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