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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节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尽，亦知公未尽也。”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无学，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即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所说的：“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王氏在学术成就上的特点，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处，从他个人来说，为旧学根柢很深，所见古代器物甚广；从他所处的时代说，则外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治学方法，也促进了他的成就；至于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许多新的创见，除去外来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者，所以能谈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
遗书洋洋大观，但为求全求大而辑入者亦不少，此乃历来编辑遗书的通病。我有兴趣也能读得懂的，不过还是早已购买的那些文艺方面的著作。过去想读而没有，存于遗书之中的是《静安文集》和《续集》。他的散文，明达而畅晓，不尚文采，而取准确翔实。这些作品，虽只占遗书的一小部分，但能读到，就算没有白买这部大著作了。
四
罗振玉在传中所记王氏之生平学历，与王氏所作“自叙”，无大出入。因知罗氏虽于文中掺杂一些自己对王的恩惠知遇，实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记材料，究比他人言者，为可信也。
王氏弃新学，专注旧学以后，认为“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五项：（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其中除内阁大库文书，鲁迅曾著文证明并无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遗文，王氏知识不敷，两项并未做出多少成绩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过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价，买了一部《流沙坠简》，序文、考释部分，系王氏手笔。我虽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证之严密，参稽之精确，叹为治学之道，无以复加，学问之通博充实，后难有继。
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于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后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于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于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于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界渐渐对这些理论淡漠了。
国内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冲激，人们对他这种理论，就疑信参半了。
历来的唯心主义文学家，都强调文学家的主观的、意志的力量，都梦想把文学超驾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之上，成为凌空天上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文学和作家本身的悲剧。
道理是很简单的：作家既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作家厌恶世俗，而作品必须从世俗中产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间天上的作品，但不会有人间天上的作家。
王国维理论上的这些主张，在他本身的创作实践中，就不能兑现。他当时的社会处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颂扬“相国”，不得不代别人捉刀，不得不为衣食屈膝。
社会、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历史的印记。
六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西洋哲学、文艺这一新天地，他表现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遗传学。他发表对大学教育课程的意见，强调哲学、美学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戏剧和史诗，认为中国不能与之伦比。
并想有所尝试。这些文章，都有文采锋芒，充满热情和希冀。
但因为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后来竟把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现在的《静安文集》及其续集，乃是其门人后来收集起来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记述章太炎对待早年作品的态度。这种心理，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最初对西洋文化，如饥如渴，如醉如狂，但过了不久，原来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门以内去了。又去抱残守缺，研究“国学”。有的虽成绩很大，但他们的名字，渐渐为青年人所遗忘。他们青年时期的奋发自强，热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们自己抹杀了。写到这里，不禁叹息！历史前进的途径，有曲折反复，因而使人之思想行为，有曲折反复乎？抑或人的思想行为的反复，乃使历史的前行，迂回缓慢乎？驽钝如余，不得而知矣！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时改讫
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
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后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后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后世读者所谅解吧。
二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于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
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
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后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给谁立传，或是不给谁立传；给谁立正传，或是给谁立附传；谁的文字长，谁的文字短，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编撰者和监修者，应当慎重从事，公平对待的。而像魏收这样的人，却是意气用事，很难趋于公平的。虽然史书要求秉笔直书，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爱恶，即使是良史，恐也难于达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著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后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
“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