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脑子里总是这一句话：“她牺牲了……她牺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没有哭。
他的眼睛没有泪，只是向前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
“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容易我才说出来。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这时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呜咽地重复说，“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带着绳子……虽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这是她……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我可能错认了……我就想是我错认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给我看看。”我说。
“不！”他呜咽地回答说。
“舒拉，”我说，“还有很多事摆在我前边哪，我还要看见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子：在洁白的一页上粘着由报纸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块。这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骨肉相连的、亲爱的、受尽折磨的、不动的脸。
舒拉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是我没听见，忽然我耳朵里听见了他的一句话：
“你知道她为什么说她叫丹娘么？你还记得丹娘·索罗玛哈吗？”
那时候我就回想起来了，并且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无疑义，这是她回忆着很久以前牺牲了的姑娘，才报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现在我记不清楚是怎样去的，我只记得柏油公路达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车走了差不多１５公里土道，都是拖过去的。我们来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冻僵了。人们把我带进一所农舍里，可是我究竟没能暖和过来！内心里冷。尔后我们到卓娅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经被掘出来了，我马上就看见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两手直垂着，头向后扬着，颈上带着绳子。她脸上的表情是完全镇静的，脸完全被打伤了，在一边面颊上有打伤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烂了，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我在她身边跪下看着她……我掀开了她光滑的额上的一绺头发，这被伤毁了的脸上的镇静又一次使我惊讶。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红军战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边，她温柔地、但是坚决地搀着我胳膊把我扶起来了。
“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说。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告诉您……”
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地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
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５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２００多匹马。
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报道，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
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
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楞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粘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两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１０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２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１５到２０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１０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１０几名亮着刀的骑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像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２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士兵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地一声落在地下了。
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克拉娃的述说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我叫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了解我和您在彼得里斜沃相遇的时候，您很难注意听我的述说。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娅离开您以后所过的每一分钟，这对于您是很宝贵的。读可能比听容易些。所以我尽可能地在这封信里把我所知道和记得的告诉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团员们一起，在青年团莫斯科市委的走廊里等待着市委书记接见我的那一分钟。我曾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希望派我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位肤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着咖啡色的、镶着皮领和皮下摆的大衣。她没和任何人谈话，显见她不认识周围的任何人。由书记办公室走出的时候她的两眼是发光的、喜悦的，她对站在门口的人们微笑着走出去了。我曾羡慕地看着她的背影：很明显，她被认为是合格了。
后来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来到了‘柯里杰’电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团员应该由这里被分发到部队里去，落着小雨，又冷又潮湿。
在‘柯里杰’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又看见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电影院吗？’我问她。‘是’，她只是两眼微笑地回答说。又接连不断地来了些男女青年。‘你们上电影院吗？’我们问由眼前走过的人们，大家都回答：‘是。’可是在电影院开始售票的时候，谁也不买票，我们彼此看了看，大家就全笑了。那时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问她：“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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