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你们会淹死，或者把手冻掉。’可是我们没有冻掉哇！”舒拉插嘴说。
“我们捉了很多，”卓娅继续说，“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自己吃了，也给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娅共同做的饭：她很仔细地削了马铃薯片，淘净了米，并且注意地看着我每样东西往锅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死后最初几个月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地认定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卓娅的个性里确定了早熟的严肃性，她的这一特点连不太熟识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学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们转到第二○一小学去了：以前的那个学校离家太远，我有些不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去。我本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补习学校教课了。
孩子们由第一天起就无条件地爱上了这个新学校，他们简直找不出可以表达他们怎样欢喜的话。也难怪他们！他们过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杨树林的小学。而这个学校却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着它还正在建筑着新的壮丽的门窗高大的三层楼房。
在下学年里他们就要迁到那里去。
细心的卓娅，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学校长尼柯莱·基里柯夫的才能。
卓娅醉心地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礼堂将来多么好哇！
图书馆更好！多少书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靠着四面的墙全是书架，由地板到顶棚，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摆得满满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补充了这一句。（我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说话——这是她常说的话）“尼柯莱·基里柯夫校长领我们到建筑楼房的地方去，全给我们看了。他还说：我们学校将来还要开辟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自己栽种。将来你看得见，妈妈，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学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兴，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课。他能够不断头地述说他怎样爬上双环秋千，怎样跳过木马，怎样学会了往篮里投球。
新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尤列娃使他们一见倾心了。这是我由他们每天怎样高兴地往学校去，怎样兴奋、满意地回家来，怎样尽可能一字不差地对我述说女教员对他们说的话，看出来的。女教员所说的，即使是一句琐碎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
有一次我翻阅着卓娅的本子对她说：“我认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娅急忙热烈地反驳说：“不，不！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叫留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这样：既然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这样说了，那么，就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也明白：这样很好，这表明孩子们是敬爱老师，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努力学习，并高兴地执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娅和舒拉一向很关心在他们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热情地述说道：“今天伯里卡迟到了，他说：
‘我妈妈病了，我到药房去了！’既然妈妈有病，有什么办法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就对他说：‘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课的时候，伯里卡的妈妈正好自己来了，她打算带他由学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她很健康，完全没有病呀。丽基亚·尼柯菜夫娜脸红了，生气了，她对伯里卡说：
‘我最不喜欢人说谎话。我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没瞎说，’”这时舒拉觉得他把老师的话述说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说：“呃……‘没撒谎，那就减去了一半过失’。”他接着又说，“我问：‘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减去了一半过失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回答说：‘如果他自己说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那就不需要重罚他了。如果他支吾，说假话，那就是什么也没觉悟，将来仍然这样做，那就应该罚他……。’”
如果他们的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因此晚间我就时常担心地问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吗？”
“不是，”她愁闷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对了，可是玛娘全做错了，尼娜也是这样。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说：‘我很抱歉，我只能给你们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们不在家里。我很着急地到他们的学校去了，找到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卓娅在什么地方。
她回答说：“我想，已经全放学了，可是咱们来看看教室里吧。”
我们来到教室门前，就隔着玻璃往里探望。
卓娅和另外的３个女孩子站在黑板前：两个比卓娅高些，全梳着一样的小辫子，第三个很小，是胖子，卷发。她们全很严肃，卷发的女孩子还半张着嘴。
卓娅小声地庄重地对她说：“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铅笔和铅笔加起来，那么得出来的仍是铅笔。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来了，你能得出什么来呀？”
在这时候，在教室的左边后面，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
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遥自在地在放纸鸽子。
我们离开了教室的门。
我请求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过一会儿打发卓娅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课后久留在学校里。
晚间我自己也嘱咐了卓娅下课后马上回家。
我对她说：“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结束了工作，打算和你们多聚一会儿，可是你们不在家。以后请你不要无益地在学校里耽误着。”
卓娅听了我的话一言未发，可是过后，吃完了晚饭，她忽然说：
“妈妈，难道帮助女孩子们是无益的事吗？”
“怎么是无益的事呀？
帮助同学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为什么你说：‘不要无益地耽误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虑着：在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慎重地选择词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们聚会聚会，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时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说过呀！
