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他的怀抱里，呜呜咽咽地说：“是呀，你明天就走了。咱们这样就离开，怎么行呢？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管我对你怎么好，你对我总是冷冰冰的！你对别人就不是这样。枉费我对你一片心机，枉费我积极工作，到头来有什么代价！”周炳抱着她，轻轻吻了她一下。她问道：“你是真心的么？”周炳说：“是真心的。”她又问道：“你不后悔么？”周炳又说：“我不后悔。”陈文婷就不做声了。这一秒钟以前，她想象这一段不平凡的谈话，不知道会引起多么大的激动的热情，双方不知道会说出多少如痴如醉的疯话，甚至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酸、甜、苦、辣的曲折，但是如今一下子就说完了，过去了，过去得风平浪静，连一点波涛都没有——她该怎么办呢？她想起她二姐陈文娣和周榕的婚事所发生的许多纠葛，就反而没了主意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炳哥，你要真爱我，你就不要去北什么伐！”“怎么？”周炳这时候忽然激动起来，大声吆喝道，“你这话从哪里说起？”
陈文婷说：“我看你值不得，大姐夫去北伐，可以升官发财，他会升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你去挑子弹、抬伤兵、运粮食，就算北伐成功了，又与你何干？还不要说兵凶战危，有生命的危险了！”
周炳放开了她的手，叹口气道：“嗐，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心里面着实想去。去了，——我就会快活！我能够跟那些罢工工人一起玩，一起乐，一起吃，一起睡，我能够爬上很高的山，渡过很宽的河，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走到长沙、武汉、郑州、北京去……唉，那多有意思！”
陈文婷说：“这我知道。你的样子虽然长得漂亮，你的神经却不健全！要不，人家怎么会说你是戆大，管你叫痴人和傻子？你那样玩，那样走，我看你就能过一辈子？你不替自己想一想，也不替我想一想，咱们两个怎么了局？”
周炳说：“依你看呢？”
陈文婷说：“依我看，你应该好好地把高中念完。将来最好能念大学。否则念完了高中，熬了个小小的出身，也对付着可以组织个甜蜜的小家庭……”
周炳失望地说：“哦，这就没有办法了！我自己没有钱念书，又不愿意拿你哥哥的钱念书。从前，拿他的钱不过是耻辱。如今，拿他的钱就成为工贼了！”
陈文婷惊呼起来道：“炳哥！”
周炳说：“他自然是工贼！不单他，连何守仁、李民魁都是工贼！省港罢工还没有取得胜利，英国帝国主义还没有投降，死难同胞的冤仇还没有伸雪，他们就退出了罢工委员会，这不是工贼是什么？尤其是你的哥哥，唉，——我的姐夫，他污辱了罢工工人的代表的神圣称号，他破坏了罢工工人的团结，他挑拨了省、港两地工人的仇恨，如今，他正在运动沙面的罢工工人复工，他正在踩着死难同胞的鲜血去向洋老板献媚，——想一想吧，他岂只是工贼？他岂只是奸细？他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好呀，周炳拿了这样的钱，去熬一个小小的出身，——多有意思！我曾经受过他们的欺骗，我曾经崇拜过他们，我曾经对他们存过痴心妄想，现在不了，现在，我只是痛恨他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周炳是和平而谦逊的，——照陈文婷看来，好像有人踢他一脚，他都不会生气。她从来没看见他这么慷慨激昂，深恶痛绝地说过话。她想起《雨过天青》里面《骂买办》那场戏，那时候的周炳就有那么一股在她看来是冷酷、苛刻的劲儿。不过《雨过天青》是一出戏，这会儿，他在骂着一个真人，这个人就是她的亲哥哥。——想到这里，尽管天气十分闷热，她仿佛从心里哆嗦起来了。
22 敌与友
有一天中午吃过饭之后，周榕夹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急急忙忙地走进陈家的矮铁门。花圃里的花开得正欢，那魔爪花的香味嗅着分外浓郁。陈家的使妈阿财正在楼下客厅门口打扫，见了他，就冷冰冰地问道：“阿榕，你来干什么？”他一听就愕然站住了。阿财既不像平时那样和他打招呼、问好，又不像平时那样称呼他“二姑爷”，那种明显的、没有礼貌的态度令他吃惊。他有点胆怯地回答道：“来找二姑。她在家么？”阿财扭歪脸，说：“不知道。你自己看去吧！”周榕急急忙忙跳上楼梯，因为心里面还有别的事，就把阿财忘掉了。到了三楼的前书房，陈文娣正在看报，陈文婷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陈文婕不在家。陈文娣对周榕说：“看你洋洋得意，是不是阿炳有信来了？大姐夫真奇怪，自从来过一封信之后，就没再见过一个字。”陈文婷也说：“二姐夫，你看叫人不挂到心烂？”周榕说：“不关这些事。我送一篇好文章来。”她两个都问什么文章，什么题目。周榕捧起那本书，念那题目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她们问他是谁写的，他又回答道：
