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对他讽刺挖苦台湾一些乌烟瘴气的社会现象也会拍手称快，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总觉得这些并不是王祯和的上乘之作。最好的讽刺小说大多能够做到谑而不虐，《儒林外史》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钱钟书的《围城》又是另外一例，鲁迅把阿Q无论写得如何不堪，但我们仍觉得阿Q可喜可爱。王祯和可能太过深恶痛绝他小说里那些獐头鼠目的人物了，骂起他们来，下笔不免失于尖刻。王祯和还是描写他故乡花莲那些“小人物”时，最动情、最动心，也写得最动人，他把一腔的爱心都灌注在来春姨、阿登叔、万发、阿缎、老祖母身上了，即使不很可爱的秦贵福、阿乞伯、含笑，甚至是阿好和秦世昌，王祯和都能够待以哀矜。是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说家广大同情的胸怀。
花莲子弟王祯和，以他的文学天才，替他故乡写下了一部永恒的风土人物志。我相信以后研究王祯和作品的专书还会陆续出现，但高全之这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资料收集周全，范围涵盖甚广，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作为重要参考。
原载1996年1月《联合报》副刊
注 ①《在乡土上掘根》——远景五版代序，胡为美。《嫁妆一牛车》，洪范版，1993年，284页。
②《永恒的寻求》，《人生歌王》代序，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③同①，283页。
④同①，283页。
王祯和，台湾花莲人，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40年生，卒于1990年，得年50岁。著有《寂寞红》（晨钟，1970），《三春记》（晨钟，1975），《嫁妆一牛车》（洪范，1993），《从简爱出发》（洪范，1985），《美人图》（洪范，1982），《香格里拉》（洪范，1980）等书。
高全之，福建省长乐人，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求学。纽约州立大学布夫罗分校电脑科学硕士。著有《当代中国小说论评》（幼狮），后改由三民书局印行，书名改为《从张爱玲到林怀民》，及《王祯和的小说世界》（三民）。
高全之附注
关于白先勇《花莲风土人物志》
2008年7月台北尔雅《白先勇书话》收了白先勇为《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写的序文《花莲风土人物志》。《书话》第105页空白。编者隐地来信说那空白页预留给我，要我记录白先勇写《花莲》的事迹，《书话》再版时填补空页。
白先勇慎重其事，足足写了七八个月。出版社急了催问，我只好暂压校讫的书稿，企图减缓出书作业进度。
那拖延是值得的。这篇导论气度恢宏。除却对我个人的溢美，它感性回忆白王交往，析疏王祯和小说得失，兼评文化论述时尚，趁势表述与王祯和文学相关的两个议题：乡土与现代、方言与国语。
白先勇事后笑着对我说：这篇论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花莲》断言王祯和几篇出色的小说可以传世。我同意。几位顶尖的台湾小说家肯定与张爱玲、沈从文、鲁迅齐肩争辉。
白先勇前后为我两书赐序。当时都觉得必要，第一次是首航，第二次乃沉寂廿年后再现，读者或需引介才肯聆听我的声音。现在我深自体会为拙著寻求知音实属次要，重要的是两序都已成为研究白先勇文学理念的关键文献。厚颜求序，引出两篇白先勇的文论，大概才是那两书的文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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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人的自白——林幸谦《狂欢与破碎》（1）
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我们祖先的血液里似乎含有过多的“土性”。中国人对土地的执着，对故乡的依恋，使得中国人的个性中有一种几乎超稳定的保守固执、封闭自足的特征。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异国闯天下的冒险精神，毕竟只属于少数边陲沿海居民。但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因为政治、经济各种原因，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发生过一次，1949年国共政权转换又是一次。政治流亡只是一时的、突发性的，而明清以还，不绝如缕。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却总有一些不甘老死于贫瘠土地上的炎黄子孙，毅然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到海外去另谋生涯。南洋，便是他们当年的黄金梦土。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闽粤子弟，前仆后继，远赴南洋，胼手胝足，终于建造成今天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恢弘局面。这一厚册海外华裔披荆斩棘开拓南洋的史诗里，想必也蕴藏不少无名英雄可歌可泣血泪斑斑的垦荒伟迹。林幸谦的祖父，便是在20世纪初，由福建永春远渡到马来半岛的一位拓荒者。