做事第一。”
“对呀！可是让舒拉吃饱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学校里挨着饿等待着你呀。”
“不，我没挨饿，”舒拉支持她说，“卓娅带去了很好的早饭。”
第二天早晨临往学校去的时候卓娅问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们一起学习一会儿行吗？”
“就是别耽误太长时间，卓娅。”
“只是半点钟！”她回答说。
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半点钟，一分钟也不会多。
希腊神话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我们生活里培养成的一切习惯。在放假日子，我们也跟他在世时候一样，游逛莫斯科。但是这样的游逛对于我们是惨痛的：我们始终回忆着父亲。晚间我们的游戏也玩不好，因为缺少父亲，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欢笑。
一天晚间我们没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宝商店的门前站一会。光辉灿烂的橱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宝石，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芒闪烁着，迸射着。这里有项珠、胸针，还有些别的辉煌的装饰品。挨近玻璃在一个大绒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环，在每一指环上都有一块宝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块宝石上像由磨刀轮上或电车弓子上一样，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这稀奇的宝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们留恋不舍。卓娅忽然说：
“爸爸允许了给我讲为什么在指环上永远镶着宝石，可是没给我讲……”她忽然不说了，并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请求我原谅她提起了父亲。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在指环上镶宝石吗？”舒拉插嘴问。
“我知道。”
我们向前走了，在路上我给孩子讲了普罗米修士的故事。孩子们一边走着，一边由两面看着我的脸，听着每一句话，并且几乎撞着了路上的行人。传说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壮举、并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的勇士的神话，马上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我给他们讲：“有一次赫尔库列斯救普罗米修士来了。
赫尔库列斯是一个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谁也不怕，连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宝剑砍断了把普罗米修士锁在断崖上的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这旨意里说普罗米修士永远不能摆脱他的锁链：从此锁链中的一环带着一块石头就这样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时候开始，为了纪念普罗米修士，人们就在指头上带镶有宝石的指环。”
几天以后，我由图书馆里给孩子们借来了希腊神话，开始给他们朗读。真奇怪，他们虽然对普罗米修士那样有兴趣，可是最初并不很高兴听我的朗读。显见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记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们看来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阂的。总是老朋友好：嘴馋的熊，伯特里开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鱼、把半条尾巴冻结在冰窟窿里的傻狼和其他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老朋友多么好！可是希腊神话的主人公们也渐渐地开辟了通达孩子们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娅也开始了像谈论活人一样，谈论比尔赛，格拉克尔，伊喀尔。
我记得有一次卓娅表示了怜惜尼敖比亚，舒拉则激昂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她夸张啊？”
我知道：还有很多书中的主人公对于我的孩子们将成为可贵的和亲近的。可能因为这个我才很牢实地记忆着另外一段短的对话。
有一次卓娅在遇到我重读《牛虻》的时候沉思而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人，还哭……”
“我看你将来怎样读这本小说。”我回答说。
“我什么时候能读它啊？”
“等你到１４岁的时候。”
“喔，这还早着哪。”
卓娅说。
这样的期限显然是很远的，在她看来差不多就是遥遥无期。
我们爱好的书
现在，如果我晚间得暇，我们不作“顶牛儿”游戏了；我们朗读，更正确地说，我读，孩子们听。
我们最常读的是普希金的作品。这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可爱的、美丽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诵关于松鼠的诗，那个松鼠一向……唱着歌子，总是咬着榛子，榛子并不是平常的，壳儿全是金的，瓤儿是纯粹绿宝石……孩子们虽然记着了很多，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妈妈，请你给我们读关于金鱼……关于沙皇萨尔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给孩子读《乔玛的童年》。我们读到乔玛的父亲因为他折毁了花枝责打了他一顿那个地方，孩子们很希望知道以后的情形，但是天已经很晚，我就打发他们睡觉去了。后来在那个星期里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没能够给他们读完乔玛的故事：积累了很多工作——未经看过的本子，需要缝补的袜子。最后，卓娅忍耐不住了，她拿起书来自己把它读完了。
由这一回就开始了：无论什么，报纸也好，童话也好，课本也好，只要到她手里，她就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她好似在考验自己有无像成人那样读书的能力：不是读指定的课本里的某一页，而是全卷。
不过，我若说：“你还不到读这个的时候哪，长大些再读吧。
”她并不执拗，并且马上就把书放在一旁。
我们最欢迎的是盖达尔。我一向钦佩他在儿童书籍里善于谈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像和平辈人谈话一样，并不因年龄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们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们喜欢不顾一切的；友爱，他们喜欢忘我的；忠实，他们喜欢无条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势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马雅柯夫斯基一样，用每一行字激发读者，呼唤他们参加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建设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设狭小的、一室之内的、个人的幸福，呼唤和教导读者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用自己的手建设这个幸福。
在读完每一本盖达尔的书之后，我们谈过多少话呀！我们谈过我们的革命是多么正义的呀；也谈过沙皇时代的中学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别多么大；也谈过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纪律。在盖达尔的书里这些话充满了亲近的和容易体会的意义。
我记得，波里斯·果里阔夫在进行侦察时候，忘掉了谨慎，擅自野浴，因而无意地害了自己年长的朋友——秋布克，这一事特别地激动了卓娅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着了！”
舒拉愤慨地说。
“秋布克还以为是波里斯把他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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