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快撑不住的人全部拥上来，全然不顾形象争抢着那些馒头，然后分别找位子蹲下，和着泪水咀嚼起来。这时候风更大了，沿街的落叶都被卷了起来……寒风中，我们这群警察迎风伫立，一群老人满怀着希望望着我们背后的玻璃门里那些眼睛……
还有一次也是金融机构保卫，由于有人恶意散布谣言，一家信用社门口出现了挤兑的风潮，很多附近的商户和居民都拿着存折来取钱，上级只好派我们大队去维持秩序。
现场乱成一片，虽然政府已经调集了资金并同意大家按顺序排队进去取款，但无数人由于担心自己的血汗钱在过年前化为乌有还是卖力地往警戒线里面冲，我们只好排成人墙把他们堵回去，仅留下一个小通道便于人们按顺序凭存折取钱。
正被人浪冲击得晕晕乎乎，一个穿着貂皮大衣浓妆艳抹的女人高举着一把存单挤到了队伍前面，她大声说：“我可是大客户，存了五十多万在里面，比外面这帮民工多多了，你们得让我提前进去！”大熊像一座铁塔般堵在她面前，道：“您钱存得再多也得按顺序进去，不管存多少您都和外面的人一样，都叫储户。再说政府已经保证足够的资金供应，请您耐心排队。”
那富婆顿时就不依了，大喊着：“你们这是侵犯我的财产权利！”说着就越过大熊的阻挡直接往屋里面窜，大熊左手轻松地一拉，又把那人给拽回了人群中，他生气地说：“叫你排队你就排队，别以为有几个钱你就什么事情都优先了！”那女人气急败坏地瞪了大熊两眼，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钱来，冲着人群开始吆喝：“你们听着，这是两万块钱，我今天把这钱搁这儿，谁把这个警察的左手卸下来这钱就归谁！”人群开始骚动，纷纷朝着这边指手画脚，我见大熊脸气得通红，忙把他拉到一边以防他做出过激的行为。
事后大熊开玩笑似的埋怨我道：“你当时拉我做什么，我装修房子正缺两万呢，过年前搞不定媳妇都得飞了，这天上掉下来两万块你这么就把我给拦住了，我本来打算告诉她不须劳烦别人，我自断一臂您就把钱直接打我账上，给我江湖救急得了，免得还害上一个人。”我瞪他一眼，哭笑不得。
这一年开春的时候，北京的大小剧场里开始流行起张广天、沈林和黄纪苏等人炮制的话剧《切·格瓦拉》，经过重新编排的情节和台词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火红年代的怀念。媒体开始鼓噪“以旧日的英雄主义挽救今天日渐式微的道德”。这一京城的文化热潮迅速被商人利用而传播到我们这个城市，大批印有“完美的人”格瓦拉头像的T恤、头巾和外套被年轻人用于装点自己的时尚，成年人也仿佛淡忘了“史无前例”时代的皮带、检讨和没日没夜的批判，更多被唤起的是对那个夜不闭户、贫富均匀的红色年代的缅怀。没有人去关注那些在省市政府门口和金融机构门前游荡的群体，他们是与时尚绝缘的。
这一天政府门口站着一些下岗职工、农村来的上访者……路人都觉得很稀奇。我们各自坐在车里打扑克、看小说待命。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窝着复习，陈班长突然凑过来问我：“刚才过去那俩小子背上那大胡子是谁呀？”我抬头一看，前面走来的两个时尚青年的羽绒服上都绘着头带贝雷帽、须发怒张的格瓦拉，我当时正为地上权和地役权的区别头疼，便说你去问他们啊。陈班长好奇心切，居然厚着脸皮真去问了，只见那时尚青年得意地说：“这是七十年代最著名的摇滚明星！”听得我服倒。
没办法，只好自己给陈班长解释，我说这个人可不简单，是当年古巴的开国元勋，地位相当于咱们的政治局常委，可他就是闲不住，为了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辞去一切公职跑到遥远的玻利维亚去打游击，最后被人出卖而牺牲。“那不是古巴志愿军嘛。”陈班长好像悟到了什么，我沉吟了一下，说：“对，就算是古巴的志愿军吧！”陈班长正问我：“就一个老志愿军，那些年轻人流行个什么劲儿呀？”这时，所有的步话机突然开始呼叫起来：“全部下车，全部下车，有紧急情况！”
我们懒洋洋地下车，街对面开过来一支奇怪的队伍，全部是花甲老人，但全部清一色绿色军大衣，每个人胸前都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一个领头人一声喊：“一—二—三—唱！”所有人全部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身边的刘队告诉我，这些全部是当年的志愿军老战士，都退休了，可所在地的有关部门执行的还是二十年前的津贴政策，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补贴，穷得受不了才来这里讨个说法。