林幸谦本人于1989年却从吉隆坡来到了台湾，进入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他在《溯河鱼的传统》这篇文章中，曾经极动情地描述了自然生物界一大奇迹：鲑鱼在海洋里成长后，竟然会在特定时刻，成群结队，溯河洄游，凭着它们天生异禀的嗅觉，不顾一切艰辛崎岖，逆流追溯回到它们生命开始的河流源头，产下鱼卵，庄严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轮回。溯河鱼甘冒生命危险寻找出生地的悲壮历程当然是林幸谦隐喻海外华裔对中华文化母体一往情深的孺慕及回归。此文成于1988年，未料到翌年林幸谦自己也投入了溯河寻根的行列。其实早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不少从马来西亚越洋过海漂移过来的文学种籽像李永平、王润华、淡莹，他们的作品在台湾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而后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林幸谦的散文，在台湾数度得奖，更证实了大马的一些华裔作家与台湾文坛延绵不断的血缘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华侨贡献不小，因有“革命之母”的尊称。海外华人，身居异国，种族歧视，政治压迫，感受必深。20世纪的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奋然崛起，对华侨的强力号召，可想而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华裔知识分子纷纷回归建设祖国。民族感情，对华侨而言，的确是一份强烈的亲和力。然而曾几何时，返归大陆的华侨便遭罹了“*”的重创巨灾。而当林幸谦来到台湾，却迟到一步，台湾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价值混淆时期，两岸开放了，台湾富有了，华侨的政治与经济的筹码也就相对减轻。王润华那一代带回大马淳朴的“台湾印象”，已经变成了一则遥远的神话。在90年代的台湾，从海外归来，怀着文化寻根热情的华侨子弟，恐怕不可避免会感到不同程度的幻灭。林幸谦的散文集《狂欢与破碎——边陲人生与颠覆书写》，多篇文章都在描写大马华人世代以来筚路褴褛、备尝艰辛的开拓史，他写到他的祖父如何深入丛林垦植出一片橡胶园，也写到外祖父如何丧生于乱枪之下。他对祖先们的艰苦事业满怀敬意，因此他下笔激动，热情洋溢。而当他写到海外华裔对中华文化母体那一份惓惓之情，情深处，所受到的创痛，又不禁哀怨俱生。林幸谦在这部散文集里，真挚地记载了华侨海外开拓史部分的辛酸与辉煌。 。。
边陲人的自白——林幸谦《狂欢与破碎》（2）
林幸谦终于识透了民族主义被利用为政治号召的虚妄，而把他的关注转回到人的本身。文集的第二辑：“神话重坠——赤道人生与狂欢墓园”中，林幸谦画下了几幅极动人的人像。他的时报得奖作《繁华的图腾》描写的是智障者的特殊世界。林幸谦哀矜他手足的不幸，用充满爱的笔触替他的大弟，以及所有的智障者，编织了一则牧歌式的童话，虽然这则童话蕴含着无限的悲悯。林幸谦的散文风格，沉郁悲切，激越凄楚。写到情真处，如狂风暴雨一发不能自已。家中有一位手足天生残障，已是人间悲剧，偏偏天地不仁，林幸谦的小弟竟也患有先天性的癫痫疾病。林幸谦的近著：《癫痫——反模拟的书写模式》，把他“歇斯底里”（林幸谦语）近乎痉挛的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林幸谦进入到他小弟——一位癫痫患者的内心，用第一人称将他那颠倒、狂乱、恐怖而又完全孤绝的处境，向上天控诉，向人间告解。这是林幸谦替他另一位残障弟弟书写的一封欲哭无泪的告白书。这两篇文章林幸谦写得用情最深，亦是全集的佳作。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地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
1995年 圣芭芭拉
附 注
《灿烂时光》作者凌性杰曾为林幸谦《叛徒的亡灵》写评，他说：
在现代诗中，这几乎是一项特技表演——以诗来记传，让自我与亡灵对话。林幸谦《叛徒的亡灵》收录的系列诗作，可说都是在为远逝的文士名人招魂，漫漫追索，哀哀悼念。大部分的诗作引用作家名句，以此开展诗意。林幸谦将他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款款诉说时代的精神表征。那语气似在自伤身世，也在为自己的文字创作大业找到一个绝美的名目。
