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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赌博已经散了，我们站在秧塘庄新开的方塘的坝子上，看着刘庄的人也点起了火把，拿起了家伙，成群结队的向着三月潭那边几个村共用的菜地赶过去，我们没有拿火把，也没有带东西，夹在刘庄后面跟着的少数秧塘庄的人一起到了三月潭。在那个砌着青石条的在本地十分著名的水井边，我看到两边的人对峙着，双方的族长都没有来，也没来生产队队长，但很快我们听出他们真的不是赌博的事情，而是关于取水的事情，刘庄的人为了保住他们的耕地在下河嘴的东面迅速驻起了一条水坝，因为只有驻坝减少往下的流量，才能在上河嘴的弯处形成一个深坑，这样抽水机才能够上水，把水提上去。如果不把这个坝子打开，下河嘴的人就无法抽水，双方争执的地方就在这。但刘庄一直是个大庄，并不把下河嘴放在眼里，下河嘴庄的人主要姓赵，但比较杂，庄子也不如刘庄那么大，在曾经的那些年代，其凶悍的程度远不如刘庄，但是在这争水的生死攸关的时候，下河嘴的人却表现出空前的胆大精神。那晚的架也许本来打不起来，假如下河嘴庄的人在夜里偷偷炸掉了那个坝子，放下积水，也许也没有什么事。
赌博陶醉风（3）
现在回忆起来，乡村的人都是有一股精神气，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拉到双方面前，很少有那种在背后私自做下的决定，所以才有了这场武力的较量。但是假如刘庄不是如此蔑视下河嘴庄，或许他们情况会好些，但他们不知道下河嘴庄的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些打着火把来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人没有打火把而是尾随其后潜伏在荷叶地西侧那个突然陷落进去的土弯里，后来双方真的用锹、用棒打起来时，刘庄渐渐招架不住了，刘庄的人被打败了，至少有三四个人伤得比较重。后来我们也操起了东西，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是秧塘庄的人，况且当时刘庄处于下风，那些秧塘庄赶来协助的人也有被打坏的，那天是我亲眼看见大小二不知从哪取下条凳的板面使劲的轰倒了至少五六个下河嘴庄的人，我也听到那些下河嘴庄没有被打倒的人咬牙切齿地说，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他们知道我们是三线厂的，那晚两个村庄的斗殴一直持续到夜里一点左右，许多火把灭了，而且互相看不清对方，再说下河嘴庄的人占了多数，占了优势，他们打坏了这边的人，并想尽快的撤去，刘庄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去喊更多的人来。
大忠在那晚的斗殴中，打得也很起劲，只是人们更多的是注意大小二，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下河嘴的人撤回去时，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人是伤得最重，而那个打在头骨上的致命伤，就是由大忠用那个镰刀头打的，不知道对方是否把这一致命的击打记在大小二的头上，反正后来有人提醒我们，不要往丰乐河过下河嘴之后的下游去。其实在那两个村庄斗殴不久，连绵不断的暴风雨就来了，不仅缓解了几乎到极限的大旱，甚至还发了洪水，我们又看到无数人从大华山那里砍着毛竹编着竹排运送山货，从东河口那里趁着洪水成群结队的往下游漂来，甚至过张母桥继续往东。在丰乐河两岸，只要雨水充足，人们潜伏在内心的活力就会迸发。而那时发大水，却是有来历的，对于有经验的人也会知道，懂水性的人也知道，只有在大旱之后才会有大水。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的毕业会考，正是洪水时期，所以每天傍晚的时候会是下雨，一直持续到深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仍然万里晴空。连绵不断的每天必到的大雨几乎骇人听闻，因为听说很多地方都被淹了，而我们所在的将军山一带，是丰乐河的上游，靠近了丰乐河主干的源头大华山。记不得那时的会考，大小二考了多少分，但总之他是勉勉强强地通过了考试，在我们结束小学的学习，漫无目的的在广城山一带，从那条又重新蓄满了河水的丰乐河支流跨过时，看到公路上面有人拉着漆黑的棺材，那肯定又是一个居住在丰乐河下游的不幸被大水夺去生命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那漆黑的棺材通过公路运向东河口，或张家店的方向，每当那些棺材发着深黑的光泽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也是在这样的场景中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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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看军车（1）
