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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理与自立能力的培养
在教育过程中越是以子女作为教育主体，给子女充分的尊重，就越有利于子女自理和自立能力的发展。以下是两种民主型家庭的教育方式。学生4的父亲是上海一所中学的德育主任，他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教育自己的孩子结合在一起，对孩子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孩子的心目中，他的父母“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与我平等地交流，家中的气氛没有冷战的紧张，而是充满了民主与宽松。记得很小的时候犯了错误，父母从未用过什么体罚措施，他们总是很耐心地和我摆事实，讲道理，坦诚地教导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严重的也就是父亲会弹我的手心，不过显然也算不上什么体罚。再大点儿，到我上小学时，连弹手心这样的‘重罚’也消失了。而自打上了中学后，往往家里许多重大决定中都有了我的建议。而且一旦我有了什么想法，比如和同学去看电影上网聊天等，只要立场没有错误，爸妈都会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去做。甚至有时还会向我提出更合理的建议来完善我的想法。诸如哪部电影值得一看，哪个网站上有关于科普的介绍等等，完全没有社会上盛行已久的‘家长作风’。”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民主、平等的家中，这名学生自然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学生1则说：“我爸我妈向来尊重我的决定，只要对我成长有益，他们都不干涉。”她在作文中提及中考填志愿时的情形，那段时期，父母天天晚上出去散步，“说什么放松身心，其实他们早累得不行了，只不过是背着我讨论填报策略罢了。可到头来，他们还是那句话，‘四大名校随你选，我们不管。’中考三天，他们除了给我准备饭菜，依然照常上班，既不送考，也不给我什么鼓励和安慰，似乎中考简单得如同平时小测验一样。”学生1的父母刻意在子女面前掩饰自己的担心，就是希望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
学生在作文中提到的都是他们从家庭中继承到的文化资本。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化资本的场域中，他们能够很早就接触文化资本的各种形式，布迪厄提示到：首先，被内化的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后代的文化能力有关，其次，家庭在传递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时，或者起到肯定性的积极作用（节省时间，提前开始），或者则是起负面作用（浪费时间，以后花双倍的时间改正）。张意：《文化与区分》，转引自文化研究网，//culstudies。中产阶层家庭显然有利于子女对于文化资本的获得。在家庭熏陶中获得的不平等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受到制度化保护，学校将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一视同仁，从而默认了家庭传承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在这样一个重点班里，大部分学生来自中产阶层家庭，印证了文化再生产的观点。
由于文化资本需要被确认其合法性，因此有必要谈一谈中国的高考制度，这是当今中国确认文化资本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一篇报道最近南京高考情况的文章丁茆：《南京高考年年全省倒数？ 高考刺痛南京》，《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3日。指出，虽然拥有全省最雄厚师资力量和文化资源，但南京 2004年本科上线率为18％，远远低于江苏2004年本科录取35％左右的全省平均比例，在近10年来取得最好的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九（江苏以前有11个省辖市，后来增为13个省辖市）。办学历史悠久，全国闻名的南京四大名牌高中本科的升学率也比一些县中差很多。这意味着，即使那些具有丰厚文化资本的高中优秀学生，也很有可能面临高考的淘汰。另一方面，这些遭到高考淘汰的学生中却可能拥有许多高校欢迎的素质。高校的专家和老师指出，南京学生学习、研究有后劲，他们的素质全面、眼界开阔、知识面较广。东南大学早年曾经实行过轰动教育界的教学改革，将大学新生从入校时候起，制订若干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多数是分数之外的，按A、B、C类进行滚动竞争，辅之以丰厚的奖学金予以奖励。几年下来，从C类升至B类，乃至A类的多为来自城里的高考分数不高的同学，而从A类、B类降至C类的多为来自农村、高考分数较高的同学。不少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两个考生高考分数一样，我肯定愿意录取城里的学生。问题是，如果这些具有学术研究潜力、也深受高校欢迎的城市高中生，尤其是那些家庭文化资本雄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不能通过高考的话，不光是高校的遗憾，他们本人的前途就会大受影响，因此，家长对于南京的“素质教育”试验非常不领情。于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是，尽管应试教育的代价是思维火花和发展潜能已被渐渐消磨，但南京又在小学、初中恢复了多年弃用的统考，走回应试教育的老路中去。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3）
发生在南京的这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说明，通过高考，一些学生能够让他们的文化资本得到社会的确认，从而实现资本的转换，而那些没有通过高考的人却得不到制度的确认，即使他们身上也同样具有例如高雅的欣赏品位、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文化资本，但他们的文化资本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只有当他们通过了某种确认，他们才能得到制度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学历和文凭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这便是布迪厄所说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那种简单性的文化资本则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是）被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1页。
任何形式的考试又都牵涉到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高考的本意是要选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兼顾公平的过程中，高考又不能完全实现效率这一维，对于这一点，专家学者多有论述。例如，刘海峰指出，中国从古到今都在不懈地追求人才选拔的公平与效率，并出现了“至公”的理念。在考试选才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过度追求公平的国度。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最常议论的全面考核与公平客观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综合考察德、智、体、美各个方面来选拔大学新生，应该说最能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就最符合效率原则。然而，这种考核方式却容易损害公平原则，因而往往行不通。