队伍昂首从防暴警察面前走过，看着那些刻满沧桑的面孔，想到那些在和平年代里我们无法体会的生死一线，想到那被误认为摇滚巨星的格瓦拉，我实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敬礼——老英雄们！”
“你他妈干什么？”刘队慌了，对面街上的指挥官也冲这边望过来，刘队伸出手打算把我拉进车里。
这个时候，最激动人心的一幕突然发生了，所有的防暴警察都像收到命令一样缓缓举起右手，向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行礼……最后，连刘队也不例外。
歌声飞扬，直入云霄……
第二天，我由于带头敬礼被要求停止工作一个星期，留在队里边打扫卫生边进行反省。
教导员说：“你不是还有一周就快考研了吗？到学校复习去吧。”
我提着书包和行李，走出警察基地的大门。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真的。
雪中考研、飞虎队恩怨和英雄的脚踝
又是考研的日子，大雪再次如约而至，缓缓沉入校园里，一夜间，整个校园银装素裹……
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我汇入滚滚人流，走进了二○○○年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英语、政治、刑法……一门门功课逐一拿下。
第三天上午，当我提前一小时做完考卷时，听到窗外雪落在地面上沙沙的声音，忽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天籁。走出考场，长叹一声，我一下子仰躺在雪地上，泪流满面，直到全身快冻僵了才缓缓站起。
考完后，师兄和几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然后送我出学校，路过书店时师兄推荐我买了几本书，分别是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苏力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使我逐渐确立了偏于自由、多元和宽容的思想模式，务实、入世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内心深处对一切过激的极“左”思想的排斥甚至厌恶。相信人们都有一个从盲从和迷信而逐渐走向独立思考的阅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的思想或许会缓慢螺旋上升，进而成体、成熟。
回到队里，我的工作便自行恢复，每天依然是关在队里训练，偶尔会和隔壁的特警大队踢几场友谊赛。
说到特警队，依习惯我们还是叫他们“飞虎队”，那帮家伙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号，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一度很僵，因为他们经常在白天进行射击训练，打起子弹来像开了水管，哗哗往外泼，可是我们每次下了夜班都要在白天睡觉，枪声震天快把我们弄得神经衰弱了。去交涉，未果，打又打不过，就骂。常常可以看到巡警和特警隔墙大骂的壮观场面，我们说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他们多数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学生和转业的特种兵），以我和几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为主要骂手。他们则大骂我们是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每次摆不平的事情全靠他们来料理，一般由其排爆队长牵头。一时双方积怨甚深。
后来有次我们配合烟草局打击了几个很有势力的烟贩子，抓了不少人还扣了货。那帮人也真是猖狂，居然聚集了几百个地痞流氓来冲击防暴警察基地，当时刚好主力队伍都去执行保卫任务了，剩下的几个中队看着就应付不了，又不能真的开枪，这时候飞虎队的兄弟们赶来增援，他们也不和歹徒们正面对抗，居然摆开阵势在他们面前操练起来，女队员表演飞刀绝技和擒敌拳，男队员则表演诸如胸前碎石、脑袋撞瓶、开砖神掌等走江湖的套路，居然把那帮家伙唬住了，愣是没一个地痞敢近基地大门一步。最后作鸟兽散。
