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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生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只注重枪杆子。但是，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
张国焘说：“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革命家，请问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改弦更张？难道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学生的话充满火药味，但孙中山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始终安详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针对许德珩的质问和张国焘的质疑，他略有所思地回答道：“我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并不是看轻学生们*示威等举动。至于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过去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不够，一般青年和民众不了解我的思想和主张。”
这一席话，娓娓道来，改变了略显紧张的谈话气氛。
张国焘轻松地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
“我很欢喜这样痛快的谈话。”孙中山高兴地说。
这次谈话，张国焘给孙中山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大约是意犹未尽，十天后，孙中山单独约张国焘前往晤谈。
孙中山问：“听说你喜欢*主义，是吗？”
张国焘作了肯定的答复。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游历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我也都研究过。正是参考了社会主义各派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义的。”
说罢，孙中山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张国焘表示感谢。
“听说你在群众运动中很注意工人运动，是吗？”孙中山又问。
张国焘告诉孙中山，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救国十人团”主要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接触和发动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工人问题。
也许是受这次谈话的影响，没过几天，张国焘应邀加入了一个名叫“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的组织，担任总干事。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可是张国焘经过调查发现，所谓会员大多只见诸名册而已，而且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只是些在工厂里的职员，该会的主要作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通电，支持国民党的各项政治主张。
张国焘很快对这个组织失去了兴趣。他后来说：“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一页风云散后，校园恢复平静，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到美国进修，时称“五大臣出洋”，张国焘放弃留洋的机会，选择留在国内（略）。
建党元老（1）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这年2 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车站。陈独秀刚一下车，就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截住。“陈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陈独秀跟着学生来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他还说，你这种长相的掌柜，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旧书店或笺纸店里一抓一串。”这个笑话《新青年》编辑部谁都知道。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建党元老（2）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钊，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种经历，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特别关心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传、研究*主义的近况。张国焘一一作了介绍。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主义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当即向李大钊提出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时间，张国焘经常和李大钊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研究*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张国焘曾用热烈的笔触追述道：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由于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主义的中心，又由于图书楼涂着红色，这里被师生们称为“红楼”。
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红楼里。他贪婪地阅读着社会主义的书籍，如《*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也有过一些涉猎。
中国进步青年热切地追寻着欧洲共产党的足迹，共产国际也密切地注视着东方睡狮的苏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能诞生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闹出了很多笑话。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当他们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张是“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时，只好沮丧地踢开这个冒牌货，重新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受命带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当面交给他三个任务，最重要的一个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他到中国首先找到李大钊和张国焘。
在红楼，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非常融洽。随后，他们将谈话范围扩大到张国焘、邓中夏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口才很好，通晓俄、英、德三国语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对话。他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生动地描绘了新型社会主义的轮廓，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热血沸腾。
维经斯基说：“李先生，你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你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研究*主义，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建党元老（3）
由于维经斯基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老成持重的李大钊含糊地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想法。”他提议维经斯基赶往上海，采访陈独秀。
“我们与陈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维经斯基赶紧说。
“我给你写封信，看了信，他会接待你们的。”李大钊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
拿着这封信，维经斯基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晤谈。在上海，维经斯基谈得更加直白：“中国青年学习、研究西方新思潮，虽然形成了潮流，但是有两大弊端。第一，太复杂。思潮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十分混乱。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陈独秀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人说：“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的京沪之行，加快了南陈北李建党的步伐。陈独秀说干就干，开始物色第一批成员，起草党章党纲。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该取什么名字？是叫中国社会党好，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好呢？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每到陈独秀犯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李大钊。他一向佩服李大钊思想上的谨严、缜密和深邃。
1920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陈独秀之托来到红楼。
“李先生，仲甫要我专程向你请教一件事，还说这事在北大只能与李先生谈。”
李大钊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仲甫问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好？”
“他不是已经取名了吗？”李大钊有些疑惑，他拿出《新青年》第八卷，翻出第一期陈独秀文章中的一段话：“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国家出现的一日。”
张申府问：“你觉得叫社会党妥吗？”
李大钊态度坚定地说：“我认为叫共产党好，原因在于我们信奉的是*主义，*主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