“毛泽东。”两姊妹互相询问了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作者，就要求周榕念那篇文章。他接着从头念起那篇文章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直念了三十分钟，才把文章念完了。他合上书本，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在回味那书中的道理。那两姊妹都瞪着眼睛，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出神。后来还是陈文婷首先苏醒过来，说：“这就奇怪。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了就能划成四分五裂！阶级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能看得见么？”周榕笑着摇头道：“叫我说，也说不清楚。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在工厂里看得见，在街道上好像看不见。平时好像看得模模糊糊，有起大事情来，就看得比较清楚。大约是时隐时现的东西。”陈文婷耸耸肩膀道：“不明白。”周榕望着陈文娣，她就说了：“我看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哲学，本身就是不好懂的。不过咱们也来从实际方面看一看：你说，你是什么阶级？我是什么阶级？”周榕和平地、驯良地笑着。陈文婷替他回答道：“二姐，你真傻。你问这个不是平白吃亏？他自然捞了个无产阶级。”陈文娣说：“那么我呢？”周榕仍然没开腔。陈文婷又说：“那还用问？我说二姐夫不怀好意的。你自然是个买办阶级！”陈文娣说：“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就可以了吧！”周榕站起来说：“我不过拿来给你们研究研究，怎么就认真起来了。我到交际部去了，阿婷，你去不去？”陈文婷说不去。陈文娣要把那本书留下看一看，周榕把书放下，就走了。
那天下午，陈文娣把那本书带着去上班，在写字楼里面把那篇文章看了又看，捉摸了又捉摸。下班的时候，她带着一颗失望的、疲倦的心，回到家里。陈文婷又把那本书抢了去看。吃过晚饭之后，两姊妹就躲上三楼书房，低声细气地谈论起来。陈文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嗐，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而死，你又欺骗了多少人！”陈文婷茫然问道：“为什么？难道自由是错的么？难道它不是又美丽又崇高的么？”姐姐说：“是呀。怎么不是？不过那只是一个崇高、美丽的幻影。谁要真的去追求这个幻影，他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我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人，像一匹染黑了的布，想重新变白，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现在不知多么羡慕那些盲婚的姊妹。她们的生活过得多么平静和幸福！”妹妹抗声说：“二姐，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又有职业，又有恋人，是得到了独立和自由的！多少困在封建牢笼里的姊妹，都拿羡慕和惊奇的眼光望着你，希望变成你一样，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天也好！你自己，为什么反而变得庸俗起来？”姐姐并不觉着激动，还是平静地继续说：“庸俗？是的。我现在一点也不讨厌这样的评价。当初，如果有人侵犯一下我的神圣的自由，不许我跟男子们来往，现在不是要好得多么？可就是没有！大家都尊重我的自由，这才把我害得这样惨！”陈文婷觉着闷热，觉着烦躁，觉着心惊肉跳，她从座位里跳起来，拿扇子啪啦啪啦乱扇，窗外的暮色仿佛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陈文娣平静地坐着，全不动弹，好像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她也就不着急了似的。突然之间，妹妹尖声叫道：“二姐，你害怕贫穷了？你害怕流言了，你害怕你们要变成政治上的敌人了？你为什么这样怯懦？”姐姐坦白承认道：“对，都对。在你面前，我装什么假？你也清楚，我们结婚已经半年了，但是我们连个窝儿也没搭起来。