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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丽和孩子们一回到家，我就把今天发生的事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她。她听完后躲到卧室里落泪，我为孩子们弄晚饭吃。
我想到自己在见过这位黑人之前，在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之前，曾经何等愤怒地谴责过他，还曾经把他想象成了书中描写的那类卑鄙的小人，把他当做是那些新住客中的酒鬼、色狼、吸毒者等一路货色；想象他为了追求那个原本不属于他的较富有的非黑人世界而抛弃了自己的妻室，冷酷无情；想象是他自己造成女儿惨遭烈火焚烧……今天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他的负疚远远超过了我由于不明真相而对他的非难。
一个星期后，林荫路那边一对相爱的白人夫妇打架，结果丈夫对妻子的喉咙割了一刀。当时她的情人也在场，却不肯为她助一臂之力，好在伤势不是很重。当她挺着缠满了绷带的脖子送孩子们去坐校车的时候，充满了富于戏剧性的浪漫色彩。
我知道我的家庭一定会在尽可能短些的时间里搬出公屋区。
第16章
在军部大楼的预备役办公室里悄悄进行的受贿活动欣欣向荣。为了受贿的需要，我研究了所有有关的极其复杂的新的规章法令，以致成为了办事效率极高的职员，成为了这一领域里的专家。在民事服务的生涯中，我第一次被评为了“优秀”。
我运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给我的客户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当他们服完了六个月的现役，回到我工作的预备役部队开会和参加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后，我就让他们从此不再露面。我精心地炮制了一套完美的合法章程来掩护他们，也就是跟他们达成协议，在他们服完六个月的现役后，名字就直接上了预备役里面的非军人的名单，只有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才会被召入伍，连五年半的周会和每年一次的夏令营也不必参加了。对此，我的要价当然也相应提高，同时还有更可观的收获，就是尽快地摆脱了旧有一批，自然也拓展了后面的财源。
有天早上我打开《每日新闻》，扉页上刊登了一大张三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两个是我在前天才征入伍的，他们每人给了我200美元。我的心一下子狂跳不止，四肢冰凉，全身血液都快速地往太阳穴上冲——除了揭露贿赂行径，还能有什么事呢？犯罪活动终于被公之于众了！我强迫自己看完照片旁边的说明，原来当中的那个年轻人是纽约州最大政客的儿子，报纸在赞美这位政客之子加入预备役部队的爱国行动——一场虚惊！
然而，报纸上的照片还是令我心惊肉跳，一种不祥的幻觉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入狱了，丢下了维丽和孩子们，虽然她的父母会帮忙照顾他们，我却不能在他们的身边，我又一次失去了家庭！这天我回到办公室后，把这支小插曲告诉了弗兰克。他狂笑着说这是件大好事，付钱给我的两名顾客居然上了《每日新闻》的头版，实在太棒了！他还把照片剪下来，贴在了他的预备役单位的布告栏上。这个我们俩内部的大笑话后来还被少校认为有助于鼓舞士气！
这场虚惊松懈了我的警惕性，像弗兰克一样，我也开始相信受贿活动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如果不是柏林危机促使肯尼迪总统决定征集数以万计的预备役军人入伍的话，这一活动真的可能经久不衰。征预备役人员入伍对于我们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
预备役军人要应征入伍一年的消息不胫而走，整座军部大楼简直成了疯人院——那些花了钱才进人六个月预备役的年轻人气得上蹿下跳。他们当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极有才华的律师，那些广告界公认的奇才，以及那些能在华尔街上兴风作浪的后起之秀等等。这些年轻人中的精英万万没想到竟给最愚蠢的美国军队糊弄了，就如同城里的骗子竟然上了乡巴佬的当一样。他们被六个月的服役计划欺骗出卖了，而且是在他们自以为钻了空子，赚了一大把的时候被一网打尽的——他们随时会被重新征召入伍！
这一事件也让我沮丧了一阵子。虽然庆幸自己以前没有因为贪图易得之财而成为预备役部队的一名成员，但是起码我的受贿活动因此而大受影响，再也没有每个月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了，偏偏我又很快就要搬进在长岛定购的新居，更糟的是一场我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的灾难却是在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降临的——当时为了处理手头上有关我管辖的部队正式转为现役部队的一大堆文件，我正忙得头晕脑胀。
堆积如山的军需品和军服要发，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训练命令要颁布，还在应付那些拼命想逃避重新服役一年的人……大家都知道军队有对付困难情况的法纪军现。现在受震动最大的是已经在预备役呆了三四年、服役快结束的人。这些年来，他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很多人也已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原以为靠手腕战胜了美国军部的老爷们，哪知道这份成功感顷刻之间化做了泡沫。
别忘了这些年轻人是美国的顶尖级聪明人，是未来的商界巨子、大法官、娱乐圈骨干……他们绝对不肯坐以待毙，于是一个和父亲合伙经营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年轻人让妻子住进了精神病院，以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为理由提出了退役的要求。我把必备的文件和医院、医生出具的正式信件一古脑儿寄给了有关单位，结论是此路不通，华盛顿早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这类申请，故此铁定了指令，任何人都不能以困难为借口逃避服役。一封复信说，这个可怜的丈夫必须先重新入伍，然后才由某个红十字会去调查他的实际困难。红十字会的工作果然出色，“手到病除”，一个月后，当这位丈夫的所在部队开往维吉尼亚州的李要塞时，自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来我的办公室申请必要的文件以便和她的丈夫在兵营团聚。她很活泼，身体特棒，这种时髦太太根本无法遵照文字游戏的要求呆在医院里，何况医生也不一定愿意太离谱地帮她作弊。
希勒先生打电话谈他儿子杰拉米参军的事，我告诉他实在爱莫能助，他一再向我施加压力，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的儿子是个同性恋，或者可以退出预备役，那样也就不必服现役了。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表示了谢意，挂断了电话。两天后，杰拉米来找我，交上了必要的存档文件，要求以同性恋为由退伍。我告诉他这些文件将会永久保留在他的档案里，也许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会后悔留下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官方文件。看得出他本人也不愿意留下这么一个记录，但结果还是说：“我爸爸认为这总比死在战场上强。”
