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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年代，约处于公元前468年到公元前376年，墨子名翟，鲁国人，又有说是宋国人，这一点，已不可考了。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墨家学派。在当时，儒学与墨学都成为了“显学”，即著名的思想学派。这里有一个小小历史问题就是：一个从学于儒学的人为什么最后又去创立他自己的学派？墨家学说和儒学有何不同之处？
可以看到，墨学与儒学同源的地方很多：孔子和墨子都是布衣百姓，而且，都关注国家仁政施德和人民顺祥。二者都有不少弟子追随，以致于成为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治国安邦的思想大派。而不同处也可以很分明地看到：孔子周游列国，述而不作，对于理论天下更加偏好，而对于具体实践则有些不齿。这一点，与墨家倡导的勤于奔走和无论巨细的操作实践截然相反。可以说，孔子是理论派，而墨子则是实干家，如果说这两大学派之所以分离或是墨子决定出来另立自己的门户，对于实践的关注应当是重要的原因：墨子不愿意总是停留于议论和清谈，而是将治国安邦的事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历史上是这样来描述墨家弟子们的行为的：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什么意思呢？就是墨家的子弟听从墨子的教导，实践墨家思想，即便至死都不会旋转脚根后退半步。
我刚才说到墨家弟子团队，这个团队的首脑被称为“巨子”，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而所有的成员皆称为“墨者”，须听从领袖的指挥，服务严明的纪律。这一点，几乎可以判断，墨学在当时诸候列国相互争斗的时代，就已经是一支颇似今天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了。而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以历史观来看待，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其作为文化历史的首个高峰期，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肌理的，筋肉骨骼、皮肤毛发，皆是纤毫毕显，与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几乎不相上下，而墨家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是起到了一个十分显要的作用，至于墨子自己，则更像刚刚离任的那位联合国黑人秘书长安南先生。
一定要归纳出来，那么墨子所倡导的思想和他所实践的范围一样广大，这些思想主张加起来，总共有十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天下”为核心，又以节用、尚贤为其主张的两个基本点，学术思想中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他还专事研究物理和光学，因此，可以证明墨子是中国最早的实证科学家之一，据说他自己就很是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放飞在天上三天三夜都没有掉下来，与莱特兄弟相比，堪称是人类飞行器的鼻祖了。墨子曾召收弟子亲信数百名，影响力远播诸候各国，他的行迹亦很广阔，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墨子特别擅长城防技术，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21篇。有载他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而制止的方式则颇为巧妙：喻道明理，加以攻守之技，是在沙盘推演上实现的，令当时的公输班不得不服，最后放弃了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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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3）
从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到了墨子作为侠客的一面，颇有一位布衣民间的骑士之风，行侠仗义，不过这行侠仗义的对象不是老幼妇儒，而是在列国相争之中相对弱小的国家。如果将当时的中国比喻作世界的话，那么，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荣誉就一定是颁给他的。这种自己苦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思想，在中国的二千多年就已经产生，不能不说是整个人类的奇迹。反观今天，人类的全球化才在这个21世纪之端刚刚开始呢（事实上中国人对此是完全可以认知得更早些的）。
与出世的老子相比，墨子更关注大同理想的现实普世（哪怕是明知不能为而要为之），与倡导仁义天下的孔夫子相比，墨子更注重具体的行动与实践而反对为仁义而行仁义，或者仅仅是将仁义转变成为“帝王之学”而最后丢弃对草根民众的关注。因此，墨家以“兼爱”作为身先天下的指导思想，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系列主张，并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这场被历史定义为“春秋无义战”这列国之争当中。如果说这场比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漫长的战国之争中尚有一义的话，那么就是墨家的义举了。
墨子将“仁”的思想延展到“兼爱”这一主张，实质上是渴望在当时社会建立起一个道德伦理价值的具体指南。他的理想是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不孝敬老人、不慈爱子女、不伤害他人的世界了。今天看来，一些文化与经济发达的国家，似乎到达了这一现实境界，而西方“神爱世人”的博爱主张，几乎与墨子相同。墨子在“兼爱”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即彼此相敬爱、彼此相互利益，放在WTO的当前世界，更具有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平等互益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在出口贸易、全球资源置换、文化交流等等各个方面，这个“兼相爱交相利”的国家态度将更加有利于中国被世界认同认可。
