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长者作出这样的评价：美国失去了一名最伟大的公民。总统这么说。弥尔顿。弗里德曼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
我不甚了解中国将如何来评价此翁。而从我个人看来，弥尔顿。弗里德曼更象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客观性以及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并为之赋予自由之下的经济学术理论和实践方法，这一点，倒是极象似中国先秦的墨翟，提倡兼爱而非攻，同时手里颇有一番非凡的功夫。夫言者有意而听者无心，人类对于这样的思想者总要显得反应迟钝。这一状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这种从不放弃的追求已经成为了弗里德曼信仰的一部分，无怪乎布什在2002年这样来评价他：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个人有选择自由，而政府则没有无视个人选择的自由。布什进而强调：弗里德曼这种洞察力改变了美国，而且正在改变世界。
这种语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都不多见（相反我们的电视台倒是多了很多别人的脱口秀和无厘头），然而，这么一位对自由经济鼓吹至此的学者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的关注之一，今天的一个不争事实就是：自由、私有、市场，正在中国以新的面目产生。
当我们开始学会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和意识来看待自己和一个国家甚至世界时，一场文化的兴盛就不会太远了。在这个客观的前提下，我们会发现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物和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藏。这些宝藏，人类在她的历史上都纷纷从各个国家和民族中获得了发现，中国的老子发现了，苏格拉底也发现了，洛克发现了，米兰。昆德拉也发现了，亚当。斯密发现了，弗里德曼也发现了，而且，今天中国的政府也发现了。当然最为经典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他在《独立宣言》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快乐而且骄傲地向人类宣称：中国也发现了另外一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呢？如果都是这样的“不言而喻”，那么，一个无需太多沟通和解释就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这将是人类共享和平与和谐的美好时代。汉朝，只是在遥远的那一刻，开启了这个时代追求的第一道大门。我想，这道门应该是足够宽大的，甚至于，它可以拿来装载我们足够多的未来理想（假如我们保持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话）。
皇权独尊与积弱（1）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road is
eas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take it。
For the gate is narrow and the road is har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马太福音》
1367年10月，已经掌握反元义军实力的朱元璋，以大将徐达为征虏将军，派出25万北伐，直取中原和元朝京师大都（北京）。这支队伍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求济斯民”。到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北伐的胜利之中建立了大明国，即位皇帝，年号洪武，改大都为北平，这就是明太祖的成名开端。
这位再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朱元璋，原是安徽凤阳人，出生很贫苦。在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中，他应当是个人际遇最为不堪的一位。朱元璋少年时江淮大旱，瘟疫流布，他的家人皆因天灾而亡故，可以说是孤苦伶仃，他无处可依，便去庙中做了和尚，后来又做了游方僧，浪迹于各地，直到1352年红巾军起义的一年后，他投奔郭子兴帐下做军士，后作战勇毅，被郭子兴视为亲信并提拔为大将，几年后郭子兴死，朱元璋便掌握了这支部队。从那之后十年多时间，他以严明军纪和屯田积粮以及韬光养晦的策略日渐长大，最后爆发，成为天下独大。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名叫朱升的儒者给朱元璋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策略，这个策略的九个字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意就是建议朱元璋在其势初成之时，要巩固已有的地盘，发展生产并积蓄粮草，不急于示人称霸。这道计策被朱元璋所采纳，最后终于导致了他称雄为帝。直到今天，这种韬略仍然暗合中国政治界与工商企业界一些人士的意识。
不过，以现在兴起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意识来看，21世纪的中国发展之路似乎正在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韬光养晦的东方模式正在被开诚布公与和平崛起所替代，一个全球平等对话和坦诚相待的态度正成为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全新姿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共同发展的人类进程中一种主动与责任承担的姿态表达（中国这种姿态改变中不排除会有一些以传统观念来猜测中国意图的不同评价）。
从一个历史的阶段策略价值来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颇为符合其策略的产生背景。当时元朝与起义军之间、起义军的各部之间、元朝组织的地方地主武装“义兵”与起义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势态，朱元璋的存在环境，如同进入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叵测并且危机四伏的纷争街区，是需要认清形势并有效保存自身的。然而事实上这种被动的自保方式并不能回避这条街区的权力争斗，事实上，只要你存在，就不会不受到这条街区利益争夺的侵袭，后来所发生的起义军内部争斗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显然是一个阶段内的战略手段，而非本质目的。从更大的宏观层面上看，这一阶段战略必须有一个利益争夺而且强敌如林的前提。当人类社会进化到利益同享的新历史时期，依靠这种自闭式的策略就会令自己难以生存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中，这种依将传统而无所变化的自保心态仍然保存了许多，我在这些年的社会各层面沟通和交流中，几乎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很显然，这种心理阻碍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以现实的强敌势态来选取策略，或是以假想敌为设想条件来进行一个国家战略的制定，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中间，存在了一个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驱动因。假定这个“自我利益”驱动核变换成了“共同利益”，那么，强敌便会转换，而假想敌则成为了多余。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美国与欧盟这两大阵营在这一利益模式上有着显然的不同。布什总统似乎更倾向于世界的假想敌更多，而欧盟则表现为共同利益的观点更强烈。在这个势态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是智慧而且开通的，她正在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界：中国与世界有着和平与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与中国过往的所有历史完全不同。因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人类将因为中国而获得更多的进步（我在此没有溢美中国的意思，而仅仅基于中国之于人类的价值理想贡献）。
