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 第3部分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in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and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Street）

四十六号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访。康君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暂居，每日独处无聊，辄往伦敦博物院游览，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无日不适访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书，读而消遣。一日，予饭于其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盖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解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后日竟成实事也。一夕，孟生医学博士（Dr。Manson）〔注四〕邀余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阱。”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无措意者。

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庞Holborn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随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踯躅间，一华人悄然自后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曰pigeo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也。

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扑格。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业英语相通款。彼汕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我国言语之歧杂矣。

予途遇之华人，既知予为粤产，始以粤语相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俄而又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并而行矣。二人且坚请子过其所居，谓当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位立于道旁阶砌。未儿，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去。于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强予过从，其情意诚挚非常，予是时已于阶砌傍屋之侧。

正赶超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谁、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中心无所疑惧。初予之所以犹豫不即入者，益急欲往访康德黎君及孟生博士冀同往礼拜堂，恐中途迟回而不及耳。造子既入门，睹其急遮之状，且屋字若是宽广，公服之华人若是众多，因陡然动念曰：是殆即中国使馆乎？又忆中国使馆在覃文省街之邻，意者予向时踯躅之所，必中国使馆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门后，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与予接谈数语，又自相磋商数语，遂遣二人挟予登楼，予亦不之抗。

既登搂，复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几，而二人又至，更挟予上，是为第三层楼，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护以铁栅，窗外即使馆之屋后也。须臾来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饶有官气，一入室即谓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言已就座，徐徐询予：“汝即孙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实告汝，予得驻美使臣来电，谓汝乘麦竭斯的号轮船游历至英，故令我拘汝于此。”

予问曰：“拘予何为那？”

其人曰：“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唯今者总理衙门急欲得汝，因令余暂相羁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则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唯旅馆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间人当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书于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给予纸笔，予书中大意谓此身已被禁于中国使馆，请转告康德黎君，傅取予之行李带下云云。其人阅竟。曰：“函中何能书及被禁二字，汝可别缮一函。”予乃另缮曰：“顷予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为何许人，厥后而始知其即声名鼎盛之马凯尼（SirHallidayMarcartney）也。

马凯尼君一转念间，忽又谓予可逞函告旅馆，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并非旅馆，除康德黎君外无知者，因以改缮之函授之。马凯尼唯唯，许为代寄。马凯尼之所以忽然转念者，盖欲借是以搜予行箧，或能得吾同党之姓名及往来之函耳。计诚狡哉。

照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被关入伦敦中国使馆，是走在路上，碰到广东老乡，两人以乡音交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

的，后来又来了一个老乡，大家一起聊，在他左右，就一边一个人了。他们请他到家里坐坐，“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他谢绝了，遂在路边又聊天。后来，又来了一位，最先跟他聊天的先走了，剩下的两位，一阵“情意诚挚非常”的推拉，他已到了路边的房子旁边了。“正超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问，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照孙中山这种说法，他的被关在伦敦中国使馆，是在一片粤语发音中的半推半就，是非自愿入使馆的。不但如此，在康德黎老师戏言何不一访中国使馆的时候，康师母还特别警告过他，并且孟生医学博士也警告他，‘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饼”。可见他从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抵伦敦，到十一日被关进使馆前，十一天中，绝未近中国使馆一步，更别提身入虎穴，自行进入使馆了。

只是“派人密尾行踪”而已

但是，孙中山这一说法，若是真的“完全依据史实”，即跟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当时秘件不符。现在我们得知：孙中山在美国时，行踪就早已被清廷注意，清廷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就曾向清廷驻美公使杨儒有报告如下：

孙文……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宫，前次创议废主，因其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抉厚资，居檀日久，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唯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0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注五〕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络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悸逆实迹，检其上傅相〔注六〕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问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注七〕；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敬乞傅相专委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昨已附致总署备核矣。

杨儒得冯咏裔报告后，就电报北京总署。总署回电说：“孙文将往欧洲何国？偕行洋人系何国人？附搭某船？希确查密电龚使（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酌办。英能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否则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渡，应先电粤督预防，新加坡领事亦应饬其认真查访。”七月十八日，清廷驻美公使致函驻英公使，说：“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约，迄无成绪，此间无从措手，总署深知，故有转电尊处，援约代拿。”“援约”就是援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中英条约》第二十一款〔注八〕，和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滇缅条约》第十五款〔注九〕，当时清廷盼能援这两个引渡条约由英国官方“代拿”孙中山，可是，英国政府采罪刑法定主义，引渡条约中既然只限于“香港”和“缅甸”，英国本上就不能适用。八月八日，清廷驻英公使复驻美公使信，就提到：

唯查此种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视之，在本国固法无可这；这逃至他国，他国即视为公犯，向无交出之例。俄之子白彦虎，即其明证也。弟已密饬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刘牧玉麟，预为筹备，并密查孙文有无党羽以及熟识之人在坡。如该犯果来欧洲，俟尊处探确电知后，弟当援约与英廷商办。若英不能代拿，则唯有窥其动静、探其逃踪，遵照署电，电知粤督预防，于其内渡时设法兜拿耳。

正因为驻英公使全无把握，所以在十月二日，在孙中山抵英后第二天，这位公使在致北京总署电中，有这样的文字：

接杨使函电悉。饬拿粤犯孙文，该犯现由美到英，改洋装无辫，外部以无在英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瑷寝。

这样过了八天，十月十日，他致电给驻美公使，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