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则是英国各方的一个共识。同时市场又通过对既定男性气质的质疑而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消费文化现象。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法国中产阶层在争取自身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也往往以财富来弥补出身未能给他们带来的尊贵之感，早在18世纪初，法国城市中等家庭中就已经盛行室内装饰之风，镜子、时钟、油画、塑像等这些曾经作为财富象征的物品，此时也如雨伞、鼻烟壶和书籍一样普遍起来。Maza； Sara； “Luxury； Morality； 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 （June 1997）；pp 199～229即使是今天视自己为世界第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并自视为其他国家“未来图景”的美国，Giddens； Anthony；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75，Cf Vidich； opcit；pp103～129在其中产阶级兴起时期也是以大洋彼岸的欧洲文化与生活方式为其楷模的。Sherrer； Grace Bussing，“French Culture As Presented to Middle Class America By Godeys Ladys Book 1830～1840”； American Literature； 资料引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难怪波德里亚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因此人们“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8、85页。经济能力的彰显成为人们展现自身价值与地位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3）
中国媒体对中产的构建，恰恰说明了一部分中产，亦即文化媒介人群体，文化媒介人，最典型的莫过于电视、广播中文化节目的生产者，或“品质”报纸与杂志的批评家及所有新闻记者和新闻写作者。Bourdieu，opcit；p325对中产关注的焦点所在。虽然他们对中产的描述都基于生活品味上，但其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财富的推崇与津津乐道。媒体上的中国中产“优雅、智慧、收入丰厚；他们着眼未来、创造财富；因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他们追求文化品味和生活品质，物质生活上即使不是异常阔绰也是生活优裕。”北京：《时尚》杂志网站，trendsmagcn。世界品牌与欧美时尚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内容。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都是中国中产生活的必需要素。为此，媒体还给中国中产制定了住房、装修、酒吧夜生活、餐饮、医疗、报纸阅读等6个标准。要成就这样的生活，着实让刚步入中产的人们感慨“讲品味是很累人的”，但过生活“又不能不讲点品味”。广州：《新周刊》2001年11月总第118期。不难看出，媒体上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所谓值得推崇之处、其品味的高尚均在于它总是以西方文化为高级文化，以国际流行为判断标准。这种标准相对于大多数正处在脱贫状况中的中国人来说，未免显得有些奢侈。
如果说媒体对中产的热衷是因为要制造一个话题、一个“文化事件”的话，那么商家则敏感到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的出现给自己带来的无限商机。借助于媒体，商家不断给予公众这样的暗示：你想拥有品质高尚的生活吗？你想获得某种身份与地位吗？那么就来拥有某种物品吧。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商显得尤为坦率。他们宣称，中产阶层在置业时首先考虑的其实是购买一种生活品味，因为品味是表征身份的一种手段。“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是几年前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出的广告语；“高不可攀的不是品质，是品味”，更是一家楼盘在南京闹市区的巨大广告牌上打出的口号。这家房地产商向世人推介的品味是什么呢？是依山傍水的法兰西风情：在绿茵茵的草地之上，西式房屋紧傍着一弯流水，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透着一片祥和与温馨。上海一家公司则以“中产阶层生活特区”向大众推介自己，把Townhouse为概念的居住形态称作为中产阶层度身打造的社区模式和代表。自然、绿色、阳光，健康及居住的休闲性与舒适性，社区的交流空间与浓厚的文化氛围都是他们的要求所在。《上海“中产”特区 注重生活品味 营造文化氛围》，//housesinacn，2003年8月4日。在这一宗旨下，欧陆风格成为各房产公司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通过对异国情调、新鲜空气、自然等因素的强调，房地产商们不仅迎合而且引导了一部分人的消费心理，中国的先富阶层通过对“欧陆风格”这一符号的有形占有，在彰显了自身财富能力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对身份地位的品味要求。而这正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波德里亚认为，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已经使得原先为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以一种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自然、空间、新鲜空气和宁静：这就是我们在两个社会极端等级的支出差别指数中所发现的、所寻求到的稀有财富和昂贵价值的结果。……‘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波德里亚，同前引书，第41～45页。用它来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所崇尚的“欧陆风格”，正可以说明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中国中产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
住房如是，在其他日常生活消费的领域也同样如此。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外交官夫人无法理解一家普通的美国咖啡连锁店为何来到大陆后就成了身份与品味的一种象征，因为她知道，在美国人眼中，不管从价格还是环境看，去“星巴客”喝咖啡如同驴饮，实在谈不上情调两字。一杯2～3美元的大号“卡布其诺”在当时纽约人均2000多美元的月收入里，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地点换在北京，同样的咖啡，一样的服务，差不多的价格，与人们的月均收入一比，上“星巴客”喝咖啡是一种身份高贵的象征，确乎似在情理之中了。《外交官夫人谢芳眼中的 “星巴客”的情调 》，上海：《文学报》2003年3月27日。一时间，不管是“白领”、“小资”还是“中产”、“波波”，讲究生活“品味”成了突出自身形象的重中之重，收入与消费、文化与品味，所有能显示家底的物品与行为，都成为中产人士生活的必需。
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1）
