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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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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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的。马达沉默寡言,认识这么些年,他没有什么名言谠论、有风趣的话或生动的表情,留在我的印象里。

从延安出发,到张家口的路上,我和马达是一个队。我因为是从敌后来的,被派作了先遣,每天头前赶路。我有一双从晋察冀穿到延安去的山鞋,现在又把它穿上,另外,还拿上我从敌后山上砍伐来的一根六道木棍。

这次行军,非常轻松,除去过同蒲路,并没有什么敌情。

后来,我又兼给女同志们赶毛驴,每天跟在一队小毛驴的后面,迎着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听着骑在毛驴背上的女歌手们的抒情,可以想见我的心情之舒畅了。

我在延安是单身,自己生产也不行,没有任何积蓄。有些在延安住久的同志,有爱人和小孩,他们还自备了一些旅行菜。我在延安遇到一次洪水暴发,把所有的衣被,都冲到了延河里去,自己如果不是攀住拴马的桩子,也险些冲进去。

组织上照顾我,发给我一套单衣。第二天早晨,水撤了,在一辆大车的车脚下,发见了我的衣包,拿到延河边一冲洗,这样我就有了两套单衣。行军途中,我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一些果子和食物。这种情况当然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很正规的。

中午到了站头,我们总是蹲在街上吃饭。马达也是单身,但我不记得和他蹲在一起、共进午餐的情景。只有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要休整了,我才有机会和他见面,留有印象的,也只有一次。

在晋、陕交界,是个上午,我从住宿的地方出来,要经过一个磨棚,我看到马达正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画速写。有两位青年妇女在推磨,我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我只是站在马达背后,看他画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

我很爱好美术,但手很笨,在学校时,美术一课,总是勉强交卷。从这一次,使我对美术家,特别是画家,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情。

马达最初,是在上海搞木刻的。那一时代的木刻,是革命艺术的一支突出的别动队。我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曾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我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鲁迅同一群青年木刻家的照相中,排在后面,胸前垂着西服领带,面型朴实厚重的,就是马达。但没有当面问过他。马达那时已是一个革命者,而那时的革命,并不是在保险柜里造反,是很危险的生涯。关于他那一段历史,我也没有和他谈起过。

行军到了张家口,我和一群画家,住在一个大院里。我因为一路赶驴太累了,有时间就躺下来休息。忽然有人在什么地方发见了一堆日本人留下的烂纸,画家们蜂拥而出,去捡可以用来画画的纸片。在延安,纸和颜料的困难,给画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我写文章,也是用一种黄色的草纸。他们只好拿起木刻刀对着梨木板干,木刻艺术就应运而生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见到了纸张,这般兴奋,正是表现了他们为了革命工作的热情。

在张家口住了几天,我就和在延安结交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回到冀中去了。

进天津之初,我常在多伦道一家小饭铺吃饭,在那里有时遇到马达。后来我的家口来了,他还到我住的地方来访一次,从那时起,我觉得马达,在交际方面,至少比我通达一些。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领导上关心,在马场道一带找了一处房,以为我和马达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我们搬去住在一起。这一次,因为我犹豫不决,没有去成。不久,在昆明路,又给我们找了一处,叫我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他先搬了进去。我的老伴把厨房厕所都打扫干净了,顺路去看望一个朋友,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回来又不想搬了。为了此事,马达曾找我动员两次,结果我还是没搬,他就和别人住在一起了。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安土重迁。主要是我的惰性大,如果不是迫于形势,我会为自己画地为牢,在那里站着死去的。

马达是在上海混过的,他对搬家好像很有兴趣。

从这一次,我真切地看到,马达是诚心实意愿意和我结为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他搬进新居,我没有到他那里去过。据老伴说,他那屋里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也穿着奇怪的衣服,像老和尚一样。他那年轻的爱人,对我老伴称赞了他的画法。这可能是我老伴从农村来,少见多怪。她大概是走进了他的工作室,那种奇异的服装,我想是他的工作服吧。

在刚刚进城那些年,劝业场楼上还有很多古董铺,我常常遇见马达坐在里面。后来听说他在那里买了不少乌漆八黑的,确实说,是人弃我取,一般人不愿意要的东西。他花大价钱买了来。屋里摆满了这种什物,加上一个年老沉默的人,在其中工作,的确会给人一种不太爽朗的感觉。

在艺术风格上,进城以后,他爱上了砖刻。我外行地想,至少在工作材料上,比起木刻更原始一层。他刻出的一些人物形象,信而好古,好像并不为当代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他很少出来活动。从红尘十丈的长街上,退避到笼子一样的房间里,这中间,可能有他力不从心的难言之隐吧。对现实生活越来越陌生,越陌生就越不习惯。以为生活像田园诗似的,人都像维娜斯似的,笑都像蒙娜丽莎似的,一接触实际,就要碰壁。他结婚以后,青春作伴,可能改变了生活的气氛。

古往今来,一些伟大的画师,以怪僻的习性,伴随超人的成绩。但是,所谓独善其身或是洁身自好,只能说是一句空话,是与现实生活矛盾的,也是不可能的。你脱离现实,现实会去接近你。

一九六六年冬季,有一群人,闯进了他的住宅,翻箱倒柜。马达俯在他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安静地对进来的人说:

“你们,什么东西也可以拿去,不要吓着我的小孩!”

他在六十多岁时,才有了这个孩子。

接着说是全家被迫迁往效区。“四人帮”善于巧立名目,借刀杀人,加给他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这十几年,当然我们没有见过面。就是最近,他也没得到我这里来过,市里的房子迟迟解决不了,他来办点事,还要赶回郊区。我因为身体不好,也没有能到医院看望他。这都算不得什么,谈不上什么遗憾的。

我一直相信,马达在郊区,即使生活多么困难和不顺利,他是可以过得去的。因为,他曾经长时期度过更艰难困苦的生活。听说他在农村教了几个徒弟,这些徒弟帮他做一些他力所不及的劳动。当然,他遭遇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被侮辱。我也断定,他可以活下来,因为他是能够置心澹定,自贵其生的。他确实活过来了,在农村画了不少画,并见到了“四人帮”及其体系的可耻破灭。

1978年4月2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谈赵树理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才多艺之乡。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地方色彩,引起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注意。他的几种作品,不胫而走,油印、石印、铅印,很快传播。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区读到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

“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

几经转战,进展好像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理论上的不断探讨,好像并不能完全解决大众化的实践问题。

文学作品能不能通俗传远,作家的主观愿望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实现大众化,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这两项条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锻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写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

我曾默默地循视了一下赵树理的学习、生活和创作的道路。因为和他并不那么熟悉,有些只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猜测去进行的。

据王中青的一篇回忆记载:一九二六年赵树理“在长治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他平易近人,说话幽默,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向当时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学习,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他那时就可谓是一位博学多识,多才多艺的青年文艺作者。”

这段回忆出自赵树理的幼年同学,后来的战友,当然是非常可信的。其中提到的许多史实,都对赵树理以后的创作,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即使赵树理当时已具备这些特点,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

在学校,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毕业以后,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即使他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断言,在创作上的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创作上的真正通俗化,真正为劳苦大众所喜见乐闻,并不取决于文学形式上。如果只是那样,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了。也不单单取决于文学的题材。如果只是写什么的问题,那也很早就解决了。它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所学习的资料。在当时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材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

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

当赵树理带着一支破笔,几张破纸,走进抗日的雄伟行列时,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的地方。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支笔。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

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

如果不是这样,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

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这一条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显著。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

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

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

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

渐渐也有人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异议。这些批评者,不用现实生活去要求、检验作品,只是用几条杆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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