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现在多方便，春节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问个好，说说情况，双方啥事儿都知道了。有的说，俺爹妈不让回去，说回去了，刚刚结婚，就要走新亲戚，备五色礼，一年的工资算白挣了。也有的说，家里的天气太冷，冰天雪地的，受不了那份罪。在这里习惯了，用不着穿冬天的服装，省事又省钱。
反正大家说来说去，离不开那个钱字。说明大家挣钱不容易，大家都心痛那点血汗钱。杜思宝想想，头一天晚上，花了胡万有几千块钱，听听这些情况，实在感到心疼。胡万有这些大款们一掷千金，花天酒地，领导们“一盅酒一壶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可这些百姓，却省吃俭用，一块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这种悬殊实在太大了。
也有一两个男青年，带来的女孩子是外地口音，看他们亲亲热热，勾肩搭背的样子，就知道是一些打工期间磨合出来的恋人。他们平时打工辛苦，各自住在大房间里，连个亲热的机会都没有。节日里，厂里放假，可以在一块儿住，加倍地发泄感情。这些年轻人当然不愿意回家，爱情可能比亲情更加重要一些。但他们能不能白头到老，还是一个未知数。
喝了一些啤酒、白酒，大家更加无拘无束地热闹开来。让杜思宝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比如他们正在喝酒的这些房子，都是新建的。这些打工仔刚来的时候，此处还是一片荒地，不几年就飞速发展了起来。你要是在这里一直干活，还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隔上几个月再看，面貌就会大变。这与杜思宝回到老家，突然感觉老了如出一辙。当地人卖地皮暴富，许多家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靠出租房子就有吃喝不尽的收入。即使最不咋样的家庭，也比我们内地见钱多，老一点的人整天喝个小酒，搓搓麻将打发日子。年轻一点的不喜欢当干部，都要经商办厂。人家广东人很守信用，不像我们内地人那样坑蒙拐骗。所以他们敬神敬的大多是关公。关公在他们心目中，既是正直仗义的化身，也是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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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上）（2）
在这里办厂的人，大多数是香港人和台湾人，也有日本人。进不同的工厂，待遇相差不大，感受却不一样。香港老板比较大方，不太在乎钱；日本老板管理严格，待工人严厉；台湾老板比较抠门儿，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
同马寨出来的一个小伙子一同来的，有一个在高尔夫球场干的河北女孩，说自己上中专没有毕业，来这里闯世界了。她和那个小伙子在一块儿干，两个人就好上了。
小伙子说，表伯，我是个球场的保安，只有固定工资。我女朋友做“球童”，比我强，很能挣钱，一天下来，平均收入两三百块钱。这些钱，主要来自于小费收入。领班们排好的班次，客人来了，轮到谁，谁去陪这些客人打球。开着一辆电瓶车，在风景如画的球场里转来转去。要是你把客人陪高兴了，一次一百元的小费不在话下。下次这个客人再来时，仍然要挑××号为他们服务，如果这个“球童”忙着，他宁可喝茶等着，也不要其他“球童”。这个球童正好闲着的话，可以不用按照排好的班次上。
那个小伙子还说，我这个女朋友，接触过来高尔夫球场打球的各色人等，对他们的禀性摸得很透。当地的官员和大款们，给不给小费，不敢指望，有时陪他们还是政治任务。但来玩的老板，给“球童”们小费，是全世界通用的规矩。当领导的也不例外，他们往往出手不凡，由秘书或者小蜜，一次给一百、二百的经常出现。日本客人的特点，是“哈依哈依”的很有礼貌，对“球童”们也是点头哈腰的，小费顶多不过五十块钱。台湾老板吝啬，当球童的，要不是正好排到了班次，没有人喜欢陪，他们随手扔给的，也就是十块二十块钱。只有香港的老板来了，“球童”们比较踊跃。有一个香港客人一杆进洞，高兴得像中了彩票大奖，一下子给“球童”奖了一千块小费。他们迷信，认为只要这个球打得好，做生意就会顺利发大财，所以出手大方。钱在他们的手中，不过是花纸头。
说起香港的大款们，大家更加来劲儿。有人告诉杜思宝，在樟木头、龙岗、凤岗和大亚湾一带，房地产开发商们，盖了大批的住宅楼和别墅，大多数被香港的大老板们买走了。这些大亨，有的是带了家人，把这里当做另一个家，来休闲度假的。还有许多人在这里包了二奶，开着高级轿车，到这里和二奶欢乐。隔着铁栅栏，往里边看去，要是见到抱着名贵小狗、小猫的年轻女人，准是二奶们。出外打工的女孩子，凡是能够往家里大把大把寄钱的，不是当二奶就是当坐台小姐。
