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布罗茨基那样说：“炮弹能飞多远，这取决于它的材料，而不是体验。所有人的经验都差不多。甚至可以假设一下，有些人的体验可能比茨维塔耶娃的还要沉重。但是，却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掌握材料，能让材料完全服从于她。”
三、日日新与望气（4）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冷峻的德国姑娘结婚，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简直不知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了他这首诗的秘密触动并提醒他注意上海诗人。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也陶醉于为学生改诗的快乐之中，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快乐成了我日后一个痛苦的怪癖——看到别人的诗就想改，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这带有强迫症的行为也得罪了一些人，不过我所遇到的大多数诗人还是乐意与我讨论修改之事的。记得当时要求我改诗的队伍在我家常常排成一个行列，那真是快乐的行列。我特别以修改音乐系学生李和平与陈康平的诗为乐事。李和平知道我上瘾于这一行为，得意于这一行为，就一天到晚拼命让我改。他谦逊地侧立于我的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杂乱无章的情绪怎样被重新组装成形。他在紧张地牢记和体会这些技巧的演化过程，我也在享受着自如的修改带给我的*。顺势多说几句：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而且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欧阳江河改动过我《黄昏》第二节及《在清朝》第一节第二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我原诗为“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他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把“安闲”变为名词来用，与后面的名词“理想”作一个并置，这简直是脱胎换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维也改动过《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诗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他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注意到意象的趋近而不是意象的分离；他还改动过《望气的人》中一个突破全诗意义的词汇，我本来是“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他试探着问我：“道士改为导师可能会好些吧。”他话音刚落，我即醒悟过来，当场就确定用“导师”换掉“道士”。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
而１９８６年在进入９月的第二周，“望气的人”将再次离开他的出生地奔赴５００公里以外的成都——一个充满诗意的超现实主义的城市。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1）
是否存在着使我们一小时内活得比三十年不光彩的生活更充实的一本书呢？你的手边肯定会有这本书。它可以是梁宗岱译的，可以是程抱一、陈敬容、戴望舒译的，也可以是钱春绮、郭宏安译的，甚至王了一译的文言文——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是逍遥、绚丽的老顽童戈蒂叶喜欢的书，也是自以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都被他彻底埋葬的雨果所喜欢的书。我可以在此猜想，这也是一本万夏早期曾喜欢过的书，一本宿疾之书。
万夏在他的一首诗（《本质》）的结尾这样流露出他对自我宿疾的自信与放肆并给予芸芸众生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刺激：“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干脆的两句就敲出万夏早期诗歌中一个“宿疾”的重音，这重音一直持续到万夏对“汉诗”的亲近后才幽然转入一个含蓄、沉郁的“农事”叙事曲。
宿疾是每一个诗人内心的普遍症候——诗歌中最秘密、最驯良的温泉，有时也是最激烈、最发烫的热泉。万夏诗歌中的“宿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简洁的履历表（万夏的１９６２—１９８６年，前期）进行一番考查。
左边第四卷成都儿童时代（１９６２年生于重庆，后随家迁居到成都）：对绘画着迷。儿童式的奇想或涂鸦之作。
初中时代：继续着迷于绘画并开始临摹，但缺乏一位技艺之师的指导。
１９７７年，１５岁：（在这里，我们稍稍幻想一下少年万夏的样子：一个被美折磨着的小艺术家，一颗过于紧闭的狂热的童心，一片要去反抗一切规章制度的色彩。）这一年他参加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考试，官方没有接纳他为一名在校艺术生，他被排斥在艺术的规章制度以外。
宿疾之一：通往一条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被切断，想象的彩色的翅膀被剪掉，心灵的飞马（一贯的万夏特征）不能起飞，烦闷的人间桎梏重新架上，内疚、愤怒、受挫、方向不明……年仅１５岁。
宿疾之二：虚无的形而上的“飞行”之渴望，同时显形于初中。肉体需要进一步被甩掉，心灵需要进一步飞升。纸飞机、航空模型、全世界各种飞行器成了万夏的“人造天堂”。１９８５年，他巧遇了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一首《飞行》诗，接着完成了他纯诗意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万夏式飞行。万夏曾告诉我：“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掌握一架高速行驶的飞行器，闪电般的疾驶。如果这一切不能办到，我就设想我的死亡是一次赤身*的在高空展开双臂的急速下降。”
宿疾之三：从小至今的对植物的倾注。小时候就在屋外自制花台，种下十多种植物。今天仍在居室外用竹篱栏了近三十平方米的花园。绿色在他身边一隅生长，他体味着悠渺的生命的有限性及无限性。两本书令他继续贯穿他“绿”的钟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他最悲惨的岁月里，他仍在那“黑暗”中热爱着绿色，热爱着让他过敏、心跳的两本书，他竟然反复细读了两遍、沉思幻想了两遍，用了整整“可怕而幸福的”７３０天。
