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们刚读完关于您的可爱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迹。她临死说的话使我们流了泪；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刚毅啊！据我们估计，明年初我们的头生婴儿应该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们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
我们听着和读着关于你们伟大的斗争的消息，无限钦佩。
但是仅仅钦佩无济于事，我们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我们确信，我们看见我们和你们一样仇恨的丑恶的法西斯的灭亡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刚毅造成了战胜法西斯的条件，因此你们将这样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国人民很了解他们对于俄国负着偿不清的债，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如果没有俄国人，我们该怎样了呀！’在电影院里，斯大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马上就爆发了掌声，‘乌拉’和欢呼的声音。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愿望结束这封信：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永久的、在战争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悖慊故钦绞磕模蔽彝嫘Φ厮担罢庋趺葱校闵*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工作帮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曾用自己的书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温暖的热情支援了我。许多人曾来到我家，坚持地说：“您一定到我们的工厂来。您应该和我们的青年团员们谈谈话。”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这些人道道谢。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东西能拯救他，这就是感觉到人们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无法忍受的惨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人们帮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个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们没容许剩下我孤零一人。这对于我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们所需要的人。
周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有热爱的手和热爱的心去做：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无情地涌现出来了。需要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不感觉他们是孤儿，需要替他们找回来父母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
我开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设备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聪明的、喜爱儿童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孩子们需要鞋子、衣服、营养，可能他们更需要爱、温情、亲切。处处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场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为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们的子女做一点什么事。
我能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沃，到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到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到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处是孤儿，需要把他们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处都用充满了信任和温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学习：向自己的人民学习勇敢，坚毅。
还在１９４４年底，红十字会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从前上边是由青铜的青年手中咆哮挣脱着的克洛德骏马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栽着鲜花的箱子，免得不习惯的空虚使人看着不快。墙上还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轰时这方面比较危险”。但是受着全国的关怀和帮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开始了修理楼房，安装玻璃，并且进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铺筑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轻的妇女，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女工。她曾对我述说：在封锁时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邻接着的两架车床前工作。那时候他们是完全精疲力尽了，仅仅用顽强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困惫。有一次，她回头看她的丈夫，见他倒在地下已经气绝了。她走近他，站一会儿，就仍旧继续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挨着直到最后一息没离开的车床倒着。停止工作，这就是对敌人让步，可是她不愿意让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关于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进行了凯旋门的设计。人们也对我述说过那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的情形：这些母亲们曾用尽一切力量由饥饿的死亡中拯救别人的孩子。听着这些述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权利任意悲伤。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损失也和我的一样，是无限惨重的。他们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应该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还了解一桩事：卓娅的名字成为人民所敬爱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们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们上了战场，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着，克拉斯诺顿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迹之后，转告给他的朋友们，他们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壮举。这些和她同属于一个伟大和亲爱的祖国的儿童们，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样，向她看齐了。
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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