在谈话中间，有些年轻人很有见地，说起同国际接轨，中国加入WTO，东西部的差距，中国经济的梯级分布来，就像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一点滥用名词、牵强附会的样子，让杜思宝对他们刮目相看。
大家还举了不少老乡们在这里发财或者受害的事例。他们说，某某人被传销公司给骗了，圈在一处隐蔽的地方洗脑子，然后写信打电话，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到现在没有发财，反而脱不了身。还有几个年轻人当了保安，嫌工资不够花，又在空闲的时间里做古董、玉器生意，挺能赚钱，兼职竟然比主业来钱快。他们在进货时，一只手镯、一棵“玉石白菜”，不到十几、二十几块钱，出手时可以卖到数百元。有时候，若蒙着了老外，可以卖到上万元，利润高得吓人。做古董生意的全是赝品，没有一件是真的。提供这些商品的地下黑心商人，都有作假的绝活，刚刚印制的线装书本，不一会儿工夫就会变成古色古香的陈年老书。一张张“清明上河图”，虽说不是原画，也是古人临摹出来的。刚刚用塑料铸成铜币古钱，生出的铜锈，绝对像是从古墓里扒出来的。“###”中的领袖画像、像章、革命图书，全部是现在生产的，与当年的没有两样。“百货中百客”，不管这些东西再假，总是有人乐意上当。
杜思宝听了这些，感慨万分。他想，是啊，在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他的那些可爱的乡亲，无不受到浸染和熏陶，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了。当然不可能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确实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大批的内地青年，到这里出力卖命，哪里会有这里今天的如此繁荣！
送走他们以后，小磊给他安排在一个家庭宾馆里，一个床位只收二十块钱。杜思磊要和他一起睡，杜思宝不让他这么做，弟兄两个就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不少家里的闲话。最后，杜思磊一拍脑袋说，我差点忘了，发旺哥和嫂子来了，就住在他女婿的工厂里，给人家看门，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
打工（下）（1）
第二天，杜思磊对许翠翠安排了一下饭店里的事情，又找了朋友的一辆面包车，亲自驾车拉杜思宝去深圳龙岗，到孙丙豪的儿子孙松涛的胶带厂，看望发旺哥他们两口子。
一路上，小磊对大哥说了不少关于他们的事情。
小磊说，孙松涛从台湾来到这里办厂，发了大财。这个人在孙丙豪的教育下，很守规矩，很敬业，又有高学历，有知识，打理的厂子，很不一般，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外销路很宽。厂里招收的工人，也由开始的几十个人，增加到现在的五百多人。
贵亭叔的外甥女，也就是刘小芬的女儿沈卓娅，是咱们那里最早到这个厂里的一个人。这女孩最不争气，越混越不像话。孙丙豪把她带来，交给了孙松涛，说了相互关系，要孙松涛多多地关照她。
按辈分，沈卓娅应该叫孙松涛为表爷。这个表爷对老家没有多少概念，只认作是劳资关系，并没有特殊照顾她。一开始，先让她到涂胶车间干，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这女孩吃不消。她找到孙松涛说，表爷，能不能给我调一下工作？我的腿都站肿了。孙松涛就让手下人把她调到了装箱车间。
装箱车间虽然是坐着干活，仍然不轻松，每天要装好多箱子胶带。沈卓娅干了不到几个月，突然失踪了，跑到一个美容美发店学按摩。这也是坐着干活的，相对轻多了。在这种场合里，她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知道了还有开发自身资源，更能够快速挣钱的办法。于是，站着干活太累，坐着干活还累，她干脆躺着干活去了。
这事情过了好几年，她家里一直不知道，一直以为她在胶带厂里干活。后来，年龄大了，又抽烟，又喝酒，头发染成红颜色，落下一身脏病。回到家里，她妈感到不对头，审问之下，她承认了自己当坐台小姐的事儿。把刘小芬快气死了，把她打了出来，不认这个女儿了。
