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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有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着。我笑着笑着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着背；和好的时候，就贴着，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表”，头朝上向天仰着，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着，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罗！”
知音
在这小小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口挤着过日子。看起来吓人——那么多。可是在这一千八百万人中，只找到两个人，能够跟我长谈《红楼梦》这本书——又那么少。那种谈法，是没日没夜痴谈下去的。
其中的一个知音，住在台中。这一个，一年可能见面两、三次。另一个是位方才二十多岁的好小子——空军，驻防在花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只靠电话和通信。
其实对于“知音”两字，定义上给它下得太严格了。谈得来，而不谈《红楼梦》的，就不算。
总认为，社会上民间团体那么多，集合在一起的人，总有一个宗旨，而为什么我们这些爱红楼的人，却彼此碰也碰不到，也没有什么会呢？我的理想是：把“皇冠艺文中心”给租借下来，每星期五，只要有空，就去晃一下。而那批红楼迷，也知道每星期五晚上，只要有空，在“艺文中心”就可以碰到其他的红楼迷，大家见面，开讲、争论、分析、研究，甚而打架，那会有多么好玩。
这只是个想法而已，不会实现的。
话说住在台中的那个朋友，他的人缘好极了，看书也多，做人非常平实，处事自有一套，而且是个中文系毕业的人。
以上几点，并不构成知音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现他是个红迷的话。
我们这场友谊，开始在一个饭局上，直到数年之后，发觉只要单独面对他，那十数小时的谈话可以就钉住《红楼梦》讲下去，这才恍然大悟，来者是个这方好汉，不能错过。本来，对于《红楼梦》这一场缠了我终生的梦，在心灵上是相当寂寞的，因为无人可谈。后来，得了个知音，我的红楼，讲着讲着，理出了很多新发现，越讲越扎实，越说越明白，好似等待了多年的曹氚之灵，化做己身，长江大河也似的涌现出来。我那可怜的朋友——知音，有时候饭都不给他吃，茶水也是凉的，他也不抱怨，总算很仁慈，给我昏天黑地的讲个够，还笑着点头。
对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我的不够，知音的收藏就多了很多。我个人的看法还是盯住原本《红楼梦》，不敢翻阅太多其他人写的心得，怕自己受影响。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还是拿来看。
许多次，我去外地旅行，看见有关红楼的书籍，总会买回来，交给知音收藏。
有一次，得了一副扑克牌，那个图画，居然是“金陵十二金钗”。这一喜，非同小可，细细观看画片上面小姐们的衣服、头饰、恣态、面容、背景，还有取的是书中哪一场景……。等到朋友从台中到台北来时，我拿出那副纸牌，一定要送给他。同时，还找到两套《红楼梦》的漫画本，那是在新加坡。为了那些漫画本，我将具象的《红楼梦》“室内设计”看了个饱。那副纸牌，只有一副，朋友不肯收，要我存着。我想：他的收藏比我整齐，应该成全他。
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朋友把牌一摊，分做两叠，说：一人一半。
这我不答应，要就完整的，不然不要。
最后，这副纸牌——金陵十二金钗，去了台中。我的心中，大喜。
后来，朋友去了金门一趟。金门没有关于《红楼梦》的东西，不比香港、日本、新加坡。
在我的红楼知己由金门返回台湾来时，他送了我照片中这两副“粿模”，算是民俗艺品的部份吧。将这两副模子，放在客厅方几上，它们跟我的家，那么相称，不愧是知音的礼物。请看这两个模子，一面雕着龟甲纹样，象征吉祥。反面没能拍出来，雕着桃形，也象征吉瑞。中间写个“寿”字，取龟长寿之意。
所有龟粿俗称“红粿”，这种将糯米磨成粿浆，染成红色的民间食物，可以用于各种喜事，如结婚、谢神、上寿。在台湾民俗中，也用红粿供拜。如果媳妇生了男孩，到祖先坟上扫墓时，也以红粿祭拜，那就叫做“印墓粿”了。
照片中另一条长长的“粿模”，刻的是动物和花草，据说这是早年做喜饼的模子，是女家分赠给亲友的一种“订婚通知”。这两方礼物，来自一场《红楼梦》的结缘。我倒是又在想，这种食品——糯米做的，黛玉妹妹绝对不能吃，吃了万一哭泣，是要胃痛的。倒是史湘云大妹子，吃它一个无妨。
煲
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说得真好——闪烁的并不一定是金子。它是铜的。
