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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十一章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列车在中国边境站停3个小时左右，晚上11点多火车离开二连浩特，不久停在蒙方扎门乌德边境检查站上。扎门乌德市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距离中国最近的陆路口岸，也是唯一的铁路口岸，和二连浩特南北相望。扎门乌德在蒙语中的意思是“陆地之门”，车厢均下了双重玻璃窗，以阻隔外界凛冽的寒气，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外面警戒的蒙古边防军依稀可辨，彪悍的士兵包裹着皮毛的军大衣，佩戴苏制冲锋枪，脸无表情目视列车进站。小站上有二个蒙古族姑娘，惊讶地看着国际列车隆隆进站，她们头戴羊皮帽，脚穿牛皮护膝的毡鞋，身上裹着黄色的毛皮马甲，在月台灯光下，十分醒目。火车刚停稳，边防检查立即开始，进行蒙方入（过）境签证检查、物品报关等手续。先是一个高个蒙古边防军官依次到每个包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另纸签证，然后是海关和检疫人员的例行检查。令人吃惊的是，海关和检疫人员均不会英语（后来我们发现，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好在他们颇有自知之明，并不像以后的苏联海关官员和外国旅客老是纠缠不清。不过，隔壁车厢的几个从中国探亲的蒙古华侨，却给折腾德够苦的了，蒙古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询问和搜查，这是当初中蒙关系的一个缩影。扎门乌德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车站、和具有欧洲风格的车站广场，明显有苏联文化的影响。
第二天清晨，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是行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袤的沙漠草原上了。
中国像是一张桑叶，被蚕虫吞噬的北部，便是眼前的外蒙古。从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延展到苏蒙边境的苏赫巴托，整条铁路大动脉贯穿这个国家的南北。隆冬时节，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戈壁，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满目萧条，荒无人烟。只是在极远之处，偶尔发现零星的蒙古包，似戴玉盔，如披银甲。历代文学家和诗人，有过不少描绘不毛的，凄楚的塞外篇章，如今有了亲身感受，以为置身于中世纪或更遥远的年代，如果没有内燃机车汽笛提醒的话。
列车上有了变化，中国餐车留在二连浩特，现在挂上的是一节蒙古餐车，这除了是被强化的主权意识以外，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个赚取外汇的机会和手段。从中国出发之际，我们带上足足一大袋的方便面，够我们俩横穿欧亚大陆七天旅程的消耗，不过出于好奇心，我们还是跑到蒙古餐车瞧瞧，只见餐车空空如也，播送着蒙古音乐，没有预想中的不堪入耳。几个餐车服务员坐在餐车的另一头聊天，厨房里飘出烧烤牛羊肉的气味，实在不敢恭维。一位身材茁壮，皮肤粗糙的蒙古姑娘迎上前来，打着手势问客，结果我们用了一美元，买了个又大又硬的麸皮面包，应该说它只是值几十美分，但是对方没有零钱可找，最后给了几颗包装粗劣的糖果和两个纪念章，上面印有象征畜牧业国家的蒙古大马，一行英文字：蒙古国际旅行社。事后，有人告诉我们，无论在苏联还是蒙古餐车上用餐，化美元是顶顶不上算的，应该用苏联的卢布。这位热心人用二十卢布换走了我们的十美元。我们激动万分，感恩不尽，因为按照当时苏联官方兑换率，二美金兑换一卢布。时隔半年，我们在维也纳发现，那里的银行牌价是零点二五美元兑换一卢布。这就验证了一条真理，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即使同胞之间。这位热心的同胞就是二十六岁的高先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二章
高先生身穿当下流行的运动衣裤，鼻梁架着时髦的茶色眼镜。他是军队干部子弟，中学毕业通过关系到了部队，后进入某军区足球队，复员后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他说，因曾帮助过奥地利国家钢铁联合企业，一年前到了奥地利，旅游签证期满又续了学生签证，这次是回国探亲重返维也纳。自打北京上车以来，他一直打听前往中欧的同路乘客，不久，我们知道他所携带的行李，有二十个之多，垒起来像座小山丘，比起刘先生夫妇的毫无逊色。据高先生介绍，奥地利这个介乎东西欧的中立小国，似乎很适合我们生存。由于还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奥地利的居留签证限制不严，只要能合法进入，就有可能改变身份，即有可能从观光改成学生，甚至工作身份。我们要去的匈牙利正挨着它，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高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北京哥们，背景过硬，在国内搞开发公司发了笔横财，后跑到匈牙利，在那里弄了一辆汽车，在一没有签证，二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竟从布达佩斯开到维也纳。现在，这位仁兄已经有了合法居留，凭着从他老爸那儿搞来的几张出口许可证，他在奥地利开了贸易公司，混得很风光。相比之下，高先生自叹不如，自己的父亲官衔未入流，做儿子的自然要次一等，只能跑跑单帮做小掮客。
到挪威，本应莫斯科换乘到北欧的火车，当初之所以决定到中欧，是因为匈牙利和西欧近在咫尺，那里的国家多，回旋的余地大，况且我们已有了比利时签证，北欧是最后的王牌，暂且作为紧急备用方案。高先生的信息，使我们信心倍增，布达佩斯相距维也纳，不足三百公里，到了布达佩斯，或许可以申请到奥地利签证。大成是乐天派，开始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夹着大学教材，在风景优美的维也纳森林散步。据说，采珠人有一个忌讳，在割开贝壳前，不可奢望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珍珠，否则事与愿违。这个传说，后来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位于蒙中边界两边的戈壁，是世界上第二个大沙漠，占外蒙东南部的三分之一。从窗口放眼眺望，十分壮观，骆驼和野山羊，偶尔可见。 白茫茫的雪原大漠，一片原始生态景象。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