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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4年也许是《疯狂店员》、《钓鱼去》、《打猴子》这种真正的独立电影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后一年。未来流行的将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这种影片，该片由格莱梅西公司（Grameicy Pictures）发行，总票房收入达5300万美元。瓦尚说：“现在无论如何是卖不出《钓鱼去》这种片子了。那是一部真正的低成本电影。人们对那种电影的期待已经发生改变。观众想看所谓的独立电影时，其实想看的是《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并不想看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东西，那种拍成黑白片、声音很难辨认出来的影片。”霍普补充说：“无论什么人立足于什么现实，你一旦让凯文·史密斯或者罗斯·特罗克这样的人迅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富有起来，你不可避免也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那是一部关于中彩券的影片的标题。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伙计，能把我们的影片放出来就不错了。’现在变成‘是赚大钱的时候了。去拿我们应得的那份吧’。”
曾经在佳线电影公司市场部担任头头的里兹·曼内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觉拍电影是出于某种不正当的理由。那时独立电影导演跟摇滚明星几乎是同义词。这些人把他们的名气寄希望于一部电影。他们已经不是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写的那样了，而是一群彻头彻尾的蠢货！戴着耳麦站在埃及影院前，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贝尔纳多·贝托鲁奇的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安东尼奥尼。这已经成为一种讽刺性的画面。”
电影节的成功抬高了杰夫·吉尔莫在圣丹斯的地位，在他和自己员工头上笼罩了一圈崇高的光环，其他部门则心生嫉妒和仇恨。另一方面，这位电影节的负责人把圣丹斯的其他部门视为吞噬着电影节带来的金钱的寄生虫。凯西·舒尔曼说：“参加人数规模相当庞大，而且每年都在飞速增长，我们增加了更多买特价票的人，大家都问：‘钱都上哪儿去了？’外面传言很多，都说钱流向经营不善的缺口了，比如度假胜地。”
电影节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困难重重的学院中变成一个绝对不可缺少而且又极其受欢迎的赢利中心。“1994年的电影节，按照从圣丹斯拿到更多融资和更大预算的标准衡量是一次转折点。”吉尔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制作精装目录，圣丹斯被描述成一个全国级机构，被业内人士认为在给独立电影提供代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他们不购买影片，也到电影节上来为年轻导演和演员的发展寻找门径。忽然间，前几年使主流电影工业与独立电影区别开来的界线大大模糊了。是经纪人们催生了这一现象。罗伯特·纽曼把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请到哥伦比亚。”吉尔莫特别欣赏这一点——独立电影和电影业之间壁垒的消失。市场因素虽依然充满风险，但却给了独立制片导演前所未有的机会把自己的电影卖成现金。如果他们的发行商米拉麦克斯和高德温能够推动他们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一方面，雷德福拒绝接管美国电影节时害怕的一切都出现了。独立制片导演不仅在竞争中互相坑害，而且，“这种竞争正在靠近好莱坞。”舒尔曼说。他们喜欢听到某人说什么影片最好。专门负责筹钱的加里·比尔却以跟舒尔曼所反对的同样的理由支持竞争。他的目标是发展圣丹斯，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在高喊着一个词：“打品牌。”糟糕的是，市场化正在吞噬电影节。