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第6部分

二、青年习武　追随革命（3）
“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先生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的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铁血丈夫团”的团员共28位，其中山西就占四位。分别有：湖南的程潜、仇亮；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翙、张益谦；四川的尹昌衡；浙江的黄郛；河南的杨增蔚；直隶的何子奇；湖北的何成浚、孔庚、朱绶光、李书城；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等。
　　孙中山建立这一纯军事干部团体，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责。因此他为了保持这28位成员的秘密身份，避免引起清廷官吏的注意，特地嘱咐他们暂勿参加对外活动，专心学习军事，以待大举。
　　阎锡山既成为同盟会成员，又成为“铁血丈夫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为能参加到这一反清革命行列感到非常荣幸，平时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很高，虽然不苟言笑，但情绪一直保持在兴奋点上。当然，他毕竟过早进入社会，过早受过磨难，不像从学堂到学堂仅有学习经历的一般留学生那样单纯，那样轻信一些时髦口号与动听主张，他每遇一事，都要深究。他既然欢欣鼓舞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既然宣誓要为孙中山倡导的十六字纲领奋斗，就要一丝不苟地弄清楚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当时，他对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甚了解，因此特地去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言简意赅地告诉他：
　　“平均地权的这个‘权’字，既不是质，也不是量。这也就是说：所要平均的并非地亩多少，亦非地质好坏，而是说它的一种时效价值。”
　　阎锡山听了，直率地答道：“我还不明白。”
　　于是，中山先生便举例说明，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譬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文钱，但是现在因为纽约已经繁盛起来，所以纽约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两银子。”
　　阎锡山当时并没有问一方尺是英尺呢还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追问：
　　“美国也是使银子，花两数的呀？”
　　“不，美国的货币叫达拉Dollar，一达拉大约等于我们中国的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地值七百达拉，你一定不晓得究竟值多少钱，所以我才跟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这样你一听就懂了。”
　　阎锡山恍然若有所悟地说：
　　“那么，您所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由这一文不值涨到了的七百两呀！”
　　中山先生温蔼地笑笑说：
　　“你说对了。”并又进一步解释说：“原来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两银子，但这并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造化所授，纯粹是因为国家的经营而提高，所以不应当让地主享有，而应该由国家享有才对。你明白了吗？”
　　阎锡山很高兴地说：
　　“我明白了！”
　　孙中山先生又说：
　　“像纽约这样的情形，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们中国来说吧，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有这种情形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紧接着又问：
　　“商埠码头可以实行平均地权，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实行平均地权呢？”
　　中山先生肯定地答道：
　　“凡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都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再问：
　　“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说：
　　“耕作地因为国家经营而提高价值的比较少。”
　　阎锡山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
　　“那么，因为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不可以归于国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复说：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应该归出力人所享有。”
　　阎锡山内心的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复，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辞。事后他说：
　　“这一席谈话，历时三十分钟，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谈话里，中山先生频频地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回想，尤觉敬服不置呢！”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输运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　想看书来

二、青年习武　默察社会
阎锡山熟能成诵的《诗经》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意即其他山上的石头同样可以用做琢磨玉器之砺，引申为把别人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考察、分析，就可为本人所借鉴。但是，清王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中后期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丝毫不理会别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倒是东洋的日本民族在借鉴别国方面颇具成功经验。早在日本古代奈良、平安时代，他们就大量吸收中国隋唐时期的各种制度和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仅仅三十多年时间就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日本人学西方成功了，这对中国无疑产生相当的震动。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振兴自己的祖国。所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志于救国的人们，掀起的负笈东航的热潮，不外是在思考中国究竟该不该向日本学习和向日本学习什么的问题，以探讨日本维新之要和强国之道。当然，对这些问题，中国不同的阶层，从其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阎锡山是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默默进行了细微的观察，深觉日本全国正弥漫着一片振兴气氛，比如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日本人热心助人和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等。日本的这些进步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晚年仍追忆历历。他说：
　　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阎锡山是学军事的。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更使他感动。他追记说：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阎锡山很赞成日本的富国尚武之道，但并不赞成日本推行的武士道精神。他考虑问题总是“执两用中”，他一向认为：“中的人道是依据中处理人道。中是什么，是不偏，不过，不不及。不偏是部位的定点，不过、不不及是程度的定点。中的本质是个一，但不是单纯的一，是二而一。二而一，不是二的哪一边，是二的平衡。无二即无一，二不平衡也不是一，一才是中。”并认为“人事的施为，皆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谓中的人道即是凡所施为均须适合不偏、不过、不不及的中”。　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武士道精神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尚武太过份，也难免不遭失败。他在《早年*》中说：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对日本总的印象是好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日本对军人的敬重和全社会的尚武精神，更使他羡慕万分。但是他并不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它不符合“中”的施为，势必要遭到失败。
　　

二、青年习武　佯病济助日人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同情者和赞助者。其中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就赞助颇力。同盟会会员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活动也多加支持。阎锡山认识一位社会党人，叫大杉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大杉岩因政治问题被日本政府关入监狱，其夫人及其同党向阎锡山求助。阎当时的经费也并不宽裕，但出于革命情感，仍答应设法相助。那么，如何弄钱？阎苦思了若干天，后终于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法。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旅日留学生，一旦滋病，可向驻日领事馆领取日金五元的医疗费。于是阎锡山便和一位也是社会党人的德国医学博士商好，佯装患病，经由他诊断，允准住院治疗实际没有的疾病。那时，日本的医院只顾经济效益，并不注意病人的病情，阎在一家医院一连蒙混住了6个月，一边看“病”，一边研读军事操典，将在领事馆所领到的医疗费除支住院费外，约剩900日元，如数捐赠给大杉岩的夫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阎锡山这一义举在留日学生中，知者并不很多，当时只有和他特别亲近的赵戴文等几人知晓。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同乡，是到日本后才认识的。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当时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东京山西同乡会上，两人一见如故，谈论投机，遂成好友。阎先于赵参加同盟会，又介绍赵参加同盟会，赵入会的主盟人是同盟会执行部内务长朱炳麟。赵戴文入会后，更成为阎锡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青年习武　回省发动革命
1906年6月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决定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赵戴文也已毕业。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商讨改订中国同盟会新章程，阎锡山又几次拜谒孙先生。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便派阎锡山利用入伍实习前的几个月，和赵戴文回省做发动革命工作。
　　阎锡山偕赵戴文收拾停当，立即启程。启程时他们随身各携带炸弹一枚，以备发动起义时用。到了上海港口，因为知道海关检查很严，阎锡山便把赵戴文所携带的炸弹也要过来，并对赵说：“如果被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赵戴文说：“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如何？”阎说：“站在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会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到了海关，果然海关人员对站在前列的人检查得没有后列的人那样细密，他们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阎锡山的机智和勇敢，以后他多次引以为豪地和人说起。一过海关，他就曾以教导的口气，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从上海溯江到了汉口，在一家旅馆中住下。在房间的墙壁上阎看见写着：“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两行联语，心想这两句话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感想。并将如此想法告诉赵戴文。赵也有同感。那么，这两句话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所题？很难证实，也许真是，也许题者无意，阅者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