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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1995年第11期
陕西师大《高师中文信息资料》转摘
夸张愈奇 愈近事理——谈阿Ｑ土谷祠被捉场面的夸张描写
从表面上看，鲁迅写阿Ｑ在土谷祠被捉，用笔的确夸张得几近离奇：“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Ｑ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Ｑ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看，逮一个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住在又破又小的破庙里，只不过空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跟着别人后面偷了几件东西的此时正睡得迷迷糊糊的阿Ｑ，竟然兴师动众地用了正规军（兵）、治安部队（警察）和地方武装（团丁）等三队人马外加五个特工（侦探）的配合，还煞有介事地利用夜色作掩护，还用了现代化的兵器机关枪，甚至捉拿时还悬了二十千的赏，并采用了里应外合的战术，方才捉拿出阿Ｑ。从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上看，这样夸张离奇的描述实在有些不近情理。所以 在《阿Ｑ正传》发表之初，曾有读者写信给鲁迅，“指摘”鲁迅“在《阿Ｑ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Ｑ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的夸张。鲁迅当时并没有给予回答，但在两年后的一篇《忽然想到》的文章里又一次提到了这事，他说，现如今学生的请愿，执政府的门前还摆起了两架机关枪，而“阿Ｑ的事件却大得多了，……我以为即使在《阿Ｑ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在这里，鲁迅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位读者的问题，但从鲁迅的看似夸大其辞的类比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仅不认为他的夸张“太远于事理”，反而还认为他的小说夸张得还很不够，认为现实中的情况要远比他在小说中描写的离奇得多呢！
鲁迅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太远于事理”地夸张阿Ｑ被抓的情节呢？从生活的真实性出发，这样的夸张描写究竟是不是“太远于事理”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鲁迅的看似答非所问的回答，既让我们意识到阿Ｑ被捉场面的夸张描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笔，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又给我们正确解读这一“太远于事理”的夸张描写提供了钥匙。
鲁迅说，官府如此兴师动众地捉拿阿Ｑ，是因为“阿Ｑ的事件却大得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Ｑ的事件之所以大得多，之所以会引得官府捉拿他时兴师动众得“太远于事理”，就在于阿Ｑ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的小案件。阿Ｑ事件的严重性就在于它是在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无论阿Ｑ主观上有没有意识到，他的打着革命旗号的小偷小摸的行动，在客观上，都与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联系。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不久，那些重新上台的反动派，经过了这场血与火革命的磨难，有了这样一次极其惨痛的血的教训，他们的反革命手段变得更为狡诈了，对革命的*也就更为残酷了。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阿Ｑ的所谓革命才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他的行动已经不是纯然的个人的问题了，他的行动在客观上与革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必然的联系。所以还没有站稳脚跟，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态的反动官府，面对阿Ｑ的“革命”便如临大敌一般，并很自然地要把他视作革命党的残余分子，唯恐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一呼百应、星火燎原的局面，因而很自然地要用“太远于事理”的军事行动来围剿阿Ｑ了。而鲁迅也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太远于事理”的夸张描写，突出强调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对革命既害怕又仇恨的历史真实，表现反动派对革命的报复是何其残酷，何其“太远于事理”。正是“夸张愈奇，愈见其真”。
阿Ｑ在土谷祠被捉的场面描写，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鲁迅用力透纸背的千钧之笔，满怀着忧愤之情，以看似极度夸张的笔墨描述了阿Ｑ在土谷祠被捉时反动派“太远于事理”的兴师动众地予以*，深刻地显示了阿Ｑ悲剧的必然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Ｑ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辛亥革命的悲剧。
广西大学《阅读与写作》1996年第1期
范仲淹为何不记岳阳楼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
宋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了了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没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义，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于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所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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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语言分析的误区
对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很容易陷入误区的。因为所分析的语言材料，并不直接来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而是中文的译文。这些译文由于受到翻译水平的限制，更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在音、形、意以及语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同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同步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徒劳的。这一点不仅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翻译作品所证明，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学翻译家，也都不讳言这一点。因此，被分析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材料，如果不是原文，而是译文，那么所分析的具体的语言材料，极有可能是翻译家的二度创造，它所具有的音、形、意以及语法方面的特色，常常是汉语所有的，而非原作的母语自身所具备的。这样一来，以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第一手材料的分析，与其说分析的是某位外国文学家的语言，不如说是在分析某位翻译家的语言。严格地讲，这是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的。但是，这一类的近乎望风捕影的以译文为根据的语言分析文章并不鲜见，这种外国文学作品语言分析上的误区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这里仅以《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的《一穴得气，神采飞扬——谈谈〈我的叔叔于勒〉中几个副词的表述效应》一文为例，看一看以译文为依据的语言分析是多么的不可靠。
单单从艺术分析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对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名作《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几个副词的分析是细致入微、颇有见地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