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同时也表达着一种认同。
从上面的故事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乡村的葬礼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系统和完整的“传统”。人去世以后停灵几天，应该通知什么人参加，应该把葬礼办成什么样的标准，这一切都不由当事人自己控制，而是按照惯例执行。最后谁掌握了标准，当事人不知道，并且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但是，如果谁一旦违背了这样的一种“传统”，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和议论。在一个“生于斯， 死于斯”的环境中， 这种社会舆论足以置人于死地。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6）
对于葬礼的操办者和参与者而言，他们所期待的葬礼都要符合“传统”，也就是说，他们重点并不是“创新”，而是“沿袭”；然而，很多时候，不同的参与者对于“传统”的理解却是迥然不同的，因为这个“传统”不是取自定型的文字信息，而是来自生活习惯。组成传统丧葬习俗的社会记忆框架事实上相当松散，所以对于传统丧葬习俗，人们往往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所有人都认可的操作程序。就是说，由于 “传统”的说法太过模糊而多元，也让葬礼上的“传统”再现，呈现多元诠释的局面，无论是个人或整个村庄，都努力在葬礼上为建立可被执行的“传统”发声。可以说，某个丧礼上的传统丧葬习俗的再现，是建立在大家集体想象之下的。
由此，对葬礼的举办者而言，葬礼的可行性最为重要，因为举办葬礼的目的，重点不在提供该社区内部的丧葬习俗的整合，而是在提供葬礼举办者向外寻求社会舆论的认同。因此，凡是一个有理智的农民都十分重视他人（即社区中的他人，离开社区中的他人对农民是没有意义的）对自己的评价。
（五）葬礼还有建构村庄公共生活的功能
L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葬礼上的互助交往使得彼此有互相加深了解的机会，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当一方有困难时，另一方会毫无顾虑地进行援助，不用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因为他有一个可靠的预期：当自己有困难时，对方也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援助。这种预期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靠彼此情感力量的支撑。
在L村，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土葬，但是很多家庭出于传统习俗，还是会将骨灰盒放进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下葬。当地丧葬习俗中一个最重要的禁忌是在把棺材从家里抬到胡同口的机动车辆上，甚至直到抬到墓地的这个过程中，沉重的棺材不能和地面接触。为了保证不触犯这个禁忌，就必然需要十几个青壮劳力共同协作、轮流换班。显然，这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独立完成的。由此，抬棺成为必须依靠外人帮忙的事情之一。
除此之外，葬礼上的事务还包括建造坟穴、组织出殡以及其他各种仪式性事务等等。与婚礼不同的是，葬礼的事务几乎全部由邻居们来提供帮工。很多时候，一些家庭在遇到需要帮工的事情时，不请自到的帮忙者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数量， 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主家也会因此多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额外增加的香烟钱。但没有哪个主家会因此抱怨，因为到场帮忙或者围观的人群数量常常能够反映这个家庭在村落里的名声和地位。
一个人死了，全村的人都要来帮忙的。从报丧、灵堂布置、装殓、入土而葬到治丧亲友的接待，整个丧葬程序对于只有百来户的村庄来说，大部分男性都需要参与帮助。如果在如此重要的大事上没有去帮忙，那就表示这个人并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也就表示自己并不看重这份情意。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因为如果有谁这样做了，他就很可能被排除在群体之外。
在L 村，先前就有一户家庭因为总是不去别人家帮忙而落了一个坏名声。这个家庭在举办婚礼时获得邻居们的很多帮助，此后却不再给任何人提供帮助，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还工”行为。几年之后，这个家庭的老人去世了，村里竟然没有人帮忙， 只靠自己家里的人又忙活不过来，雇人操办葬礼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耻大辱。最终兄弟几个只得跪在村口的街道上苦苦哀求，才由村里的老人出面召集几个年轻人帮忙把葬礼草草地办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7）
在葬礼举办的两三天中，葬礼就是整个村庄的公共事件。葬礼不仅给普通的帮工者提供了一个“还工”机会，也给村庄中的“权威人物”、准“权威人物”分子提供了一个展示其自己的机会，多次操办这些村庄中的公共事件会增加他们在村庄中的声望，获得更多的尊敬。他们总是希望参与到葬礼的操办中去，总是希望被谈论到，因为这表明自己融入了村中的主流生活，成为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在这个没有其他社会分化的村庄里，人们特别重视村庄中每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葬礼就是能提供这样机会的舞台。
（六）葬礼不仅建构着也暴露着农村里最日常的关系
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哪些关系最重要，完全从葬礼可以看出来，生命的死亡使这些平时隐藏在生命暗处的关系突然暴露出来，这些关系不仅仅是人际上的，比如你和谁好谁坏，更重要的，这些关系包括了关于血亲的、关于感情上的。一个人去世，村子的邻里或者关系比较好的人都会来参加葬礼，亲戚当然要来送葬，即便平时很少走动的亲戚也要赶过来。这时，死者的葬礼实际上就成了生者加强感情联络、维持与巩固血缘关系的一个机会。平时两家也许存在隔阂或者过节，但是葬礼会给人们提供一个消弭矛盾的很好契机。
理论上说，一个家庭举行婚丧嫁娶等人际活动的排场应该由其亲属序列半径来决定，亲属序列半径大，记认的亲属范围广，到场的亲戚朋友就会多，场面也就更为宏大。但是，一个社区对亲属的记认是有一定取向的，所以亲缘关系不是影响排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影响排场的主要因素是当事人个人的品行，是社区对此家庭的评价。到场人数中还有不少不是由于亲缘而来的，这些人数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地位，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性。