关于阶级阶层理论，一直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马克思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建立的两大对立阶级模式，一是韦伯基于财富、权力、声望差异而建立的等级式的阶级模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最初的阶级间激烈冲突与对立之后，马克思针对资本积累初期的预言——阶级间的对立最终将形成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导致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更倾向于采用韦伯的理论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间的冲突与差异。在韦伯那里，阶级的划分主要建立在权力、地位与声望等基础上。“阶级”指的是“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任何群体”，不一定构成实际上的共同体。因此存在三个层面上的阶级：主要依据财产多寡确定的有产阶级，主要由市场利用机会来确定的职业阶级和建立在前述阶级地位总体之上的社会阶级。在社会阶级的范畴内，处于工人阶级与有产者及因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之间的，即是如今所谓的新中产阶层，它们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商业和其他行业的“职员”、官员）。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上卷第333～337页。等级的划分则建立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任何一个人要想属于某一特定的圈子，首先必须满足它特有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生活方式则建立在教育、出身、职业等事实之上。韦伯，同上引书，下卷第253～254页，上卷第337～339页。有关生活方式在社会阶级研究中的地位由此确立。
国外的中产研究表明，以薪水雇员与文职人员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新中产阶层自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异质性与边际伸缩性就成为其显著特色。Vidich， ed，opcit； pp55～82 许多新兴行业对教育水平与生产技能都有一定的要求，它们有别于过去肮脏、沉重的纯粹体力劳动，在经济上也保证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因此，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新中产阶层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有着强烈的欲求；向社会上层的生活标准与价值观看齐，自然成为中产阶层奉行不悖的准则。Emil Lederer & Jacob Marschak， “The New Middle Class”； Cf Vidich，opcit； pp55～86由于他们深深体会到等级差别的必要性——等级差别使他们与社会较低等级的阶级拉开了距离，这对确立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从而导致他们希望“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应该敞开”。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81页。这一距离的保持，如马克斯·韦伯在《阶级、身份地位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资本、财富与收入本身的差异上并不足以作为区分，这种差异常常外化为各阶级互相区别的生活方式。亦即是说，在某一特定收入水平内，由于消费选择的不同，同一收入等级内的人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如凡勃伦所说，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对财物的特殊化消费，具有一种礼仪的性质，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其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成为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并接近这些标准，也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凡勃伦，同前引书，第53～65页。对自身地位的敏感，促使中产阶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因而，与其他各阶级相比，那些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层，更加乐于将上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努力突出自己与上层阶级相近的趣味，强调与较低等级阶层趣味的区别，从而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Bourdieu，opcit； p333这些无不说明了对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新中产阶层一大特征的原因所在。
现有的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表明，在其崛起过程中，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各国中产阶层成长的一个必然过程。19世纪英国中产阶层对城市文化的构建与追求，正反映了上升过程中地位得到巩固的中产阶层对自身合法性的一种肯定：对理性克制、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与温柔贤淑、知书达礼的女性形象的赞赏，Kidd； Alan & Nicholls； David； opcit无不显示出英国中产阶层强烈的身份意识与阶级趣味。这种趣味曾被马修·阿诺德称为“非利士人”的趣味，借以讽刺其在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方面的狭隘与平庸。而在学术领域内，有关阶级趣味差异造就的阶级区隔，在近年来影响尤为广泛的是布迪厄从文化资本入手对阶级间及阶级内趣味的区隔所进行的分析。布迪厄的分析是根据其著名的“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公式来展开的。这里的“惯习”等同于“资本”，这不仅因为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阶级状况及其遗传的内化形式，是个体生活经验的积累所致，更因为它是人们根据各自的资本状况，经由有意识的培养才得以形成。按照布迪厄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亦即是其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及其变化轨迹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认知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破译与解码的过程。一个人解码能力的高低与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过的正规教育（这是个人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密切相关；其中又以家庭出身的影响最为强大，学校的正规教育则在一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