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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亲不过枕边人，如果连“枕边人”也出卖背叛的人，真不晓得他还会做出多少更无耻的事。
在古代被夫家休掉的人是很悲惨的，娘家人不仅不会可怜她，还会做出更多把她推向绝路的事，《孔雀东南飞》里就写的很清楚。所以夏侯氏在众人面前揭露他相公的真面目，并不是出于一种报复，而是以一己娇弱之躯对社会和命运的一次勇敢抗争，她要向天下人表明，丈夫之所以休掉自己，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守妇道”，而是丈夫道德败坏。这样示天下于清白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她才不会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和冷言恶语中，才会凝聚起新的希望。用自己的智慧保护自己应有的生存空间的人，是很可敬的。
在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也一直存在三种人伦关系之“义”：宗族之义；朋友之义；宾主之义。在这三种“义”中，尤以宗族之义为最重，可谓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石，而当今“宗族”概念正日渐淡出人们的思想，现代家庭中又以独子家庭为最多，所以这个“宗族之义”实质上也就是父母子女之义和夫妻之义，而此“二义”中又尤以夫妻之义为最重。因此可见“夫妻之义”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左转》中有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今天，丈夫做出极对不起老婆的事，即使被公诸于世了，多半也不会沦落如“过街老鼠”的地步，因为我们都麻木至“笑贫不笑娼”了嘛，但是他这个道德的堤坝既已穿孔——即使是细如“蚁穴”吧，迟早都会在他死抱着的“侥幸”的温柔乡里长提一溃，水淹三千里。到时候他就自陷于死地了，岂有余生之论！
太史公的家训
太史公司马迁，史家之圣者也。《史记》的问世，固然是太史公忍辱负重，更兼其禀赋过人，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就，然究其根本，则要归功于太史公的“家训”。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率群臣在泰山举行旷世大典——封禅。老太史公司马谈因为没能参加这次大典，心里愤懑难抒，以致病入膏肓。适逢太史公出使归来，即刻去见老太史公，老太史公躺在病榻上握住儿子的手不禁泣涕道：“我们家先祖在周朝时司掌太史之职。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功扬名，职掌天官。后世家道陷于衰落，难道最终要断送在我手里吗？你继续做太史，就会承继我们祖先的事业了。今天子继承大汉一统千秋之业，封禅泰岳，而我却未能随从，这是命啊，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继任为太史，做了太史后，你千万不要忘记我所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说孝道是始于适奉双亲，进而效忠君王，最终在于立身修德。能够垂名于后世，以彰显父母，这才是最大的孝道。自古以来天下皆称颂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自周代幽、厉二王之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废弃的礼乐，论述《诗经》和《尚书》，编著《春秋》，读书人至今靠着它们来作为立身的准则。自从鲁哀公获得麒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互相兼并，史书遗失殆尽。今大汉立国，海内一统，君贤而臣忠，我身为太史却未能详论载述其事，断绝了天下修史的传统，对此我感到很羞惭和惶恐，你都要记在心上啊！”太史公听着父亲的陈述，悲伤的低头流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绝不敢稍有缺漏。” 太史公为父亲守丧三年后，继任为大汉太史之职。
