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妙”。
这位曾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的诗歌的诗人在《消息》或《妙》中更关心语言的去向（暂时忘记了心爱的动物），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象征，让语言流露它自己的“６月６日”一个普通的“纯在”状态。就像他日常生活中不带危险的形象一样，他也不带任何要求“伟大”的妄想念头在平凡的“字”里进行字本身的探索。这探索从两个方面进入诗中：一是生存体验，二是语言体验，就像经历对人来说也有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两个方面一样。作为诗人，他认为只有被他深深体会过的语言才与他息息相关，并通过对语言的“发现”才会让诗在文字中发光。
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删去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诗歌中舒服的一面。”即使他在生活中痛苦着、愤怒着、感动着（甚至对感动时所说的话后悔），即使他在１０月，在一个视线最佳的山坡上独自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观看收割后的田野里静静的谷桩或一些积水的小坑倒映出秋天的天空，即使三两白鹤临空飞过、此起彼落，他好像若有所失，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寄托。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情绪进入他的诗歌。只是在诗以外，他感叹过“一年又要过去了”，在那个山坡上他一次又一次感伤地观看着并点燃生活中的第二支香烟，因为非非诗歌是反对在诗歌中点燃抒情的香烟的。
罗兰·巴特与非非的契合。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激情，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已被西洋式宾馆所替代，精美的资产阶级生活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人们曾有的“朦胧”激情被物质所困扰、所挤压、所扭曲、所澄清，服装革命、美容美发的流行、电脑普及、遗传工程对农业的应用，变性手术、电传、传真、便携式电话、传播和流通的量向扩大、电子图书及音像渠道的全方位开通，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它全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坚持唱着怀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今天”、“莽汉”反抗了毛文体的激情，那也是在激情范围内迎战了现存的道德观念，并以一种新的道德歌唱（仍是主体性的）在当时的青年心中达到如痴如醉。非非则超越了激情、消解了激情、与时代合拍了。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种道德语言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大一体性、消解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首创是兰波，在此他们进而力图消解兰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热以及后来狄兰·托马斯式的“个人情结”的烦热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言运动的一部分。５０年代的英国诗人拉金早就开始用简练、表意直接而无惊人妙语的娴熟技巧消解词义晦涩、歪曲句法、故弄玄虚而又浪漫狂热的狄兰·托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平易且朴素语气来书写日常性题材。拉金曾说过：“对我来说，整个古老世界、整个古典的圣经的神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今天再去搬用这类东西只能使诗充斥让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阻碍作者去发挥独创性。”《第四次交谈》，《伦敦期刊》，１９６４年第４卷、第８期。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6）
“按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后，他们想通过语言的“还原”来获得一种超越诗界的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更广大的话语体系——非非式的话语帝国。但他们所做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较量，他们或许最终将输给“传统力量”，即：人们从道德的优势上可以承认“今天”甚至“莽汉”，但很难承认非非，因非非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们的“还原”长征也是虚无主义的长征，虽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说：“非非诱人的近乎神话般的诗歌理想可以实现，为此我们对一切有关非非的误解和非议不想有太多的申辩。”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语言理想是否真能实现？非非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风格是一种冲动性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目标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决非进行选择和对文学进行反省的结果。风格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和固执的变化的结果，一个本能与世界交界处滋生的‘亚语言’部分。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风格位于艺术之外。”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属于那种无风格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超然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性愉悦，非非回到语言结构本身，而风格则在非非之外。
“*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例如工人阶级一词替换了‘人民’一词。”同上。蓝马的前文化（还原）理论已排斥了语言中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价值语言。