与在许多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所不同，在考试选才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选拔性考试最初虽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是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尽管中产阶层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使其子女在课外活动和语言表达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博雅、举止风范以及见识等方面也比一些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表现优秀，尽管针对南京这类城市高考难题，专家所提出的“放手让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实行宽进严出”的类似对策，已经在台湾等地证明明显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见多识广的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学生，但是至少在目前注重形式公平的高考中，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一些学生还是会因为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被高考淘汰。由此，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压力重大的中产阶层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不知所措。
甲高中学生作文中，不止一个学生谈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观念冲突。一位学生说：“我爸我妈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关于如何教育我这个问题，我妈认为应采用严厉加赏赐，而我爸则认为应该任我发展。我妈觉得只有严厉和奖赏才能刺激人进步，而我爸则觉得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能由家长来左右。”
同时，孩子升学的压力也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一位女生说她的妈妈：“我考试没考好，她立即声色俱厉，从各个方面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可她色厉内荏，骂完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她自己也觉得内疚，让我忘记这事。”
所有的孩子最终都要面临社会的选拔，但接受考验的不只是孩子，更是那些家庭。尽管中产阶层家庭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也能够给子女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起点，但鉴于文化资本的象征性财富的性质，它不能直接由父母传承给后代，这样就增加了父母的教育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家长对于孩子不但强调学习能力，还致力于发展其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良好的承受压力的心理能力、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决策的能力，目的是要满足社会选拔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还要面对各种考验，那些来自低下阶层的孩子们也在凭借他们自身的优势展开竞逐。正如帕累托所言，社会没有永恒的贵族，中国也有古话：富不过三代。由此也能够看到，中国不仅存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同样也存在精英循环，社会将筛选符合需要的候选人进入上层领域，而不仅仅是保护既得利益者。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中产阶层父母们一方面迫于工作的压力，忙于自身充电，忙于追求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放弃丁克的轻松，处心积虑地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传承他们自认为必要的各种价值观念，使孩子能够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从而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一个理想的社会地位，但是，因为文化资本本身是一种象征性资本，它不能直接转化成一种物质资本传承下去，因此，教育的不确定性使中产阶层父母“龙生龙，凤生凤”的美好意愿并不总能如愿，从教育中获益同时热衷并擅长教育的中产阶层父母的那份担忧将继续演绎着一幅令人瞩目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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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中产的符号生活
布迪厄认为，判断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属性，只有从个人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轨迹方面来分析，才能准确地加以区分。在个体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本差异并不足以说明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情况下，是文化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地位与声望，因为文化资本影响着个人艺术欣赏的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品味，从而，这一资本丰富的群体就会在文化艺术的消费实践方面表现出与其他阶层差异明显的趣味区隔。所以，在经济资本相似的情况下，能显示人们“尊贵”身份的，非文化消费上体现出来的品味莫属。Bourdieu，Pierre，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再以其经济关系，而是以其越来越突出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取向而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
文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以不同阶级之间显著的文化趣味差异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文化系统提供着具有共享意义的符号，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模式化或制度化体系，从而使不同的文化取向因社会地位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呈现系统性变化。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25、179页。美国畅销书作家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为阶级趣味间的差异做了最通俗的解释。1998年底它的中文版出版以后，迅速成为大陆的年度畅销书。在《格调》2002年修订版的封底上，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阅读引导：《格调》不仅缔造了1999年的一个出版时尚，而且成全了一个文化事件，其关键词即“品味”。保罗·福塞尔：《格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在这一版上列出了各种媒体为此书所做的宣传，如《中国青年报》：“这本书的独到与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无处不在的格调区分”；《世界时装之苑》：“品味是一个过去、现在生活的全部展现，你是谁，你就有怎样的品味，你逃也逃不脱，说也说不清”；《北京青年报》：“主要是因为它的有趣”，“作者那种特有的温柔的刻薄、狡猾的犀利以及善意的恶毒”，“使《格调》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格调’”；《新周刊》：“这是一本极好玩的书”；《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