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好几天，我都要去那面墙下，驻足流连，一遍又一遍快速而紧张地读着自己的“文章”，生怕被熟人发现，但仍克制不住要去。这奇怪的折磨夹着一股直线上升的“自豪”令我左右为难。一天早晨，当我又去看我的“文章”时，它已经被一夜大风刮得所剩无几。秋天深了，风卷起破碎的文章以及其它破碎的纸屑，纷纷扬扬，然后随意地把它们抛在潮湿的地上。一排学生正从这里跑过，脚踩旧纸屑和我“自豪”的残篇跑向校园的林荫道，跑向操场。随着同学们渐渐远去的步伐，那“文章”的七零八碎也飘向一个更远的寓意不明的远方。孤单单的站立墙下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同时也听到了同学们“并非寻常”的笑声……
那笑声是成长中无以言传的意味，它既渴望独自体会，又试图与人分享。那是一次心满意足的小小牺牲，放弃或忘却、委屈的复活。它被一群人以志趣相投的闯祸、发明，乃至发育成熟所垄断、夸大，之后随着时间的沉淀变成奇妙的少年情谊。
在我的那些少年朋友中间，名叫三蛋的少年是最为古怪的一个，他喜欢暗中袭击他所恨的人。（其实他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曾告诉我他的母亲经常赤身*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说到此事时他表情怪异，不知是恨还是爱。后来，我明白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被爱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缠绕。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笼统的恨，它具体在每一个细节上。有时候，我也会直截了当地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恨压制、转化为一种表面的爱，把它包装起来，只是内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炽烈了。）他随身携带一把自制的树枝弹枪，经常躲在暗处弹人，一个老师的光头几乎天天被他弹得鲜血直流。这老师是一个“右派”，自觉理亏，只好忍了，有时为了避免被弹就戴一顶“干部帽”。每当这时，三蛋就要上去把他的帽子取下，“宋伯伯（这位老师姓宋，早年曾留学日本，很有知识，但因此而‘犯罪’），你是坏蛋，不许戴帽。”边说边将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有一天下午，我的鼻子也无缘无故地中了他一弹，当场流血不止。小唐，我另一个最爱讲《薛仁贵征西》并无端端地硬要当我“大哥”的同学得知后，带我去找三蛋，一见面就以薛仁贵的姿势飞起一脚向他踢去，结果当场踢掉他一个“蛋”。踢完之后，小唐无比兴奋，叫我陪他去游泳，我无法推托，只有“冒死”抱住他的腰游入水中（我当时还不会游泳）。我的“大哥”意犹未尽地继续他“伟大的”保护任务，我带着刚刚报完仇的鼻子温暖地游入我“人生的”深水区，在水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一句古训“出门靠朋友”的生动意义。 。。
四、初中的逗号（2）
哪知从我被弹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于害怕，就将血蘸在馒头上吃下，自以为血又回到了体内。然而三个月后鼻血就自动消失了。
“无端端”的意义开始若有所思地扎进我的脑海，无端端的爱、无端端的恨、无端端的鼻血，以及我即将开始的并非无端端的文学（１０年后，当我读到梁宗岱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严重时刻》时，才最终明白了我那时“无端端”的意义）。
一个皮肤浅黑、小个子、厚嘴唇，说话急促而结巴的同学小颜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孤僻地学习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门功课（由于从小梦想旅行）。一天晚上我以一句奇怪的呓语，“呵，寂静的木螺丝厂。”（他家附近有一个生产木螺丝的工厂）打断了他的“漫游”，令他哈哈大笑。随着笑声的深入，友谊也在深入。
半年后，一个初春的夜晚，他悄悄给我看一个他从不示人的小笔记本，本子的扉页写下“诗抄”二字，一页页写满整齐的诗行。字体纤细清洁，似一个少女的笔迹。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与我同龄的少年写的诗歌（大部分是古诗，极少部分是白话诗），只可惜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了。大概是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革命烈士诗抄（他最爱读的一本书）及贺敬之式的抒情诗这样一个含混体吧。但这足以令他“非同凡响”了，这可是一种我们大家都不会也不敢想的东西啊。
在这个有点敏感、从小失去母爱的少年的影响下，我开始写作七言古诗或“振振有词”的《满江红》。
时间太慢，古诗已不够写，“歌”又太多（我们当时读过的“歌”就有《青春之歌》、《边疆之歌》、《欧阳海之歌》）。一天下午，我和小颜决定干脆也写一部《校园之歌》。小颜以“大哥”的心情（他那时在我心中的地位已高于“薛霸王”小唐了）给贺敬之写了一封信并夹寄了一首他写的诗，然后又上街买回２０本稿纸、两瓶墨水。我们迟迟不知如何下笔，却有一种万事俱备只等消息的感觉。
我们并非陷入焦急的等待，我们到处可找到愉快。一个数学老师及时地将他的愉快送上来。他身体若一根麻绳，皮肤却细如凝脂，脚穿一双特制的５公斤重的皮鞋，说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些还不是他真正的“愉快处”。他说话有一个特殊的拖腔口音，一上课就只听到他无穷的“日呀、日呀”声。他一边“日呀，日呀”地说着，一边舞动他那心安理得的三角尺，在黑板上画下一条深刻的垂直线或一个如意的三角形；他舌头顽强地卷起所发出的“日呀”声，使我无法听进他讲的内容，要么思睡，要么想笑。
不久，在我们学习“日呀，日呀”声的愉快中，小颜收到了贺敬之的回信。贺老批改了小颜的诗（那是小颜写的一首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抒情诗），赞扬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但要他加强学习“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写作法，尤其要学习江青同志的革命文艺思想。这回信也使我备受激励，仿佛这部乌有的小说几天之内就会写出并即刻发表。接着小颜又一鼓作气写了２０多封给出版社的信，而我却不知何故（或许是一种临时的急躁吧，但已忘了）一气之下撕掉了这些信封。