其实概括来说，老太史公想要太史公记住的就是这一句：能够垂名于后世，以彰显父母，这才是最大的孝道。这是老太史公“遗言”的精髓所在。
相对太史公家的这条“家训”，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的在教育子女上是不是都几乎“本末倒置”了呢？如果没有着眼阔远的父母，恐怕再是天纵之才，也要被糟践成井底之蛙了。
为父母之任，堪比治国、平天下之重。已为父母者，未为父母者，当皆深虑之为是。
隽不疑母仁
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今河北沧州东南）人，仕于汉武帝、汉昭帝两朝，曾任青州刺史、京兆尹等职。乃一代贤臣，名臣。
当时位比周公的大将军霍光很是欣赏隽公的才德，非要把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他，隽公固辞不肯。
隽公卸任京兆尹后，百姓们都很很怀念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一的赵广汉为京兆尹时，不禁感叹道：“我惩处奸邪和防范罪恶，做好一个父母官的本分，至于参与朝廷上的大事，和不疑比起来我的才能就差的太远了。”可见无论是牧育一方百姓还是行走庙堂，隽公都表现出了杰出的令同辈和后辈都十分敬仰、钦佩的成就。
隽公的荣耀和不朽诚然是自己卓越的才德禀赋和勤奋努力所得，但是最根本的则是出于隽母的“严教”。我们的比较负责人的父母一般都是把子女教育至成人或至成家的时候，就算松了一口气，从此“放任”了，自己就想着垂垂老矣该尽情享受天伦了。隽母却非如此，当时隽公已经身为京兆尹，虽然是京官，但是职责所在，也要到下边去巡查。隽公每次从下边巡查回家的时候，母亲首先不是嘘寒问暖，而是问他有没有为身陷冤狱的人*，救回几条性命，如果儿子做到了这些，她就像平常一样开心的吃饭，假如儿子“空空而归”，她就很生气，连饭也不吃了。所以隽公始终没有因为皇帝的宠信和自己的名望日高而飘飘然，一直都是秉仁心，行仁政，史书对他为政的评论是“严而不残”。有这样一位仁爱的母亲，她的儿子怎能不恭奉仁德行事呢？
裸葬
这几天打开博客都看见“裸婚”两字，我还无暇计议婚姻呢，倒想起了“裸葬”这回事，也许是迫近岁尾，感系流年易逝，时不我待了吧。
以我浅陋的资历，见闻过的葬礼很是有限，只是见过汉族的火葬和棺葬，还有回族的白布之葬，所闻的虽然比眼见的多一点，却是以藏区的*和古人的裸葬为印象深刻。
有历史记载的裸葬中，杨王孙算是位代表人物了。
杨王孙，汉武帝时人。家业巨万，钟爱黄老之术，以养生为务。他在大病将终时，吩咐儿子：“我死后想裸葬，以使我重返本真，料想我死后你必定不会照我说的做。这样吧，我死后你用布匹把我的尸体包起来，当把我尸体放入墓穴后，再从脚上扯起，把布匹拿掉，务必要使我的身体和黄土亲近。”他的儿子只好唯唯诺诺的先应付了父亲的吩咐，心里却很不想照着父亲的吩咐去做，但是逆父命——不孝，更何况是父亲大人的“临终授命”呢？于是儿子就跑到父亲的好朋友祁侯那去“求救”。
于是祁侯致信杨王孙说：“老兄您抱恙，我一直身缠于公务，没能去候问您，真是抱歉。惟愿您静养神思，时时进药自保。我听说您欲裸葬，倘若死后的人是没有知觉灵魂的倒可以，如果人死后是有知觉灵魂的，那就等同戮尸于地下了，将会赤身*的去见历代祖先，我觉得您不会想这样的吧。而且《孝敬》上也说“置办好棺椁衣服”，这也是圣人制定的礼度，您何必固守己见呢？请您还是三思之啊。”
