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终指标估计出，大约50个国家由于缺乏透明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他们从5个领域来评估每个国家：商业和政府*，法律系统的低效率，经济政策的消极面，财务以及政府治理中的不足以及规章制度中有害的方面。每个领域都有一个得分，同时也有一个总体的不透明排名。数字越大，国家的开放程度越低。在最近一次（2005年）的指数中，美国是全球五个最透明的国家之一。它的总分是21分，落后于得分最佳的英国（14分），另外还有芬兰，香港，以及慢慢赶上来的丹麦，它的总分是22分。在透明榜另一段的是尼日利亚，它是最不透明的国家，得分是60分。黎巴嫩稍好一些，还有印度尼西亚以及沙特*，它们的得分都是50分。中国的总分颇为公正，是48分。
库尔兹曼和同事认为：行贿、欺诈以及不可执行的合同，还有其他和不透明有关的冒险“代表了（全球）商业真正的成本”。在他们看来，比起让人色变的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这些频繁的小规模投机最终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些（和不透明相关的）投机干涉了贸易，增加了成本，减缓了增长，让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作者写道，”这也阻挡了很多投资者。“
在2004的一个报道中，佛罗里达对冲基金的投资主管马特·费什巴赫认为，“好的投资关系，关键都是透明——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查看和交流的能力。这对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都是一样的。”
在评估一个国家的新闻，尤其是关于透明的新闻时，记住它的不透明指数是很有用的。比如中国。尽管共产党政府仍在尝试控制国内以及中国与外国的信息流通，但中国正在走向更加伟大的由技术引导的开放。截止2008年，中国已经有2亿1000万互联网用户和4700万个博客。尽管中国政府一直不辞辛劳的管制互联网——比如对浏览谷歌网页的人有所限制——但公民还是在通过互联网揭发一些最为令人不安的，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久以来，徇私受贿的官员一直在为祸中国。2005年的不透明指数中，中国的*得分非常惊人：65分，这个得分足以让它列入正在研究的最*的十个国家，包括沙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位列榜首的黎巴嫩。但是，普通网民的集体力量摧毁了一些旷日持久的不良行为，比如花钱收买警察。比如说，河南和山西的一些煤矿以及砖窑发生绑架儿童，迫使其成为童工的事，中国的一些父母在网上抗议。2007年6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政府派出了超过4万5000名警察赶赴这一地区，救出了500多人，逮捕了超过150人。这些父母在网上发起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在家长选择互联网之前，一些人已经尝试和当地的官员联系寻找他们的孩子，一些人被阻。但正如一个家长告诉《华尔街日报》的，“我们找到了当地公安，但他们为了保护砖窑主不帮我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透明化（2）
中国新一代电脑知识分子的崛起并没有让所有的中国官员拥护“公开透明”。除了对博客的内容严加审核以外，很多事情都让美国官员议论纷纷。中国政府仍然试图掩盖其难堪的秘密，包括最近由于污染引发疾病，很多人英年早逝（每年75万）；还有，在猪身上发现了类艾波拉病毒的爆发。中国仍然严加控制国内的主流媒体，并密切监视国外媒体。除了网络压力，其他力量也使中国更加开放，尤其是中国十分希望能在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2010年的国际展览会上顺利地给西方人留下好印象。而西方人在铅污染玩具、爆炸轮胎、有毒牙膏、假冒伪劣的糖尿病测试条以及其他危险的中国输出品事件后，也需要更为透明化的中国。
但是，中国网民以及拥有可拍照手机的公民有十亿之多，其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这点即使对一个长期掌控信息的政府来说也一样。2007年4月，中国推出了公开政府信息的新规范。要求自2008年5月1日起，将有关土地使用、公共卫生调查以及其他官方活动的资料都在网上公开。公民第一次能够向政府部门索要信息，并在15天内得到答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威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正常经济运转，社会稳定”的信息，公民仍不得接近。
经典的中国式风格是，在4月颁布新规定之前，内容不能对外透露。但内部人士认为，新规定是（中国走向）开放道路上的一个真正的转变。香港大学的媒体专家在2007年3月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新法规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信息的臆断，它让公开信息成为常规而非特权。”
另外一个由数字技术推动透明化的大国是印度。根据不透明指数（2005年，印度在*一项上的得分是57分）公正地说，印度也是*的。它也在经历着由技术引导的深刻的由社会变革。2004年的《商业周刊》有一篇名为“数字村”的文章，报道了由于两千多万份土地记录的电脑化，对高科技的班加罗尔周边地区的农民的影响。过去，农民想要得到他们的契据只能通过村里的会计，农民们没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会计有时还会和大地主合谋，骗取他们的财产。现在，在播种时节，当农民需要契据的复印件来获得银行贷款或者其他供给时，他们可以到政府所属的电脑亭得到这些契据。甚至可以以30美分/份的价钱，打印出这些文件；而在旧制度下，则需要付给会计2美元到22美元不等的钱。
印度的互联网用户人数相对适中，2008年初预计6000万左右。但政府的高科技亭给农民上了难以磨灭的一课：数字技术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监督电脑化计划的印度官员解释道：“现在，有了平等的获取信息的渠道，社会地位低的人有了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同等的特权。”这种说法无疑是夸张的。但新的透明化已经给了村民们新的期待。《商业周刊》报道称，“他们开始梦想有自己的电脑，并让孩子去学习计算机。”简言之，村民知道了数字技术是一座梯子，他们可以借此爬出那口由贫穷、社会阶层和传统把他们推下去的井。