沈卓娅虽然被公安局多次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罚了不少钱，还是有不少积蓄。家里不认她了，她满不在乎地又跑到了山西太原。那里是北京的后花园，煤矿多，有钱人多，她干了不久，就挣了很多钱。老板让她多带一些人来，她就给原来在南方的姐妹们发短信。那时，她刚刚学会发短信，弄了半天，又是用拼音，又是用笔画，只点出了六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这个短信发出去以后，马上从广东飞到太原了一群“鸡子”。后来，那里严厉扫黄打非，环境还不如南方，她就又回到了深圳。听说她现在自己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仍然在偷偷地做皮肉生意。
杜思宝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沉重。他自己前天晚上，喝了一些酒，就迷乱本性了，在一个小姐身上得到了片刻欢娱。回想起来，十分后悔，这个世界确实可怕。现在，确实有许多不顾廉耻的男人，也同样有了许多不顾廉耻的女人。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兴啥啥不丑，笑贫不笑娼。
一路上，杜思宝想了好多事情。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怪了，沧桑巨变，啥事儿都在翻个儿。七太奶是旋车轴匠人的女儿，嫁给七太爷的时候却不坐牛车要坐花轿；元叔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念，儿子女儿上了大学，还读了博士；穷得为了弄肉吃，割牛舌头的孙满仓，儿子孙二孬成了大款；整天偷偷摸摸的“公贼”狼叔，儿子当上了以抓贼为己任的派出所所长；刘小芬吃“破鞋”女人的女儿孙丫丫的糖都嫌脏，自己的女儿却做了成千上百个男人，压过来压过去的###；想当初，开会要靠“四类分子”送信，现在远在千里，发个短信，什么意思都可以表达……正像百年前，数百个科学家，共同猜想，百年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向，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汽车竟然会风靡世界一样，当今社会再发展下去，电脑将变成光脑、生物脑，纳米技术将会让所有废物都成为有用的东西，家用机器人将代替人们的劳动，人类的某些器官不再进化，真的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杜思磊又对杜思宝说了发旺哥的女儿刘玉芹和刘玉娜的情况。
小磊说，玉娜这个孩子，真是福星高照，现在已经成了阔太太了。
那时，她和她姐玉芹，还有高恩佑、寨外胡顺昌的儿子胡万春、孙乃社的孙女孙松枝、狼叔的女儿刘继多和刘继凡，他们七个人，坐着土龙般的大巴车，来到广东的时候，这地方还是不毛之地。当时正赶上加速发展的机遇，办了不少工厂，到处都在招收工人，找活干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他们几个按照在家时，家里的老人们相互凑出来的，已经在南方站住脚的人的地址，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就开始寻找落脚的地方。先打了胡万有的电话，可巧胡万有去内地了。找杜思磊的时候，听说厚街那个地方，还不怎么样。于是，又跑到深圳，打了电话，才知道孙松涛在深圳的龙岗区，离深圳市还有一段路程。孙松枝和刘继凡、刘继多，就地找了一家工厂，留下来了。胡万春和高恩佑坚持要找到杜思磊，说他们在家里时，已经给杜思磊写过信了。既然找不到孙松涛，那就去找杜思磊。只有找到了杜思磊，才能给家里一个交代，让他们放心。
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道理，他们不得不分了手。高恩佑和胡万春向西北走了回头路，摸到厚街，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和杜思磊见了面。杜思磊当时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许翠翠他们两个苦苦攒钱，为的是抓紧让许翠翠得到解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多大能耐。既然家乡的人来了，还是要想办法的。杜思磊找到表哥，表哥通过当地的熟人，把他们两个男孩子，安排到了陶瓷厂。后来，胡万春回家结婚，不再来了，只有高恩佑继续在这里干，落下了个惨死的下场。
打工（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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