上面故事中老人的例子极为典型，尽管她作为典型的乡村女性，在“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下，不可能拥有庞大的社会交际网，尽管她家的亲属数量并不明显超过L 村的一般人家，但在她病重和此后的葬礼中，到场的人数都远非其他人家所能比，这些非亲缘的来宾大多是因为仰慕老人生前作为一个民俗宗教礼仪的权威而来的。在L村，一个女性在祭祀活动中对民俗宗教礼仪的掌握程度和祭祀活动时态度的认真程度，往往会成为周围人对一个妇女的品性和文化评价的尺度。如果一个女性掌握和通晓很多的民俗宗教知识，那么她很可能在别人的一些重大人生事件的处理上，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比如指导一个孝子如何按应有的礼仪去安葬自己的父母，提醒一个家长如何按照通行的方式为儿女操办婚事。甚至可以说，在L村一个女性是否拥有足够的权威和声望，在遇到一些困难时是否得到了村人和邻居的应有帮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女性对民俗宗教礼仪的掌握和通晓程度。因为人们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接近和帮助一个在他们看来不懂“礼数”、不通人情世故的对象。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社会，以婚丧嫁娶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葬礼是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和活动程式，和其他任何仪式一样，葬礼本身具有象征性和表演性，传达着丰富的意义。对于局外人来说，葬礼的举行、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些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
葬礼是农民在生活、生产忙碌中抽闲出来的一次特殊的洗礼，只有在此时人们才真正体味到对生命的敬畏、对神的乞灵和人活着与死去的意义，人们在丧葬中感悟生命，感悟超越性和本体性，而这一切都得通过一整套复杂得让普通人的记忆无法连贯的程序、细节，一整套让人胆战心惊、不敢触及的禁忌、行话来激荡人们的灵魂，触发思考。
一般地说，农村里葬礼最能反映农民对生命那种古老的看法，反映农民对整体世界的理解，反映农民对生与死的理解。村民们坚信死去的先人在冥冥中有一股力量，能决定这一家的祸福。于是，为死去的先人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就成为取悦先人造福后人的大事。通过举办葬礼，死者的儿女们把自己的愿望、祝福和关切全部表达给亡人，他会 “看到”这一切场景，自然会在另一个世界“帮助”活着的儿女们。比如，死者的子女们在哭吊自己死去父母的时候，总不忘说上几句这样的话：希望父母保佑我们一家老少平安，来年取得大丰收。有的家里若有孩子即将参加高考，更会说“保佑某某考上大学”之类的话。这也是当地相沿已久的传统，它同敬重权威、思念过去、信仰上天等人类特殊情感一样，适应了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原始心理需要，所以，一个人无论对自己的父母在生前是不是孝顺，但是出于对死亡的敬畏之情，会为自己的父母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这一切都构成了农民的生存世界，离开了葬礼，某种意义上 ，他不仅得不到别人认同，也得不到自己的认同。葬礼不仅是为死去的人准备的，还可说是为了活着的人准备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民自己都讨厌葬礼浪费钱却仍然乐此不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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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名与为利——到底儿女谁在赡养农村老人（1）
一、故事
吴大妈为人爽朗，做事一向磊落。这些年来，很少听到吴大妈为做错什么事抱怨过、后悔过。村民们始终认为吴大妈乐观大度的处世态度是许多农村妇女所不及的。不过，最近以来，人们经常听到吴大妈不断懊悔和自我埋怨。她总觉得母亲的过世有她的责任。事情的原委很繁杂，为了叙述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不得不把话题稍微扯远一些。
吴大妈共兄妹四人，吴大妈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吴大妈的家境不好，听她说，小时候，母亲为了养活他们，曾经去外地讨过饭。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亲竟然把吴大妈的哥哥供养成了高中生。在那个时代，甭说这样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就是普通的家庭也很难做到。但是母亲做到了，而且为了让吴大妈的哥哥读书，吴大妈和她的妹妹都相继辍学了。其实吴大妈是很有学习天赋的。她只受过两年的小学教育，小学三年级的课本领了之后却没有来得及读，但是吴大妈直到现在仍然能够阅读一些浅显的文章。要知道，这对于一个平时根本就用不着读书写字的农村妇女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
关于家里如何在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供养哥哥读书，吴大妈的记忆里有很多令人心酸的记忆，其中有一片断让她每每想起的时候，都几乎落泪。那是哥哥上高中的时候，算起来吴大妈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哥哥回家来取钱交书费，当时家里真是穷得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了，面对徒步十几公里路从县城赶回来的哥哥，母亲这次也没有了办法，已经家徒四壁的房间里也再找不出可以换钱的东西了。吴大妈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她一声不吭地走出去。那个时候，没有人顾得上关心她去哪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吴大妈回来了，手里紧紧攒着几张毛票，而一头长发却不见了。
在那个年代，生长在那个穷苦家庭中，吴大妈是买不起任何装饰品的。在十七八岁的那个年龄段，同伴之间是很容易相互攀比的，比如谁的衣服更加漂亮等等。一头乌黑的秀发就是同样爱美的吴大妈向同伴展示和炫耀的最主要资本之一。可想而知，那一头秀发对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然而，为了给哥哥凑书费，她毅然地把头发剪掉了，卖了。当时，哥哥和母亲如何反应，吴大妈从来没有给人们说起过，但是，当吴大妈第一次对人们用平稳的语调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听者的眼泪是下来了。
几乎同样情节的故事法国作家莫泊桑也叙述过。不过他叙述的故事里主人公是一对夫妻。如果说为了爱情，为了给丈夫买一个圣诞礼物，女人可以剪掉一头秀发，还算令人感动的话，吴大妈的所为似乎比那个人要“高尚”和“悲壮”许多。就这样，哥哥在全家人的支持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