同时还在减肥，再加上可怕的体重的拖累，已经出现冠心病的征兆。温氏兄弟古灵精怪的妈妈米丽娅姆还带上奶油干酪馅饼（rugulah）定期来看他们。据利普斯基说：“鲍勃经常冲她发火。他们经常让她等候，有时长达一个小时都不见兄弟俩出来，即使出现了也要压缩见面时间——‘时间到了。’他们经常这样说，‘把馅饼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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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娅姆是如此甜密，“你无法想像这两个家伙是怎么由她拉扯大的。”米拉麦克斯的一位前员工说。温氏兄弟与父母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据童年时代的朋友艾伦·布鲁尔说，米丽娅姆是一个严厉、好斗、进取心很强的犹太母亲。温氏兄弟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把儿子跟邻居家的小孩比较：“怎么戴维得了A而你没有呢？”或者，“噢，你没有时间做家庭作业吗？米格怎么有时间呢？”哈维常常管她叫“波特诺妈妈”。温氏兄弟是在一个由电工联合会盖的，紧挨着皇后学院，名叫Elechester小区的一栋大楼里长大的。布鲁尔第一次遇见哈维是在1964年皇家植物园（Kem Gardens）的坎贝尔218高中，在他看来，米丽娅姆那种无情的看护最终诱发哈维萌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布鲁尔在谈到1990年代后期梦工厂（Dream Works）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用一种诙谐的口吻说：“我看到她给他打电话时这样说：‘梦工厂的那些人算什么。他们怎么做得比你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难道更称职吗？如果多给你一些激励，你也能行。’所有这些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