小学学业的结束，我们都很明白我们必须到南官亭中学去上学。但是对于曾在南官亭打过架闹过事的人来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小四的消息比我们灵通，他倒不像我们将军山的人，他像一个本来就属于南官亭的人，有人告诉我们那个从昆明回来的十四军战士杜卫东终于去了东河口，进了东河口的派出所，因为他在部队的表现积极，所以分配到派出所工作。我曾在南官亭街上见过他几次，他那时的制服就是现在在老电影中看到的有着鲜红领章的白色警服，整齐的风纪扣，使他显得一丝不苟，一个曾在当兵之前跌爬滚打混事的小孩，只要到部队经过硝烟的洗礼，然后回到地方，他如何看待我们呢？当我和大小二到南官亭中学读书时，我就意识到其实大小二不仅仅是一个学生，他成了整个南官亭东边那个丰乐河岸边上来的孩子们的一个代表。
我们很少能见到陈哲，即使有时到医院旁边的那个英雄纪念碑那里去玩，可以俯看到整个卫生院的院子和宿舍的全貌，也极少看到陈哲，但我们知道他就在南官亭，我们也就是在英雄纪念碑那里见到陈宗群的，她有一张在当时看起来有些超前的脸，她是少数几个在那个年代就不梳辫子的女孩。
在那个发水的夏天，陈哲看着南官亭公社插在山头上的那个巨大的变压器，浮想着会有接二连三的高高的电线杆，把那些光亮带到河南去，并逐渐做起来，他的脸虽然坏了，但是他的行动依然敏捷。我们很难判断他在南官亭消失了多长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学会了架电、修电，并且，在那个洪水季节，刚刚结束一场洪水的丰乐河南官亭段对岸的那些村子，一起由陈哲牵头的架电工作，正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了。
我们在南官亭中学读书，看到过吴医生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坐上了通往县城的班车。在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一些知青，他们陆续回城的消息在乡间流传开来，人们知道吴医生也会走，我问过陈宗群，假如可能，你会不会走，和你的母亲一起回上海？她说她的父亲不会同意的。但是关于吴医生本人可能要调回上海的传闻却从我父母那里得到了证实，我的父母虽然和陈医生一家并不是太熟，但是大人之间总是会交流的，虽然是传闻，但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吴医生应该会带走陈哲和陈宗群中的一个孩子，她总不可能空手回到上海，我们的同学陈宗群却从不和我们透露她真实的想法，这里面似乎有一个秘密。然而我们终究没有看到吴医生有确凿调回上海的迹象，因为很多天我们仍看到她背着印有红十字的四方方的药箱，朝着顺河店的方向去出诊。
一天，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跑到乡卫生院闹事，我们很多同学都去围观，也就是在那天我们听到了那个女人所喊出的关于吴广莲医生那些难以启齿的丑闻，看得出来如果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如果不是一种关乎命运的大事，对方也不会这样。由于陈宗群是我们的同学，我们更加留心这件事。当然对方来了好几个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吵了多久，后来在街上就流传着吴医生的关于生活作风的流言蜚语，据讲那个和她有关系的男人是东河口镇的人，孩子们当然不会打听，也没有能力去打听那个人是谁。但我们确实为陈宗群担心，然而陈宗群依然如故，她母亲的事与她没有直接的关联。一次，我和大小二、陈宗群一起到东河口去，因为夏天那场罕见的大水，淹没了北岸边的公路，所以当洪水退去，路上留下了很多缺口，坑洼不平，甚至有很多地方，路基被冲毁，我们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才走到东河口街，我们那次是陪陈宗群去玩，我们并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她把我们丢在东河口的街上，自己消失了一段时间，那时我猜测她也许去找被指斥与她母亲生活作风有染的那个男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山头看军车（2）