我们以三分钟的热情推进《校园之歌》，不厌其烦地为小说中的角色取名字，取名的快乐整整持续了一天。“李强、宋玉、张健……”这些无中生有的名字从来没有走进过海市蜃楼的《校园之歌》。为了写一个开头，我们折腾了半天时间，半个月后，就一无所获或一团乱麻地停在那里了。但已经情同骨肉的两个少年的友谊却补偿了这个并不重要的痛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初中的逗号（3）
“这也是诗吗？太可笑了……”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在一天夜里读到我写的一首七言古诗。
这一夜我的确觉得自己可笑，甚至写诗也变得是一件可耻的事。老师的嘲讽使我对诗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痛苦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我知道了人们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社会也提供条件，开办学校训练出成千上万的职业人才使之成为合法的谋生者。但诗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诗歌学校，也没有诗人这个职业，连*都是职业。诗人是天生的，是唯一不能通过学习去当的。成功的诗人犹如大英雄，教科书会慷慨地把他们追认为半人半神，就像李白、庞德、波德莱尔……。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非议、侮辱、憎恨和厌恶。就像这位老师（或所有的老师）一样，他以本能的“政治”企图扼杀一个诗人的成长，扼杀他初露的自由的光辉。他扼杀的接力棒将传给第二个、第三个……人，对一个诗人的扼杀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会勤勤恳恳为此终其一生。
但“自然母亲”４０岁年华的一面也向我敞开。她一上课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和一群少年恰若置身于“自然母亲”慈爱的怀中，倾听她那喃喃低语。她常在家读旧小说，偏爱俄罗斯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她曾将屠格涅夫写的一本小说《春潮》借给我和小颜。
幻美是生活的翅膀。６年后我已乘着这翅膀自由飞翔（飞向巴县农村当知青，飞向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飞向今天……）。一切都已死去，那过去了的已变为亲切的回忆……我那时太小，无依无靠，敏感慌张。我是在母亲“下午教育”下长大的，所以特别需要友情。我的初中史就是一部友情史，那小小的“逗号”从此朝着前走，寻觅着可能的友情的契机。“友情”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词语，我已选中了它，遵循了它，服从了它，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它了，或许我就“成熟”了；但对友情的需要就是文学本身的需要（我后来的文学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即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或两个知音），除非某一天我放弃文学，那么那一天我就放弃友情。诗人，不管是抒情诗人还是反抒情诗人，是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他们肯定渴望有一个朋友，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倾听，甚至可以“虐待”的朋友；他们愿意为他付出感情，也愿意接受他施予的感情。
而我在中学时代，对小颜、小唐，甚至三蛋所欠下的感情债务一直到１９８４年才终得以偿还。这一年冬天，我在一个冷得直发抖的夜晚写出了《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那是一首我送给这三位少年的诗，尤其是送给那位“黑肤少年”——小颜——昔日的重庆第１５中学的小诗人的诗。一份迟到的礼物终于肃穆地抵达了那早已作古又令人心醉的《校园之歌》。
我的旧友小颜先于我开口说话，却引起我最初的表达愿望。由于我更急躁地到来，他像一位“大哥”献出自己，又退出了自己；我的声音很快覆盖了他，也牺牲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来非常难过，但它如此神秘，只能听天由命，谁让我对幸福和温暖有如此巨大的爆发力和占有欲呢？我曾是多么贪心地向他剥夺感情，他最心爱的书全被我以“小弟”的名义夺走，他的“信封”被我撕毁，甚至我还巧取了他一条漂亮的皮带和一件紧身外套。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此私下难受了整整一天。
如今，小颜是一个供电局的工人，性格未大改，正热情地追逐着天真的金钱并一如既往地向往远方的生活。三蛋一脸菜色地在街边卖烟。小唐坚持少年的威风，以名震重庆的“唐肥肠”继续当他的大哥。可爱的数学老师想必仍然在不停地“日呀，日呀……”。政治老师一定又在“正义地”扼杀另一位汗流满面的小诗人。而我亲爱的“自然母亲”恐怕更衰老了吧。
五、从贵州到“今天”（1）
文学的发展从未曾片刻安宁，正如同一个人试图成长就必然遭受挫折一样，布尔迪厄坚定地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必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回顾８０年代最初的那段岁月时，清楚地看到了在沉寂的个人生活之外，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诗歌历史正在迤逦展开，那是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所进行的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似炸弹）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杀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
１９４１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１９４２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１０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１９９３年１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７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２０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