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粮票，到哪儿吃哪儿。 就这么折腾，多年来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的张文光一直是队里和局里的先进工作者。
艰苦的日子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只是一盘儿小菜，不在话下。怕就怕有人整人的事情发生。57年反右派，张文光居然“榜上有名”，成了右派！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有人揭发他曾经对苏联专家不尊敬，更有甚者，说他反对苏联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罪名。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党。他自己说，他就见过苏联专家两面，一次是在欢迎会上，一次是在会商会上，就是想反对也没有时间。他觉得太冤枉。有人说是不是因为那次增加井深没有拍电报请示？他说不知道，大概是有人做了文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故意夸大，他说这正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杀人血染红顶子。”这话一传出，更是了不得了，张文光立刻就上升为“极右”，而且还戴上了“分子”的帽子。他不再担任技术负责，先是在钻机劳动，后来就成了专职的搬运工。此后，慢慢地各种说法竟相登台，人为的演绎不断加剧，他的问题也愈演愈复杂，终于，他成了日本特务。他被要求定时向专人汇报，定时写一份交代材料，他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返回。与他的罪名被不断升级的同时，他的工资却不断地下降。至于孩子，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加敌特分子的子女，虽然不是专政的对象，但是已经在哪里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们已经小学毕业，要不是看在地质队的面子上，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初中。当地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哪一个能有这种优待？可是要想上高中，就得另当别论了。这就是他们想不通但又得想得通的人生难题。张胜利的脚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冬天冻坏的。
那年冬天，他穿着一双走风漏气的旧棉鞋在学校扫雪，棉鞋湿透了也不敢向老师说，结果生了冻疮，又疼又痒，痒得晚上睡不着觉。姐姐发现了一看，原来冻坏的地方早就像熟透的柿子，裂开了口子还流水，干了以后把袜子粘在脚上。姐姐想要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可是袜子脱不下来，姐姐秀如就帮他用剪子把袜子剪掉一块才能慢慢地脱下来。她埋怨弟弟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痛吗？”胜利忍着痛回答说：“告诉你也没用，还是好不了。忍着吧，忍到春天就好了。”说着、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叫唤了一声：“哎呦！”姐姐心痛地问：“怎么？碰着哪儿了？”姐姐还安慰她说：“不怕的，我们胜利最勇敢了。别着急呵，姐姐给你慢慢地揉揉。”洗完脚，秀如还把他的鞋缝了几针。虽然是粗针大脚地胡乱缝补，但却是姐弟俩儿的一片深情。秀如把手都扎出了血，可是她一声没有吭。胜利在一旁看见了说：“姐呀，痛吧？都是我不好，让你为我受这苦。”姐姐说：“什麽苦不苦的？咱们就是这苦命。”姐姐虽然只比他大一岁多，可是心里装的事情却比他多多了。照顾起他来就好像比他大三四岁的样子。后来，每天晚上姐姐都把他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为他暖和脚。还为他打听治疗冻疮的偏方，什么茄子秧呀，什么辣椒水呀，可是没少费劲。虽然如此，但还是落下了病根，那就是年年要冻，年年要犯。再后来，脚上就长了一块总也长不完、削不尽的硬死肉疙瘩，一直到现在也是过几天就要削下一层，否则走起路来就疼痛难忍。
孩子长大了，懂的事情也多了，心里的压抑感也越来越沉重了。他们渐渐地变得少言寡语了。和谁去说话呢？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杨婶还不时地关心一下他们，可是他们知道不应该和她太亲近，要不然，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他们变得面目冷凝了。和谁去微笑呢？同年的孩子们中不乏叫他们“小杂种”、“小右派”、小特务”、“狗崽子”的，有的甚至向他们投扔石子。为这事，他们没少和那些孩子们吵架，对骂，可是，失败的总是他们，渐渐地他们不吵了，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们用沉默和愤恨进行着无言的对抗。连老师对他们也是不冷不热的，还不时地叫他们汇报思想，要求他们从思想深处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在孩子的心里，他们的爸爸是好人，是劳模，他们的妈妈也是好人，是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可是现实却在蹂躏着他们那幼小的心灵，孩子的心和张文光的心在一起憔悴着。
有一年的春节，姐弟两个连口肉都没有吃。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包成了饺子，托人带给了在机场看堆儿的张文光，还带去了按人头派买的花生、瓜子。他们自己吃的是窝窝头。那年月，连花生、瓜子也是属于稀罕物之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按人头买一点，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的。张文光知道孩子的处境，哪能吃得下？当着给他送饺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说：“全是我把他们给害了！”那人安慰他说：“想开点儿，认命就是了。”那人还说：“人生在世就那么一会事儿，等孩子长大、有个工作就好了。”
张文光也有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陪着转业兵到资料馆查阅资料。转业兵是党员，但看不懂资料内容，得让他去看，然后再讲给他们听；而他虽然能看懂资料，可他是没有政治资格看的人，必须是他陪着转业兵一起去，而实际上却是转业兵陪着他，他只是去扮演那个有实无名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依旧释然，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干了工作。转业兵们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就毫无拘束地和他随便聊天。他们甚至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听杨机长说日本人把榔头叫“蛤蟆”？他解释说，不是蛤蟆，是“HAMMER”。还说，这是日文中的外来语。