质量被量化了——用美元衡量——圣丹斯也开始极力向金钱靠拢，几乎公园城的每个地方都高价卖给了竞标者——汽车公司、制片厂、杂志、葡萄园等等。你在主大街上走不了3英尺就会有人把一只装满品牌T恤衫、杯子、帽子或者一两张CD的袋子塞到你手中，事实上，除了圣丹斯本身，汗衫、风衣、帽子、滑雪服，一切都在一些专门的亭子里高价出售。前一年，在圣丹斯，第一次出现把公司的标志打在银幕上的情况。圣丹斯以前的节目统筹员洛里·史密斯（Lory Smith）说：“加里·比尔在吸引企业赞助电影节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现在已经请到了奔驰、波士（Hugo Boss）和白雪香槟（PiperHeidsieck）等支持独立电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要组织好电影节需要呕心沥血。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颁奖典礼必须容纳如此众多的赞助者和保险商，以致独立短片的导演都无处容身了，而其中一些人本想衣锦而归的。皮尔逊已经感到厌倦和失望，那一年电影节后已不再为影片做代理，这项工作也逐渐落到代理公司和律师手中去做了。第二年带着《公民鲁思》参加电影节的亚历山大·佩恩说：“你带着独立电影参加圣丹斯，其弦外之音无非是，接受我吧，我想做一个商业导演，我需要一个经纪人，我想去好莱坞。”宾厄姆·雷则描述得更为简洁：“它已经变成一家动物园，一个马戏团，一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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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8）
虽然圣丹斯的市场化转向对独立制片导演有好处，但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幸运。独立电影界的资深律师琳达·里奇特说：“最初，电影节还有一种支持政治或艺术意义上的反主流文明的另类观点，但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它基本上只关心如何获取成功了。在圣丹斯，成堆的电影即将失去贞操。孩子们在拍摄关于孩子的电影。除了个别例外，独立导演还没有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这里具有席卷一切的力量，导演们被吞没、咀嚼后再吐出来。”
如果说1994年的圣丹斯还处在刀口之上，还可以争论《钓鱼去》、《疯狂店员》、《打猴子》是否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或者新时代的开始，那么，昆汀·塔伦蒂诺的下一部影片将对所有这些发出挑战，并通过明确独立运动的发展方向重新改写游戏规则。
那一年，从未走出过美国大陆的昆汀·塔伦蒂诺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他带着《落水狗》参加各种电影节的巡回放映，在世界各地旅行。他回到洛杉矶后，就和罗杰·阿瓦里住在位于曼哈顿海滩的公寓。丹尼·德维托（Danny Devito）的泽西电影公司给了塔伦蒂诺100万美元用于策划新影片，还给他提供了一切必备的物质条件，他心里一直想着继续写他和阿瓦里因创作《真实的罗曼史》而没有完成的一部电影剧本。他对阿瓦里说：“那个创意太好了，不过——我想一个人把整个故事都写出来。”
“太好了！你写吧！”
“好吧，我能借用你已经写出的那些情节吗？”
“当然可以。”阿瓦里写的“喧嚣年代”讲述一个拳击手拒绝参加比赛，在回忆父亲的金表时引出一些黑帮分子的故事，这些素材构成塔伦蒂诺后来执导的那部影片的三分之一的内容。“最初决定写《低俗小说》时，我们明确将分开写几个部分，两人作为编剧同时出现在演职员表上。”阿瓦里说。泽西公司与马克·梅达沃伊（Mark Medavoy）负责的三星公司签了意向协议。三星公司对阿瓦里不感兴趣，当时这家制片厂打算抛弃他，塔伦蒂诺极力为自己的朋友争取机会。他还动用自己刚刚具备的某种分量；通过让自己担任该片的执行制片人，为阿瓦里的影片《杀死佐伊》（Killing Zoe，又译《亡命之徒》——中文版编者注）寻找资金支持。
塔伦蒂诺经过一场辛苦的世界之旅后已经精疲力竭，最后在阿姆斯特丹休整了3个月，接着开始创作剧本。当时跟他同在阿姆斯特丹的阿瓦里回忆：“我们又捡起‘喧嚣年代’重写了一遍，而我们各自写的内容几乎完全不相干。我们基本上把所有写出的东西编织在一起，然后把精彩场面抽出来，把稿纸铺在地板上串联起来。我有计算机，最后把它们整合成连续的情节。昆汀有三星公司的资助，而我糟蹋不起钱，还得养家糊口，最终决定还是不干了，准备去拍《杀死佐伊》。”