我们都去了南官亭读书，而丁书记的女儿丁冒德经过了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停止了让他父亲帮她努力去南官亭读书的愿望，她去了张母桥读初中，一个和南官亭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去过张母桥，但对张母桥的了解远远没有丁冒德多，她去张母桥初中上的学，张母桥是一个镇子，远远大于南官亭，所以她再见到我们时，对我们显得非常的不屑，即便这样，她还是在每个星期天紧紧地抓住大小二，让他带她去这里去那里，即使在平时放学的晚上，她也很早从张母桥中学放学，站在朝向南官亭将军山北侧的公路上，等他回来，他们依然沉浸在那漫无边际的花生地，只是在有些季节，这块地，会用来种麻，不知道那些麻的青梁是否会伤着他们？大小二从没有对丁冒德表现出一点厌恶，凡是她说的他都照做，丁冒德去了张母桥读书，我们是感受到的她的每一点变化，她甚至告诉我们在张母桥有一家电影院，那时我们只看过露天电影，从没有进过电影院，不知道电影院是个什么样子，听丁冒德的口气，她好像离电影院本身就很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也没有进过电影院。
在我印象中，凡是方脑袋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性格，不是很暴躁，就是很沉默，但往往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别人很少具有的幽默气质，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不能确定大小二身上是否具有幽默的细胞，但可以肯定，只要他说话，总可以说到点子上，而且言简意赅。上了初中，自然是不一样了，不光是学习正数负数，还接触到了英语，大小二是不喜欢英语的，从翻开英语课本第一页，听那位姓夏的老师读出第一个英语字母时，我们就有一种蔑视，那些像蝌蚪一样的莫名其妙的单词和字母无比丑陋，而且那些叽里呱啦的音标所围集起来的奇怪的句子更匪夷所思，对于英语的不屑其实是连接在其他的意义上，我们都知道那些使用英语的国家，是被那些打过仗的人称为纸老虎的。
三线厂还在运转，虽然一直有动迁回城的说法，但只是这个说法，涉及到搬迁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年代，可以明显感到军区对三线厂的重视程度不再像以前那段时间了，被冷落了，人们又有了新的兴趣，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三线厂长大的孩子来说，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那次大小二去了一趟县城，他还是没有和我们说，那个显赫的曾经的逃犯，又和他交流了什么，他甚至都没向我们出示他带了哪些东西回来，只看见他在花生地里递给了丁冒德一些东西。
陈宗群的母亲后来还是出事了，这位在整个南官亭乡甚至在高山乡以及在上面的顺和店乡都有影响的来自上海的知青医生，始终未能拿到由当地六安县政府出具的知青返城的审核材料。虽然陈宗群也和我们到东河口去，查过到南官亭乡卫生院找她母亲闹事的那个女医生，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那个医生后来并没有那么疯狂地找她母亲闹，但是关于她母亲生活作风的谣传还是迅速在乡村流传开来，并且引起了公社和区的注意，因为当时要想返城就必须要县政府出具政治审查证明，县里面的审查证明肯定来自区里的调查。这么看来，造谣还是成功的。但是最后她的母亲之所以没有顺利地拿到县政府出具的证明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因为她在给顺和店乡深山里的一户人家的孩子打针时，由于针水的问题，使这个孩子坐骨神经受了伤，照今天的说法是医疗事故，当然对方并没有落下残疾，乡村的医疗水平很低，再加上农村本来就对吴医生要回上海有着许多议论，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大了。
陈宗群告诉我们，她的母亲是从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原因可能是有人在乡卫生院做了手脚，要不是偷换了针水，要不就是在针头上做了手脚，后来听说乡政府命令乡卫生院做了查验，也并没有查出谁私自进入过药房或者是对药品做过手脚，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吴医生旷日持久的争取回城的努力，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