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倒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以所有人为假想敌的利益争斗的国家。而“高筑墙”则成为了这种利益争斗的现实结果，这一结果使中国一步一步迈向了封闭。而“缓称王”则从另一端激发出更为极端的专权欲，以致于这种专权欲最后布及中国的整个社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并解构中国的文化心理和价值态度，倒是可以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来充分写实，它的背景，由极端的自闭和自大与自私所构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我们彼互会意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一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就是中国的皇权。刚刚热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由张艺谋将此以金碧辉煌和充斥于银幕的东方丰乳表现了出来，我估计世界对此将更加确信他们对于中国人富有喜好弄权和雄霸世界这一传统DNA的文化价值观的判断。事实上，张艺谋所描述和渲染的皆是真实的，而西方人对此的判断也是真实的。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过去了。
皇权独尊与积弱（2）
在这个中国新历史的开端，我们有必要向传统看一看，以便更加清晰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文化之路，从而坚信未来。
在许多次与国内各界人士进行深度交流的时候，我都有发现一种并不属于这个21世纪的某种东西会潜藏在这些谈话这中，它们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就象海洋之中的某一股暗流一样，并不似我们所看到的海平面上的景象。这种内心的涌动，我自己也会有。最初的时候，我将之归结为一个人的个人心理或习惯特点，或者是某种独特教育与际遇的结果，然而后来，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包括我自己在内），这股暗流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心理中包裹着不易察觉而同时又十分普遍的自大和独尊、卑微与萎琐的并存。这二者是如此对立，然而却在中国文化中如一统一。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DNA中的一个伟大不凡之处。
那位明朝的开国之帝朱元璋身上，是否也是同时拥有着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如此高度统一的DNA呢？依就他的出身与成就而言，似乎已经在说明，他本人的际遇和生涯就是这二者高度统一的生动演绎。
有一次的一堂健康心理辅导课，老师谈到自由的尺度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了一个问题给同学：规矩的制定究竟是约束自由还是给予自由？这是一个涉及很深的哲学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认知问题。老师还举了一个她在美国高速路上的亲历例子来作说明：来接她的朋友在高速路上手舞足蹈，双手放开了方向盘。老师大惊失色，而朋友毫无所谓，她问朋友，在美国高速公路怎么说，朋友告诉她，叫Free way，就是自由之路的意思。老师大有感慨，于是更认为是一个经典的规范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生动例子。在这个举例中，高速路是规矩，而自由则是她的朋友。
而我则有不同于老师的看法。于是在课堂上我提出规矩的设立是妨碍自由的意见（这是一堂农民工夜校的课程）。我提出了下列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存在规矩使某一些人自由而某一些人不感到自由的社会现实存在？第二，在自由与规矩之间，究竟哪一个要素更为根本或更为人本？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在课堂上提出来，因为要让老师把她的课讲下去。第一个问题提出，则是为了活跃气氛，让同学们多思考。
事实上，这一问题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共同思想体系中。一当人类社会组织建立，自由和规矩就成为了首要的一项社会性工作而获得了各个代际的人类们的重视。而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上，东西方的文化则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两条道路。西方社会所普遍设立的自由与规矩模型是民主与自治，而东方中国的社会模式则长期依循的是民本和尊君。这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于社会普众中“民”的释义和理解。尽管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最早重民思想。有一些现代学者们将之比喻为中国最早的民本思想家。然而事实上，我认为孟子这一理论，更是从重民的角度而强调“尊君”的仁政思想，其目的依然还是独尊专制之政的。现代学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种历史自慰式的穿凿附会，也是一种依照西方民主主义的攀比暗附。
这种独尊的思想是如此强大而持续，以致于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和习惯，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模仿，这种垂直式的固定结构是中国社会的标准式，将独尊的皇权一级一级地传递下来，直到社会最低端的皂隶奴婢，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是另一个人的太上皇。而自孔子以降的儒家学术，则在这一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施以了“天命”以及“道统”的内涵丰富，因而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成为了吞噬人性的巨大机器，不能不看到，中国文化思想中那些貌似平和而内含杀机并泯灭人性的强大基因正已成为了我们传统的相当一部分。
我检索了一下，独尊的思想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一如动物们争夺地盘和首领以及交配权的本能。这一本能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集聚而应产生某种跃迁和改变，从而造就出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类这一物种，既可以说是天地造化，也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独特种群。东方中国喜好天地造化的说法，寄身于天，不外是原始社会加以农耕经济的遗存，而西方文化中的独特之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