宿疾之四：１９７９年中学毕业：本已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一个似是而非的儿童般想远走高飞的朦胧选择），终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果。１９８０年以出人意料的“低分数”考入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这一年，正当青春的万夏被命运逼迫踏上诗歌之途（画家梦破灭）——一条必然坷坎的斑斓前程在等着他去走完。。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2）
以上四个宿疾导致了万夏早期诗作的惊世骇俗和一个孩子式的大胆震惊！在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偏执而任性的色彩涂鸦，看到对美的飞行之热往，看到起伏初拍、展翅欲飞的诗行。桎梏打开了，但前程在南充似乎依然阴云密布，他积蓄的暗藏的宿疾密码正悄悄地在僻地被一行行火热译出。
植物也开始起作用了，它宁静、温润的形态、含蓄的生机契入那青年的目光，那绿意潜在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诗歌。一匹烈马终于被纤纤植物控制住了。控制力对于一个诗人是何等重要！他经过短暂的垂直反抗后，再经过曲折的植物返回到“纤手破新橙”的汉族精神中。植物——他的第三个美丽而湿润的宿疾拯救了万夏持续高烧的危险青春期。他在并非姗姗来迟的１９８６年过渡得更像一位汉族诗人了。
宿疾的飞行表在19８０—19８６年加速了它的进程。１９８０年夏末，１２小时的公共汽车把这个１８岁的青年从成都运到南充——一座丝绸小城，一个极端老实、被人忽略不计的城市。这城市唯一的优点是民风古朴（适宜于种植诗歌之花）、女孩漂亮，尤其是她们的脸型、眼睛（典型的南充式圆眼睛）和皮肤。南充，这块盛产美女的风水宝地应该被重新发现！
８０年代初，像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南充师范学院不无例外的有一个诗社。万夏是诗社社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无依无靠、动辄反抗的诗歌别动队队员。其中有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强大的马松，有中国的“莽汉”第一人——一个诗歌圣战中的英雄，一个天才般的极乐行刑队队长——李亚伟。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在日夜酝酿着几个具有神化色彩的新时代的诗人。让我再重复一遍这几个人的名字：万夏、李亚伟、马松……他们自身的骚乱正体现着文明的骚乱。
在此，让我们简单推进一下这群诗人的生活快镜（这快镜与缺乏儿童好动症的７７级、７８级是迥然不同的）。逃学、瞌睡、狂欢、吃茶、吉他与歌唱、猎艳、打架、变卖衣服、借债远游、考试作弊、写诗……
“中毒”的青春激情正遭受现实生活的痛苦压力以及超现实的想象的双重折腾。这两股力交织着、抒写着他们最早的火红诗篇——那献给无人拥抱的绝对美人的诗篇。正如李亚伟所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
很快，南充成气候了，诗歌突然在这里——这出产偏僻美女的圣地生长了。它像五月的麦浪，在一场大风中摇荡着它年轻欲熟的身子，在正午的艳阳天形成一片璀璨夺目的闪光带。它向大地、向天空、向祖国猛烈地传送着初吐的刺鼻的芬芳、肉感的暖烘烘的气味。很快，这理想的麦浪进入操作的收获期麦浪。
万夏、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人于１９８２年暑假在成都“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新麦的收割仪式。尽管这场“策划”并非出于刻意，但它确实在冥冥中成就了“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这是一场关于青春与追逐的故事，“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一次说不清楚的幽会（或者说想象中的幽会），才偶然地走到了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个晚上”，杨黎在他的*《灿烂》里这样写道：少女帅青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是万夏中学时代的同学。１９８２年那个炎热的暑假，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万夏，兴奋地敲开了他的女同学的门。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带着一种可能的冲动。仅仅是一种冲动，青春的，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甚至没有目的。她对他说，晚上我们在国营冷饮店见。她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3）
而后面的事情，就从那天晚上的聚会开始了。
胡冬作为万夏最好的朋友和诗友，陪同着万夏一起去了那间国营冷饮店。这种陪同在我们那个时代是非常正常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而廖希，作为少女帅青的男朋友，也被帅青叫了过来。……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国营冷饮店，就在少女帅青的面前，在她青春和美丽的召唤下，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那次聚会是安静的。它和后面轰轰烈烈的运动差异太大了。当然，它其实也是那场运动一个合理的部分。在反抗的旗帜下，在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激情之下，在怪异的20世纪60、70年代像一本连环画一样翻过之后，“第三代人”打一开始，就和所有的革命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在怀念少女帅青。
所以，当我准备开始我的工作之前，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成都寒冷的街边小酒店里，胡冬半醉半醒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那是偶然的。他说的就是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次聚会，他和万夏认识了廖希。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更愿意这样来看这件事：因为少女帅青，使“第三代人”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本来就是喜欢美女的人。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同年１０月丰收仪式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正式演出。各路诗歌总教头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部队云集在这个太温柔、太古老、太浩大的校园里。他们正火热而亡命地讨论着“这一代人”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准备联合出击，联合反抗一个他们认为太陈旧、太麻木、太堕落的诗歌时代。目标：宣言；形式：诗集。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