塔伦蒂诺继续写这个剧本：“我们本来可以用800万美元的成本为三星拍出《低俗小说》，他们不会在这部影片上赔钱的，但他们更喜欢让我写成可以启用明星的本子，这样他们可以拿出2500万美元来制作。我觉得他们并不真心想投拍，除非认为这部影片会赚1亿美元。”三星公司的人看着塔伦蒂诺，觉得很难办。塔伦蒂诺跟三星公司的主管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会谈，他们的反应十分冷淡。他回忆道：“他们一直强调剧本如何阴暗和恐怖，我说，还是直说吧，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太有趣？”
‘嗯，有些台词挺有趣的，不过——’
‘其实大多数情节都挺好玩的，伙计们，真的很好玩，相信我吧。’
‘嗯，昆汀，你说很好玩，可我看到一个家伙往胳膊上扎针，我觉得不会有人发笑的。’”据当时担任三星公司高级主管的里克·赫斯（Rick Hess）说，梅德沃伊觉得这个本子写得“太残暴了”。
塔伦蒂诺接着说：“最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看进去，没有理解意思却说：‘嗯，我们不想赔钱，我们不想因为接了他的第二部影片而成为傻瓜。’他们就这样放弃了。我心里早有准备，如果他们真同意了，我反而会请求他们不要拍这部影片。我会说：‘瞧，还是让我另谋出路，找别的地方去拍吧。我希望的是合作的愉快。’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你们马上说行还是不行，我们能不能及时拍出来拿到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他们想了想后说不行。”
美梦成真 1993—1994（9）
梅德沃伊决定转让《低俗小说》。剧本杀青前，塔伦蒂诺的制片人劳伦斯·本德把它交给哈维请来担任制片部主任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看。格拉德斯坦看了后交给自己的老板，当时哈维正要从洛杉矶乘飞机回纽约。剧本长达160页，哈维看了一眼说，这他妈的是什么？这哪儿是剧本，简直就是电话号码本。格拉德斯坦大声说：“求你了，看看吧，这是昆汀新写的本子。”
“好看吗？”
“好极了。”
“你觉得我们应该拍吗？”
“我认为应该。”
“我今晚得在飞机上看了？”
“你今晚就在飞机上看看。别人给我们的机会不多，而且还是一个赏赐呢，我们得好好加以利用。
三个小时后，哈维给格拉德斯坦打来电话。他已经读完前20页，他说：“噢，我的天呐，太精彩了，开头部分简直不可思议。一直都这么精彩吗？”
“一直这么精彩。”
“好吧，别离开办公室，我继续读。”45分钟后，他又打回电话说，“主角死了。”
“没错。”
“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哈维，接着看吧。”
“理查德，结尾好玩吗？”
“当然了。”
“噢，我的天！他东山再起了吗？我待会儿再给你回电话。”半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时大声惊呼，“他妈的，我们一定要拍这部片子。太不可思议了。把本子买下，我要拍。”
哈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如此之好。“温氏兄弟跟圈子里其他许多人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完全是用心来判断的。”塔伦蒂诺说，“哈维能够在飞机上读这个剧本，而且只读到一半，还没有看完就打来电话说：‘签协议，我们要了。’那种热情让人无话可说。”
跟《钢琴课》和《哭泣的游戏》相比，《低俗小说》的风险并不大。赫斯说：“大家都说，在第三幕戏里某个家伙就暴露出他那玩意儿的电影我不买，青少年们不津津乐道的电影我也不会买，让哈维和鲍勃去收购吧。《低俗小说》非同一般。它的叙事线索非常另类，完全是非线性的，但其中充斥着性、毒品、摇滚和暴力，而这正是所有大制片厂追逐的东西。”
为了只用大制片厂制作同类作品的零头资金拍出这部影片，哈维说服演员们减少薪酬。谁都知道独立电影是爱的奉献，他的态度是：我在从事上帝的工作，明星们应该多加节制，为提成而工作，并且共同分担风险，拿风险回报，就像他们替伍迪·艾伦和罗伯特·阿尔特曼做的那样。在公司卖给迪斯尼之前，不这样做他根本负担不起成本。卖了公司后，当米拉麦克斯显然不再真正独立而且能够负担得起高额要价时，维持独立的神话就变得尤为重要，成为一种躲避经纪人和工会检查的必不可少的盾牌。所以，正如史密斯所认为，购买《疯狂店员》这种影片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经纪人们尤其痛恨米拉麦克斯的这位共同总裁说服演员们削减薪酬。“哈维一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