经济情况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社会上对我们另眼相看，也不是一下子改变得了的。政治上的事情，我更加胆战心惊。你不能不懂得：政治是多么冷酷无情的呵！”妹妹充满同情地说：“是呀！就是那些阶级斗争的邪说把他迷住了。他自以为看见了真理，就会胆大妄为。说不定哪一天，我打赌，他就会有充足的胆量宣布我们是他的敌人。他敢的！他做得出来的！”姐姐擦去脸上的汗，说：“可不！那就是悲剧的顶点。那位姓毛的先生如果早半年把真相告诉我们，事情就会完全两样。现在可是迟了，迟了，迟了。”妹妹突然坚定地站住了，张开鼻孔，翘起嘴唇，斩钉截铁地宣言道：“不，不，还不迟！他要把我们当做敌人，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整个书房来了长长的一段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陈文婷好像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过于肯定了一点，就坐下来，顺手拿起一张纸片撕着，扯着，把它扯成碎片。街上，叫卖绿豆沙的小贩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后来，她又满怀心事地说：“二姐，你看我和阿炳的事情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差一点就超过友谊的界限了。”陈文娣还是没精打采地回答道：“依我看来，你的相法过于天真。天真，是危险的。”陈文婷努着嘴问：“你指我对于周榕的想法，还是对于周炳的想法？”姐姐说：“对两个人的想法都过于天真。”妹妹不服气地再问道：“你不支持我跟阿炳恋爱么？”陈文娣甩了一下手道：“是的。我不支持。我应该成为你的前车之鉴！”听见姐姐说得这么决绝，陈文婷再没话可说了。为了这句话，她整整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不久，陈文雄当了兴昌洋行经理，在玉醪春请客，何守仁也去了。这天到的，大多是穿西装的客人，像什么总经理，协理，经理，司理，代理这一类理字号的人物。他们聪明漂亮，谈话很多，喝酒很少。大家有礼貌、有节制地尽欢而散的时候，陈文雄向何守仁提议不坐车子，慢慢散步回家。在路上，何守仁十分感慨地说：“雄哥，你算是在社会上露出头角来了。”陈文雄谦逊地说：“这算得什么，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出身就是了。你呢，你所谋的差事也有点眉目了么？”何守仁愤愤不平地拿鼻子哼了一声道：“不要提了。提起来卑鄙龌龊，令人发指。想不到咱们在学校满腔热情，天真纯洁，一出校门，就跟这些混账东西为伍！”陈文雄安慰他道：“改造社会也只是耐着性子，慢慢儿干就是了。你性急，拿它怎么办？”何守仁说：“不管怎么说，我是羡慕你们这一行。你们这一行是公公道道，明来明去，讲道德，讲规矩，讲信用的！”陈文雄说：“这倒是真的。在规矩、信用、道德、人格这些方面，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更加考究。你比方拿我来讲，我搞过两次罢工，叫公司受过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公司还是把我提升了经理。这种气量，这种风度，你在中国找得出来么？”何守仁点头附和道：“不错。这真叫做中国不亡无天理！”陈文雄得意地笑着说：“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讲的话呀？”何守仁大笑起来，陈文雄也跟着大笑起来。
又过不几天，何守仁的差事也发表了，是广州市教育局里面的一个科长。这又是一件大事情。左邻右里都说，今年的吉星都拱照了三家巷。何守仁在“西园”酒家请客，那规模，那排场，都在陈文雄之上。到的人除了穿西装、理字号之外，还有穿长衫马褂的书香世家，还有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官场新贵，真是华洋并茂，中西媲美。那些人吃起来、喝起来都豪迈大方，没有一点小家气。酒席散了之后，何守仁和陈文雄缓步回家，在何家的大客厅里，重新泡上两盅碧螺春细茶，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天晚上，何守仁和陈文雄两个人，重新订下了生死莫逆之交。他们谈到了政治，道德，人生理想；评论了所有他们认识的人，所有他们经历的事；对于何守仁的“独身主义”，谈得特别详细。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都是第一次倾吐出肺腑之言，而且几乎找不到什么不相同的见解。曙光微露的时候，何守仁拜托陈文雄秘密地向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