杨王孙回复道：“听说古代的圣王，不忍见双亲死后暴露荒野，所以制定下丧葬之礼，当今的丧礼却越来越崇尚起豪奢，我之所以要裸葬，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矫正这种世俗。厚葬对死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活着的人借此来炫耀抬高自己，再多的金银财宝，不过都是腐烂于地下。又或是今天刚入土为安，明天就被掘坟三尺了，这和暴尸荒野有什么区别呢！死亡是生命完结的一种表现，和万物最终要归反本真是一个道理。本真的状态是无声无形的，是符合天道的一种存在。厚葬不光是哗众取宠，还阻碍了人归反本真，使得物失其所。而且我听说魂魄归天所有，形骸归地所有，魂魄和躯骸分离，各复归反于各自的本真，所以把魂魄叫做鬼，鬼也就是归的意思，至于尸体，它怎么会有知觉呢。把死后的躯体裹上布帛，又放进厚厚的棺椁里，嘴里还放入珠玉，想腐化而不得，最后成为干尸，无数年后棺椁才腐烂透，尸体才能归于尘土，返还其本真，由此言之，岂非多此一举。从前尧帝的丧葬，只用挖空的木头做一个椟，用藤蔓扎缚着，埋下去只要下面没有水，上面不让臭气外泄就可以了。所以圣人活着的时候容易受到尊敬，死了也容易埋葬。从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财帛。如今大费周章的把葬礼弄的浪费人力物力不说，还阻碍了人死后返还本真的意愿，这些人做的事，死者也知觉不到，生者却大感劳心劳力，实在是种愚蠢之极的所为。呜呼，我可不想这样啊！”
祁侯览此回信后，大为称善。于是杨家子孙就以“死者为大”，完全按照杨王孙的遗命，实行了别出一格的裸葬。
按照杨王孙的“自白”，他之所以执意实行裸葬，是希望达到此两点目的：一，“抗议”时俗，这相类于今天的行为艺术，只为少数潮人或达者所理解。虽然杨老玩的有点极致，却也不失其“进步”意义，西汉的确是丧葬尚奢成风，到了东汉末年至魏晋这段乱世，才有很多贵族显达们开始提倡薄葬，身为皇帝的曹丕就曾授“严旨”要薄葬自己，所以杨老也算是潮流之先行者了；二，追求无上养生术，杨老是笃信黄老之术的，所谓阴阳相济，生为死之始，死亦为生之初。像这些对生命有很高无尘欲追求的人，不光善于事生，而且善于事死，务求始终如一，以达至生命的化境。不过也许杨老想的有点复杂，但是他想尽快“尘归尘土归土”的想法，倒是很明智，很符合自然法则，也算是契合“天道”了，可谓“功德圆满”。
至于今天，听说高山族也是有裸葬的风尚的，他们的做法是：人死后，脱去其衣，以鹿皮裹之，亲属四人将其抬至山上，展开鹿皮，再将生前衣服覆盖其上。意为人死，肉体已弃，故奉衣于灵魂。
不过还是火葬够省心，几十分钟就可以化七尺躯骸为灰尘一捧，九百万里山河尽可抛洒，而何处非吾冢也，快哉！
白衣尚书
南朝梁时的陶弘景隐修不仕，因其才德冠世，梁武帝每纡尊相询国家大事，故时人号之“山中宰相”，传为美谈。古代的“士”可以细分为文士，武士，隐士，侠士。而尤以文士为最尊，隐士次之，武士又次之，侠士居末。文士、武士始终立足于自古及今；侠士盛于春秋战国，至汉武帝对游侠实行严厉打压政策以后，遂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隐士早于尧舜之际既已显名，延及南北朝时犹为时人所仰，隋唐以后隐修之地差不多就被方外之人占尽了。其实到了两晋、南北朝时，隐士中已经很少“穷则独善其身”如陶渊明之辈了，多半隐修者都是奔着“羽化”这梦想去的。但始终令我们后人羡煞的，到底是那些风骨清扬，具有高世之节的真隐士，他们才是我辈后来人可以暂忘红尘羁劳，邀与神游的尽兴之俦。
东汉章帝时，在东平任城（今天山东济宁）有个叫郑均字仲虞的人，从小就喜欢读黄、老之书，及长，遂为一卓然君子。当时郑均的哥哥在县衙门里当职，虽然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吏，但是像今天一样，也是可以拿“外快”拿到手软的。郑均深为兄长的行为所不齿，多次进谏无效后，郑均仍不死心。于是，他变更名姓去别人家当佣人，就像电影里的唐伯虎那样，只不过一为红颜，一为兄长，而且电影里把折身为奴这件事表现的太轻淡了，在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