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儿和儿子初中毕业了。工作？哪里有他们的工作。平常人的孩子都不好找工作，他这么个右派、特务的孩子到哪里去找。他只有厚着脸皮去找队领导，请求给孩子们一个干临时工的机会，他说：“要是家在农村，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去了。可是，现在您看，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出去找工作，我这情况是明摆着的，肯定是找不到。要是不让他们干点儿活，还不慢慢就学坏了？不管分配他们干什么，只要能在队上干个临时工，我就放心了。”他看领导有点犹豫，就又补充道：“您把他们给安排好了，不是也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吗？我要感谢您一辈子。”事后，他自己都觉得好笑，怎么就能说出那么违心的话呢？可是，他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丢人。为了孩子他怎么都行，他是罪孽的源泉，在他心灵深处笼罩着的阴暗早已经不认为说假话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了。为了孩子才是真的。那年头，谁不是整天地说瞎话、假话？大约在张文光说这些话的前后20几年里，假、大、空在逐渐地乃至是毫无节制地蔓延。不说假话行吗？问你“人民公社好不好？” 你虽然吃不饱，但是得说“好。”要不然，你就是阶级斗争的斗争对像；问你“这麦子能收1000斤吗？” 你明明知道只能收400斤，但是你得说“肯定能。” 要不然，你就会被无产阶级专政；问你“大海航行靠舵手吗？” 你得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而且还得一套一套的，要不然，你就会被打倒，而且还要被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人们开会时说一套，散会后又说一套；出门在外说一套，回到家里又说一套；当着领导说一套，背着领导又说一套。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在昧着良心搞人整人的事情。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大家都早已在心里厌烦了那些，人们盼望的是平平安安地和和睦睦地工作和生活。相比之下，张文光那点儿违心的话，就根本算不上数了。后来有人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所以发生了没有估计到的恶劣状况就是和“假、大、空”的风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人为加重的灾害。在后来极力宣传的大庆人的“四个一样”里，就有一条是“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这是不无道理的。领导终于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安排了他的两个子女。他们都在地质队干临时工。女儿在钻机的食堂做饭，为了多挣几个钱，有时她要干点背白泥上山这样的辛苦活儿。儿子张胜利在钻机劳动。由于他父亲的问题和临时工的身份，所以，他要比别人干更多的重活、累活。他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和侮辱。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习惯了，或嗤之以鼻，或置之不理，日复一日，如此而已。
杨义比张胜利小1岁，在其父母的教育下与张家姐弟关系甚好。他们本来是一个班里的同学，只是初中毕业以后杨义又接着念高中，现在他已经高中毕业了，而且考上了大学。他原来报的是地质专业，这是杨志和的主意，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成为像张文光那样的有本事的人，因为他总觉得张文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却是“钻探工程专业”，他有些不十分满意。但是，毕竟儿子是大学生了，他还是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向外流露着，一提起来，他就美孜孜的，笑得嘴也合不拢了。平时就好开个玩笑的他这阵子却总要接受别人的*：“唉！你儿子考上状元了，你得请客呵！”他立刻就会回答：“到家去！想吃什么，让你嫂子给你做什么！”于是那人又说：“在家里就打发了？要上馆子才行！”他当然也不含糊：“你说，是北京？还是上海？随你挑！”
杨志和真是个交得过的朋友，他认定张文光不会自己编造历史，他从心底里认定张文光是个好人，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就拿所谓反对苏联专家那件事来说，他就觉得不是事实。先别说那位专家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只就他不去现场这一点，肯定不会比张文光更了解实际情况。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假汇报，他认定这纯粹是整人。所以，他让杨义抽时间去看看张文光。杨义听他爸的话，专门到山上看望了张文光，说他考上了大学要走了，让张叔保重。他还说，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找他爸，是他爸让他捎的话。张文光有些感动，他说：“好好念书。胜利就没有你这福气，是我害了他们。回去问你爸妈好。就说我这里还好，不用惦记。”
地质队出了个大学生，也算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队里开大会欢送杨义上大学，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家长讲话，然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当了兵的二柱子正探亲在家，他拉着杨义的手不断地叮咛、嘱咐着。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分别时总是要恋恋不舍的，当年送他当兵时杨义也是这个样子。送杨义的汽车拉着杨义和他爸、妈，还有他的行李，以及人们送给他的罐头、水果等慢慢地穿过送行的人群，在“慢走！再见！”的呼喊声中渐渐地驶向远方。
这边锣鼓刚停下来，远处的锣鼓声音却又传来了。还没有散去的人们自然就又驻足观看。原来是山里的农民敲着锣打着鼓正在向地质队走来。他们还赶着一辆牛车，拉车的黄牛牛角上挂着红花，车上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那孩子白白胖胖的。他们大摇大摆、有说有笑地就进了地质队的院子，好像谁也不在乎似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他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们声称要找领导做主，让他们把女婿接回去，他们说今天是专门来为村里的一个女子请女婿的。“谁呀？”有的人还纳闷呢。“不就是抱孩子的那个嘛。”说这话的一定是个“明白人”，因为他看出了这是个瓜女子。这种号称瓜娃子、瓜女子的人其实就是智力低下或者是极其低下的低智商儿，说白了就是傻，但又不仅是傻，还有近亲联姻造成的各种畸形。这纯粹是用一种悲哀换来的另一种更加悲惨的悲哀。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通的地方，尤其是在山里，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落后，因为太穷，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也因为太落后和交通太不方便，他们的女儿也嫁不出去。他们几乎是“远在深山无人问”的人。这个山头上、那个山腰里，零零散散地住着三家或两家，有的干脆就是他们一家。大凡这种地方，都是有一点儿淅沥的小泉水，他们便围出一个集水坑，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为了开一个会，他们就每家出一个人，带着火把从黄昏就出发，等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只能是近亲结婚，所谓“亲上加亲”，有的甚至是兄妹亲，叔侄亲。他们就这么一辈一辈地传承着所谓的瓜娃子、瓜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