那些*型政府，虽然能够强行控制报纸和电视台，但控制飘渺的互联网就没那么容易了，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国家，获得上网，特别是登录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网站以及上博客的能力，更可谓一种解放。在这样的地方，博客等于一种数字抵抗运动。博客上一篇引人注目的日志能够吸引到上千名读者；每个读者再将它的观点告诉更多的人，很快，全世界都听到了这声啼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全球透明化（3）
比如，伊朗的500万网民中，大约有10万人是博客用户，其中还包括备受争议的博客领袖，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对伊朗博客写手施加的压力日新月异。曾经，对网络一窍不通的宗教权威忽略了博客写手，现在他们则有可能被拘捕。但鉴于国内的基本环境，他们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因为“政府希望自己看上去*化，”伊朗的博客写手侯赛因·德拉克斯汗在2005年6月告诉《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
据《民族》报称，在政治博客的帮助下，2005年的大选成为“伊朗有史以来……最开放和透明的（大选）”。大选前一篇叫做“伊朗博客写手”的文章，对伊朗的博客写手将如何重塑*共和国做出了推测：“尽管伊朗仍然是一个封闭社会，但在博客中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国家未来的激烈讨论。临近的大选即使能给伊朗人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也不会太多。但在博客的帮助下，社会能更开放，各种信息和想法得以空前的自由流动。”
2007年秋，缅甸的执政军政府对抗议者实行数字*的主要原因是出自对透明的恐惧。和过去的示威相比，八月开始于缅甸的反政府抗议是在网络空间和街头同时进行的。当上千名身着藏红色长袍的佛教徒聚集在首都仰光时，摄像机和手机照相机*下他们的图像，照片通过互联网传到了世界各地。一名日本摄影记者在拍照时被政府军队开枪射死，当他在街头垂死时，仍在继续拍照——类似这样的照片点燃了人们对抗议者的同情。《纽约时报》生动的记录了这场网络起义：赛斯·麦丹斯报道称，抗议者发邮件，写短信，写博客，在Facebook和维基百科上不断发帖子。几周后，他们向泰国和其他地方的网上同情者们发送这篇报道，借此避开了当地的官方机构。此外，麦丹斯写道，持异议者“使用互联网‘信鸽’——记者过去用来传送照片和报道的信使——卫星传输的方式将他们的资料交给了大使馆以及非政府组织。”
但是最后麦丹斯写“掌管缅甸的将军完全关闭了互联网。”也就是说他关闭了该国两个互联网供应商。和那些靠夺取相机来阻止图像传播的官方人员一样，他们中断了国际长途，以此来压制抗议者。泰国一家报道缅甸流亡的杂志编辑说，他认识的一位最可靠的缅甸内部激进分子，给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说，“我们不能到处走了……我们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被士兵抓到了——我们失败了。”
在麦丹斯的文章发表前，被恐惧包围的缅甸几乎没有传出任何抗议者的消息，一个国家如此不透明，以至于外部寻找透明的人员难以找到准确评估它的资料。纽约大学的教授米切尔·史蒂文斯曾说过一段话，讲的是在这个时代，技术赋予每个市民做记者的能力，在这样的新纪元里，真相最终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麦丹斯引用了他的话：“人们总有办法把信息找出来，政府必须一直和他们斗争……无法留下照片的事件越来越少；世界充满了泽普鲁德”（暗指亚伯拉罕·泽普鲁德，也就是那位在1963年拍摄下约翰·F·肯尼迪被刺事件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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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角色
因为博客有将秘密曝光的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迈克尔·康菲尔德将它描述成为“一半是法医的实验室一半是小客栈”。博客比较恰当的称呼是网络日志，他们是混杂了很多功能的奇怪的混血儿。近来最受欢迎的网络日志推动者是谷歌，著名的Blogger上有免费的服务，让用户创立自己的网站。谷歌在上解释：“博客是一个私人日志。一个每日讲坛。一个合作的空间。一个政治临时演说台。一个突发新闻的平台。一些链接的集合。你自己私密的想法。对世界的备忘录。”
简言之，博客是一个工具。网络时代反主流文化的缔造者之一斯图尔德·布兰德明白，当他选择这个短语作为最后一期“整个地球的目录”的副标题时，那些能“通往工具”的人，便得到了通往权力的路。博客空间著名的一个居民是企业博客。很多顶级执行官都以博客写手的身份出了名，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汽车教父罗伯特·鲁兹，他说自己是“在快车道的博客上开车”但最有效果的公司博客写手通常不是经理，而是职员：尽管薪水照收，但他们允许外人窥探公司内部的情况，并摆出一副“老子不怕公司“的巨人形象。《财富》杂志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博客无处不在，里面重点报道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博客写手，他是微软的员工，名叫罗伯特·斯考伯。斯考伯最著名的成就似乎是他缓解了人们对其雇主（微软）一贯的敌意，数字精英们经常将微软视为大撒旦。比尔·盖茨告诉《财富》，斯考伯及其他微软员工的博客提升了公司形象：”（博客内容）都是关于开放的，“盖茨说，”人们认为他们反映出了（微软）开放、交流、不惧怕自我批评的文化。“
从本质来说，博客挑战了等级制度，让外行或者非精英人士也能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谈话中。当他们的意见明智、或者仅仅与众不同的时候，将有助于组织——挑战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前提和假设，防止井底之蛙，提醒当权者他们无法封锁住所有有用的真理。博客背后的技术能够创造出一个索引，让人们相对容易地找到他们的观点和信息——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总要提防陷入一大堆千篇一律的资料中，（博客的）这一特点是真正的有益之处。
互联网先锋，IBM互联网技术前副总裁约翰·帕特里克，在2003年和《洞察》的首席信息官（CIO）玛西亚·斯特帕内克提到过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想法，是关于博客将如何辅助公司和其他组织的： “这是一个从底层激发出专业人才的方式——换言之，让那些想要分享擅于分享的人们，那些知道谁是专家，和专家交谈过，或者本身就是专家的人更全面的参与进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