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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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书话-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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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而且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30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35(1946)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                  (《上海故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她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说起厦门街99巷陈家好婆,更是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               (《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3)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
  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入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溜达,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那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
  (《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睡,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原先欢喜地出门
  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
  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么在回家的路上
  走过牯岭街——
  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
  无端地悲从心生
  黑发的脚步
  走成白发的蹒跚
  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地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去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50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士?狄恩主演《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做励志读物。
  附 录
  

冠礼——尔雅和隐地(1)
古代男子二十称弱冠之年,要行加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可见古时这项成年仪式是极隆重的。当隐地告诉我他的心肝宝贝“尔雅”今年竟然已达弱冠,我不禁矍然一惊,就好像久不见面的朋友劈头告诉你他的儿子已是大二生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小孩子没多久以前不是明明还在念国中吗?人对时间的流逝,心理上压根儿要抵制,所以时常发生错觉。“尔雅”创业书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当年畅销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晃,怎么可能,“尔雅”已经创立20年了。大概王鼎钧那本书名取得好,“尔雅”一登场就是一个碰头彩,一开放就开放到如今,仍旧是“尔雅”的畅销书。沾过出版一点边的人都知道,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一番多么坚苦卓绝而又劳命伤财的事业,能够撑上三五年已算高寿。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其实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幸存者,而许多当年响当当的出版招牌,随着时间洪流,早也就一一灰飞烟灭了。
  隐地与我同庚,都是在七七战火中出世的,可谓生于忧患,我们那一代的文化工作者还继承了一些“五四”浪漫余绪,对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怀有过分的热忱以及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开始是写文章,抒发己见,次则聚合三五文友,有志一同,创办仝仁杂志,后来大概觉得杂志格局大小,影响有限,干脆办起文学出版社来。我自己办过文学杂志,也开过文学出版社,当然最后钱赔光了,也就都关了门。可是隐地却撑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是亲眼看他如何开始投身出版事业的。
  这又得从头说起,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60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1967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度尼西亚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1970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冠礼——尔雅和隐地(2)
那年夏天我回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1967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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