墨家的主张，为什么没有能最后得以实现，为什么由显学最后变得沉寂，不如儒学昌盛繁荣，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此所述并不多。而从我个人看来，是这场充满扑朔迷离的多元博奕，在国与国之争、学与学之争、法与术之争以及理论与实践之争直至最为核心的专制统治权与人民民主权之争中，由于历史与条件上的局限性所呈现的一边倒现象，以最后形成的君主帝王的强权独大而导致了社会整体思想的寂灭和人民的失权（这之后数千年几乎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而儒学之所以获得尊显，也只是君权在文化上的辖制表现而已。
这种天赋的君王权利，就连墨子自己也没有抗拒得了。在他的《尚同》一篇中，就强调了士庶与官长的意志相同，而天下则须与天子相同。这一点，表现出这个时代中墨子自己的矛盾心理：在一个强调等级与嗣出的社会中，生而并非平等的早期封建社会，他以一介布衣，下无只寸王土，率领一支并不属于任何一国的义勇军，其最后的结果，便是湮没在这段历史的洪波之中了。即便是在今天，倘若地球上的各国还都没有一个联合世界的观点，联合国关也不将存在。所以，可以说，墨子做了二千年之后的事情。墨子能够为这样的理想而做为，已经堪称伟大了。据说，许多的墨者，就是这样赴汤蹈火的，墨家的消失，和这些勇士以身赴义直接相关。如果说儒家能够保存得下来，与他们只说不练有关，那么墨家的式微则是由于他们勇敢赴义。这样的一支勇士部队，直到二千年后，他们的身影才在世界上得以再次显现。因为这一点，我们将以整个人类的名义来纪念他们。
墨子之后，战国加剧兴起，其早期的那些自由思想家们，开始卷入到了这场历史演进的巨轮之中，其独立性渐渐失去，在更多场合下，谋臣与策士替代了独立的思想家和学者，而开始进入到了国家的利益争端中。这个时候，没有以身事君的人恐怕就只有前面所介绍过的孟子了。比孟子稍小三十年，当时的楚国出了一位贤臣，尽心努力辅佐楚王并奠定国家实力，在战略上极力主张联合齐国对抗当时势力渐渐强大起来的北方的秦国，同时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国家政治，这个人叫屈原。他的年代在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思想家不同，屈原出身贵族，受过优良的教育，年轻时博闻广记，善于辞令，所以深得当时的楚怀王喜爱，官至左徒。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一些改良与革新的主张触犯了楚国的保守贵族，于是受到许多谗言诽谤，后来被怀王所疏远。怀王死后，他的儿子襄王继位，更是被流放到今天中国的湘北一带。这一点看得出来，保守从来都不会容忍任何革新的思想，只要保守的势力还在，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对屈原一贬再贬，就是例证。最后，屈原报国无望，而国势颓危，这种孤独无助的心情使他绝望于世，所以自投汩罗江而死。战国时期的许多谋臣策士，有不少都遭遇了宫中变故，有的在变故中丢了脑袋，比如秦国的商鞅和韩非子，然而像屈原这样以国家之忧竟抱石投江以自尽的，算是绝无仅有了。因此，无论如何，此举都可以算作是国士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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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4）
有必要说明：屈原所在的时代，“中国”的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所以，我们不能以屈原的举动而认为他的局狭。事实上，古中国的概念在春秋末期，就又由渭河流域的西周王朝因为北方蛮族的侵袭而转移到了洛阳的东周王朝，而且对其诸候属国的权威日渐失落，战国时代随之而来，这就好比一个渐渐失去家长管教的大家庭，儿子们都长大了而且相互攻伐，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而与他们更加不同的则是周围更远一些的北方、南方的各种民族（他们在当时的文明发育会更低一些）。这些古中国的国家们，构成了成为中国的必要元素，在后来的时间里，这些元素通过更加频繁的战争而变得紧致直到最终统一，北方的秦国将这些国家实现了统治。当它们还处在各自的发展中时，这些国家在文化、文字语言以及政治法度和最早的商贸货币、度量衡等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而其它国家都只是外国（敌国或者是友邦）。因此，屈原将楚国视作为故土和祖国是毫不奇怪的，更何况他的出身，使他更加坚信他的国家和归属于他和家族的荣誉。
楚国是战国时期的大国。这一点，使它在很长时间内让别的国家都惧怕它，结果，它自己便变得骄奢起来。这个国家处于长江的中游，并由两岸延展开去，因为土地、气候以及国土面积广大，所以农作物生长、灌溉条件、水运航道都超越了其它国家，商贾群体也较其它国家发达。美国人罗兹。墨菲在其所著的《亚洲史》中，对这个阶段战国诸候的演变作出了这样的看法表述：楚国未能最终强盛而将未来交给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北方独裁帝国，从而导致贸易和通商优势基因的没落，由此而决定了中国未来二千多年农业大国的历史。
这种最初始的经济发展与物产丰沛，也导致了小富即安的心态在楚国王公贵族中产生。也正因为如此，所有人对于诸候列国之间的战争危胁都视而不见。所以，当屈原看到这种危险并向国王提出来之时，相随而至的改革建议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反对，这种情绪最后酿成为一种政治仇视，所有的重臣们都集合起来排斥屈原，以使他不再有机会将自己的意愿有半点的实现。实质上，楚国的富裕贵族们，因为一时的安逸而丢掉了未来。几乎完全同时代的孟子，专门指出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贤士，外没有敌国的威胁，一定会亡国。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我不知道孟子的这番话语，是不是针对楚国的国君和那些贪图安逸的王公们说的。
墨菲在对中国古文化的考察和描述中，对公元前二千年古中国文明起源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的这一段历史表述了以下特征：“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在与外界无接触或未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
他在得出这一结论时，似乎仔细考察了古中国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中国西部、西北、西南的高山，以及难以通行的广袤中亚，使古中国人很难向当时同在另一块土地上所建立起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实行沟通（假若真的发生了这种沟通中国的历史很可能会有些令人吃惊的改变），而对于东方，比如朝鲜半岛和日本与越南，中国则对它们的影响巨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一直都处在一个持久保守、也拥有着非凡凝聚力的时间之中，这种缺乏外力介入的文明模式，使其生长的速度十分缓慢。这一点，从中国各地保留至今的民俗和家庭观念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