我把文件送了上去，很快就被嘉文那斯岛的第一军司令部退了回来，命令重新召见一等兵杰拉米·希勒，由正规军军部对他的问题鉴定，也就是说他还得通过另一个关卡。
我很纳闷为什么埃里·汉姆希一直都没给我打电话。自从给这位服装商的儿子保尔发出服现役的通知后，他一直没有露面，可真够沉得住气的。这一秘密的揭开是在我收到了一份由著名的心理医生签发的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证明保尔·汉姆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由于神经系统的毛病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倘若他应征加入现役部队，将会对健康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查阅了有关的军队条文，毫无疑问，汉姆希先生找到了不需服现役的办法，他一定是从比我职务更高的人那里得到了忠告。我把文件转寄到嘉文那斯岛，文件也很快又再寄了回来，随之附有一道特别的命令：解除保尔·汉姆希的预备役义务。不知道达成这笔交易到底又花了汉姆希先生多少钱。
我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帮助任何一个提出有具体困难而要求退役的人，包括采取种种措施使所有申请者的文件都寄达嘉文那斯岛的司令部，还经常专门打电话查询这些文件是否已经寄到那儿了，换句话说，我对所有要求帮助的人都竭尽所能，而弗兰克所做的则和我恰恰相反。
弗兰克也被征入现役部队，他反而为此感到自豪。本来他上有老，下有小，按实际情况完全能够以家庭拖累为由要求不服现役，但是他不仅不为自己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对自己部队里的那些要求不服一年现役的人缺乏同情心。现在他身兼数职，既是预备役营里的首席行政长官，同时又以民政官员的身份担任现役营里的军士长。他拒绝了所有以困难为理由要求退役者的申请，把退役的事变得比登天还难，以至于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得以退役，包括那些有正当理由的人以及不少曾经用高价贿赂过他以求得进入六个月预备役的人。到弗兰克和他的部队离开军部大楼开往李要塞时，随从中的不少人已经对他恨之入骨。
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预备役计划，有人以为我事先知道一些内幕，有人甚至认为我有先见之明而尊敬我，其实我只不过是军部大楼里独一无二不贪取这种易得之财的凡夫俗子，因而也就不会惹火烧身。我很洋洋自得，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金钱的报酬根本弥补不了它引起的危险。尽管参加了预备役的人应征入伍的可能性仅是千分之一，我还是抵制住了这份诱惑，也许我真的有未卜先知的天赋呢！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二战时期的老兵都落入了这一陷阱，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些在上一场战争中浴血奋战了三四年的老兵又得重新忍受军旅之苦了，况且全已步入中年！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用直接参战，无需去再次面临生命危险，可是被召入伍的人还是为这不公平的待遇而怒不可遏，只有弗兰克·埃尔克满不在乎：“以前拿了钱，现在就得付出代价，有什么好抱怨的？墨林，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事实上看来你比我聪明得多！”
到了月底，他们全部整装待发，我给弗兰克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上面有指南针和指示日期的装置，还有绝对的防震性能。我很喜欢弗兰克，花200美元也在所不惜，而且他去服役，我却留了下来，总使我有种莫名的负疚感。他拿到礼物后很感动，深情地和我拥抱，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落难时可以把它典当了来应急。”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整栋军部大楼空空荡荡，异常寂静，有一半的单位都重新参加了现役部队，六个月的预备役已名存实亡，我的受贿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了。由于无事可做，我把小说拿到了办公室里写，少校经常外出，正规军的军士长也经常外出，弗兰克服现役去了，大部分时间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在镇守。有一天，又是我自己独处一室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起来，坐在我的桌旁。我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忙，他反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端详了他半天，依稀有点印象。他说出自己的姓名是默雷·尼德逊，提起我曾帮助过他，他的妻子患有癌症。
我这下子记起来了，大概是两年前吧，一个乐天派的客户安排我会见默雷·尼德逊，我们三人共进午餐。客户是华尔街上的一名优秀经纪人，名叫巴狄·斯托夫，是个擅长经营的超级推销员。他把默雷·尼德逊的妻子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我，还说她的医疗费用很高，默雷既对花钱人预备役无计可施又非常害怕被征入现役部队后会给派到国外去服役两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推迟服役，他回答说这办法已试过了，遭到了拒绝。听起来此事有悖情理，但是我没有再问下去。巴狄·斯托夫解释说六个月预备役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服役，这样默雷·尼德逊便可以把妻子接到他受训的基地外面去住。他们还提出希望得到我在六个月现役后把他转到控制组去的承诺，从而免去他参加周会和夏令营的麻烦，理由是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和生命不多的妻子在一起。我点头答应一定为他办成此事，巴狄·斯托夫毫不隐讳地挑明要求能免费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他的朋友默雷实在是连一分钱也花不起了。
在谈这些情况的过程中，默雷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我那时认为这是个蹩脚的骗局，只是很费解他为什么要把癌症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难道为了省几个钱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当时我还胡思乱想到，要是万一受贿的事昭诸天下，报纸登载文章披露我曾向一位癌症患者的丈夫索取贿赂，那我怎么还有脸见人？岂不成了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恶棍？况且我自己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分文不取地帮他这个忙，还向默雷说了些希望他的妻子早日康复之类的宽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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