“在现代诗中，名词被引向一种零状态，同时，其中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一切规定性。在这里，字词具有一种一般形式，它是一个‘类’。诗的每一个字词因此就是一个无法预期的客体，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诗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同上。杨黎在他《十九个名词》或《十九个名词上与下》中实现了这种名词的“零”状态。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关的名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话语，这名词以“静”的“聚集段”摧毁了一切伦理的意义并彻底吸收掉了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必然导致一种规约性写作，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该内容认同的形式。”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通过他的“还原”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反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硬化症。
“这种中性的新写作是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同上。：非非就像最早在《局外人》中运用这种透明语言的法国作家加缪一样，完成了一种“不在”的中性写作风格，语言的社会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诗中被消除了并获得一种理想风格——“不在”即在、空即实，无个性即个性的最高实现。非非就是以这种“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诗歌（传统意义上的）被非非克服了，诗人被重新追认或重新发明了，诗失去了色彩，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在非非诗中，词语获得了自由，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虽然这新鲜是没有意义的），非非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一切祈祷式或命令式的语势（诗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话语权势）被一种直陈式写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特式的“纯洁写作”所替代。诗歌达到了一个要求——形式就是文学责任最初和最后的要求。
１９９３年，非非诗人将非非语言引进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提出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接着，他们还评选中国最佳梦孩，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梦文、寻觅梦友。他们还身体力行创立中国第一个左派小区，即共产主义村。他们的非非之梦指向了共产主义之梦。但同年１０月非非作为一个集体形象最终又被后现代（另一种权势？）所消解，如杨黎所说“非非在坚决与温柔中解体了。”
文学走到了尽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一场集体退出行动！拒绝行动！自杀行动！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纯洁”姿态完成了这一最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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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1）
１． 红旗
１９８６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或“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付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付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采……）。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孙文波在《１９８７》中，“他整日关起门窗独自痛定思痛”以及在《午夜的广场》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命运献出了青春，爱情和热血”。赵野在继续经历青春的“超我”，“要知道伟大的风暴中，这一切多么琐屑。”潘家柱以赤子之心歌唱道：“人啊，我的兄弟/你怎能抛下你的生活/一匹棕红的小马/也会在夕阳下回家/人的孩子啊/你怎能长大”，并在《痛饮一月》中表达了他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让几个仁人志士大显身手”。青春的巨痛在郑单衣身上变成无数莫名的敌人，在“又一个春天”里，他“使这埋葬着死者的星球晕眩、厌倦并在肉体的堤岸上大肆吞食又一个春天”，接着他晦涩的波德莱尔式的青春在凶猛地进入《日子》，“日子咬牙切齿，出出进进/日子深入人心/看守着血、看守着骨头，而死去的是你，在另一些日子里”。付维的青春在温婉中进入“晚风送来静谧和芬芳/一片古典的光辉，我俩喃喃细语”，他以他特有的温柔低声轻唱（就像他所热爱的宋朝诗人周邦彦那样满怀温润幸福的力量），他赋予诗必要的优美和安宁，他的幻想也是柔和的（疼痛遥遥无期或排斥于他安静的内心之外），“更美更长寿的动物在遥远的森林梦游，就这样，我承担了你悲剧的一天”（《故事》）。我仿佛也长久地迷失于１９８６年寒气逼人的冬天。我在坠入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诗情里，坠入而一时无法说出，还需要时间，需要一种奇妙且混乱的痛苦等待。脸，无数的脸在呈现，变幻，扭曲。在四川大学的校园里人们（包括逃学的学生，文学青年，痛苦者，失恋者，爱情狂，梦游者，算命者，玄想家，画家，摄影师，浪漫的女人，不停流泪的人，*旺盛的人，诗人，最多的永远是诗人）在这个冬天奔走相告，剖腹倾诉，妄想把一生的热情注入这短暂的几天。一个人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呕吐着，并用烟蒂烧自己的手背；在另一个黑夜，几个人抱头痛哭，手挽手向着车灯的亮光撞去；还有一位却疯狂于皮包骨头的痴情，急得按捺不住。终于，我宣布了我刚写成的一首诗《痛》：怎样看待世界好的方面
以及痛的地位
医生带来了一些陈述
他教育我们
并指出我们道德上的过错“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川诗坛最早的局面是这样展开的：重庆作为一个悲剧城市是抒情的，成都作为一个喜剧城市是反抒情的。红旗派的诗人大部分来自重庆这个“悲剧”的故乡，他们把沉重的抒情血泪洒向成都这个喜剧之都（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悠闲）。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