于是我们看到林幸谦化身为沈从文、鲁迅、郁达夫、萧红、徐志摩……谈论家国政治、爱情与欲望，表述何其虚惘又实在的一生。林幸谦设身处地，写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伤痛，也写出了个人的寄托。他神游于“五四”，追寻新中国的气味之际，我想一定免不了将自我投射进去。所以每一个他人都是自己，在他人的酒杯中，直可照见自己的沉痛。
我向来喜欢林幸谦的散文与论述，文字华美、心思细腻，往往呈现出一种忧伤的姿态。他的诗也有同样倾向，而且常带有论述式的话语，试图说明他对人生的理解。例如写沈从文时提到“满眼是诗的年代/我实无所爱”，写张幼仪则是“失败不等于失去/失去不等于此生/我在成人的岁月中成长/观看大战后世界的变化之大/观看自己的生活之小”。
如果有一些人可以代表整个时代，林幸谦就是一个努力的塑像者。在这一系列作品里，凸显了人物的表情与心事，昨日仿佛重现。读到“我的哀悼充满时代的思念/一页客死异乡的悼文”，我好像终于明白，诗人的不快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时代的消失又是怎么一回事。
作家古远清在272期文讯杂志上评介林幸谦新出的诗集《叛徒的亡灵》，他说：
在香港，写诗有十多年之久的林幸谦，何以至今仍常写常新，诗泉喷涌？他多年来在海内外写的作品，何以不断获得掌声，受到资深作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多种流派争奇夺丽的香江诗坛，他何以用其*与彪悍的诗作，充分显示学院诗人强大的生命力？
林幸谦以他的《叛徒的亡灵》，向读者报告了他的“五四诗刻”，披露了他的创作生命力的泉源来自于中国“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该书共分九卷：沈从文图、鲁迅图、郁达夫图、萧红图、徐志摩图、林徽音与张幼仪图、张爱玲图、盘古图、女娲图。读者通过这九“图”，即可领略到这位“大马诗人”、“香港诗人”、“华文诗人”丰富多彩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归乡路线，这么多红尘血肉，这么多生死场外，这么多遗稿残卷，以及观音咒语、声色蝶舞乃至提琴叶片。这就无怪乎他以自己的独步之姿，不仅走进香港当代新诗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史，而且走进世界华文文学史了。
林幸谦，祖籍福建永春人，生于马来西亚，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旅居香江不觉十余年。曾获时报文学奖首奖及评审奖、花踪文学奖散文及新诗推荐奖、吴鲁芹散文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推荐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散文首奖等。
著有文学创作集《原诗》《诗体的仪式》《漂移国土》《狂欢与破碎》《叛徒的亡灵——我的五四诗刻》，及学术论著《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张爱玲论述》《生命情结的反思》等15种，另有编撰十余种。
秉烛夜游——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1）
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60年代整个中国台湾与大陆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大陆爆发的*固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使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摧毁，而台湾十年间从农业社会跨入工商社会，一种新的文化蜕变也在默默成形。同时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嬉皮反文化运动以及反越战政治运动，亦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世界的青年一代似乎都不约而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社会产生了怀疑、不满，进而摧枯拉朽投身破坏或建设的事业。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自然也遭受到这一股世界性文化震荡的冲击。当时台湾的文化根基薄弱，正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西方文艺思潮的入侵，正好给予在迷惘彷徨中的台湾知识青年，一种外来的刺激与启蒙，于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台湾展开。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的成立，创世纪、蓝星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