看这个用手敲出来的铜锅造型有多美，盖子那么饱满浑圆，摸上去还有细微的凹凸。找到它的时候，它被丢在香港古董街的墙角边，乱丢的，锅底锅盖一团黑，里面不知炖了几十年的好菜，等到铝锅上市了，主人家才弃了它，将它当破烂给卖了。
也是擦出来的光辉，细细擦，将岁月擦回去，只一瓶擦铜油，时光倒流在我手上，告诉了我许多只有灶神娘娘才知道的秘密。
用它来煮了一次霉干菜扣肉，毕竟舍不得，就给搁在架子上了。真铜与镀铜的光泽是绝对不相同的，这只锅——沉潜。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单的一个彩盘。又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我要心形的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来，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的眼睛，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家？”“当然可以回家罗！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待缝的东西，走到厨房把火啪一点，立即做午饭给他吃。做饭的时候，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不作声。上来从后面抱住我，我打他一下手臂，说：“当心油烫了你，快放手！”
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浴室洗干净手才上桌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盒子，那个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着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来，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先生得意的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要的是个鸡心形的，傻瓜！”
先生也不响，笑笑的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出汤来的时候，要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人主义的把手向我一伸——天晓得，那个空碗里，被他变出来的，就是我要的鸡心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了汤杓满屋子追他，叫着：“骗子！
骗子！你到底买了几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八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银器一大把
他们就把这么好看的银器，堆在地上卖。我说的是——玻利维亚的印地安人。
说到旅行，其实最不喜欢看的就是风景——那种连一个小房子都不存在的风景。总觉得那就等于在看月份牌。说起月份牌，早年那种印着美女的，反而比纯风景更耐看。总而言之，我旅行，最喜欢在里面混来混去的地方，就是乱七八糟的赶集。
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海拔四千公尺，比起台湾的玉山顶来，还高过好多。而人群，总也不怕那个“高山症”，满街挤来挤去，一半全是游客。对于肯来这种地方的游客——包括我自己，都是欣赏的。这叫做选地方，测品味。
好，这些银器大把大把的堆在地上卖。我抵不过这份引诱，人就蹲下去了。
也因为这批东西慢慢没人做了，取代的正是台湾出口的塑料品。翻来翻去，不容易找到照片中餐具柄上同样花纹的，也就是说，成不了一套。
当时，背包已经满得溢出来了，而自己也知道，今生不可能用一副银的刀叉去吃饭，可是看到这些耐人寻味的好手工，还是舍不得就此掉头而去。光看那一支支叉子，它们的尖齿切面那么粗犷，就喜欢。
在拉巴斯好多天，每天东张西望，手里捉着的，不是一把小匙，就是一把刀；然后，每个小摊子前又蹲下了我，翻呀！要翻出那把柄一样的花纹来。
那次的中南美之旅，到了玻利维亚，算是投降，把那颗飘泊的心，交给了这些小摊子。
照片中的那一堆银器，不知反复走了多少回旧街，方才成了一大把。回想到，在那寒冷又舒适的高原上，老是捉了一把刀叉走路，唯恐买来的配不成一套，那份痴心，真是莫名其妙。也因为这份看不透，觉得人生很好玩。
万一看得透透的，这也不要，那也不喜，生活中不能产生花样，做人的无悲无喜境界虽然很高，却并不在我的俗人生涯里，起码，在当时——一九八二年。
这套银器结果跟回了台湾，一次也没有用过，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