从此飞虎队对防暴队就算有恩了，屁股翘得更高。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枪声隆隆的时候只好窝在被子里问候特警队员们的直系血亲。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靶场搬往郊区。我们遇到配合烟草局和质量监督局行动的有偿劳动时也会邀上他们，从此特警巡警一家亲。
关于那位排爆队长，后来和我也就点头一笑的交情，从没说过话。再次上勤巡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发现了一个土制炸弹，我和小毛观察了半天觉得是真的就汇报了上级，马上排爆车就开来了，排爆队长穿着排爆服走过来，老远就看到我：“书生，没你的事情，闪开！”我习惯性地要回骂，被拉走。
他开始独自埋头在炸弹前工作，我们则躲在警戒线后维持秩序。有个飞虎队的熟人说这是该队长拆的第二十四枚炸弹。“操！真不吉利！”小毛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轰的一声响，眼前一团白色烟雾。排爆队长一身血污地倒在地上，拼命抽动着双腿，大叫：“我的手，我的手不见了。”大家全部冲上去，一帮人负责包扎抢救，一帮人含着眼泪找手，最后在一个污水沟里找到了他的右手，手还在抽动……
那位队长成为了英模，在接上一只假手后，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城市各个炸弹出现的角落，依然是排爆队长。我很少再见到他，但一直在为当年对他所有的恶言攻击而自责不已。
说到英雄，我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那位被张君一枪点中脑袋的防暴警察李亮，他被抢救过来后只能维持五岁儿童的智力。常常一个人痴痴地望着脚踝上系着的铃铛，那是他的女朋友送的，女朋友在他变得痴呆后消失了，而他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对那个铃铛那么牵挂，只知道，对于过去的自己，它很重要。
《焦点访谈》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电视上的他正吐词艰难地跟着护士唱一支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当那些随意拿枪杀人的恶警们化为腐土，英雄们却将不朽。
泡妞战袍、球场保卫和与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
春节过后，晴川市一条著名的商业街频频发生抢劫外地个体商户的案件。为了保护投资环境，市公安局长下令防暴警察全部换上便衣开进去，配合刑警打击盗抢。
我们中队的任务是扮成帮人抬货的苦力，俗称“扁担”，散布在商业街的各个角落寻找线索和进行警戒。因为很多抢劫团伙也是装成“扁担”进行火力侦查的。
上级并没有发伪装用的衣服给我们，同志们只好八仙过海，自己在存货里找些看起来比较土气的裹在身上进行伪装。陈班长最聪明，从旧式警服里挑出一件穿上，并得意地宣布他的观察结论：“中国有一半的‘扁担’穿的是旧式军服和警服，还有一半穿的是国产劣质西服。”大家都大骂他狡猾。
我打开衣柜，让兄弟们帮忙挑一件能让我看起来最像“扁担”的衣服。大家一致推选一件明黄色的防雨布料的外套。“那可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我大学时追妹妹的战袍呀。”我哀叹道，从此再也不敢奢谈品味二字。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像一群游魂野鬼般在商业街的大街小巷游荡至红日初升，寒风瑟瑟，却连犯罪分子的鸟毛都没看见，迎面刮来一张破报纸打在我脸上，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上百防暴警察进驻永新街。”
“有时候媒体的确是舆论监督的前沿，可偶尔也瞎掺和，都他妈告诉犯罪分子我们来了，他们再出来抢劫不是大脑短路吗？”我讪讪地骂道。
苦巡三日，终无所获，上级通知我们改为化装成游客在街上抓小偷，前段时间都在说有人抢劫，现在警察来了却一个没抓到，不是证明我们无能吗？天可怜见，那段时间那条街几乎每几十平方都有若干便衣，谁敢行劫呀。不过让我欣喜的是自己不用再扮苦力了，要知道我由于看着尚强壮曾被多位商户发出过邀请，但是出卖苦力后换来的辛苦钱却全部被队里的兄弟化为傍晚的烧烤和啤酒。
不久每个中队都传出抓到小偷的消息，我们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