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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
“你随第一梯队走，有一辆敞篷马车立刻就走，我已经告诉他们等你一下。那就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朝医疗队正在装车的村子另一头跑去。跑过一幢幢房屋的时候，他们弯着腰，凭借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懂懂叫着飞过。在田野里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见榴霸弹爆炸的火光，像撑开的伞一样。
“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随后走。还得回去取东西。我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告别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远去的朋友挥着手。一座烧着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赶忙往回跑。就在离他的住处还差两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颗开花弹使他受了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跌倒在路中间，流着血，失去了知觉。
撤下来的陆军医院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区铁路线上的一座城市里，和大本营相邻。正是二月底的温煦的日子。在身体快要复原的军官病房里，依照正在那里治疗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开着的。
快要吃午饭了。病员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被告知说，医院里新到的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要到这儿来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面躺着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新闻检查官给开的天窗十分愤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野战邮局送来的东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积压了一擦。微风掀动信笺和报纸。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纸上抬起眼睛。拉拉走进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