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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这话感觉像被抽了一巴掌，惊愕地看了一眼那位老板，见他丝毫不以为然，反而不住地点头称是。我心想：“有你们这样心机似海的老板和法律顾问，人家不跑才怪呢。”
不过，这起案件的确涉及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而且给原公司带来的损失数额也比较大，我还是将案子给接受了下来，并转交给侦查大队进行案前调查。
冬日难得遇到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我审核完一个报告，顺手签下日期：“二○○○年一月七日”。打着哈欠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站在背后的大军轻轻拍了一下我肩膀，笑着说：“小伙子，日历都换了一本了，已经是新年了！”我这才醒悟过来：“哦，二○○○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二○○一年了。”
我竭力去回忆世纪之交的夜晚自己在做些什么，可总是无法让记忆固定下来。年初的那段日子过得无聊、单调和乏味，除了上班就是与书本为伴，白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脑袋得像电脑般飞速运转，而每个夜晚，停顿、迟滞和休整就成了我大脑的主题。
一起参警的那帮兄弟也变得疏于联系，每次给大胖打电话，他总是在夜班后的补充睡眠中，嘴巴不清楚地呢喃几句后就能在话筒中听到他的鼾声。大飞老是风风火火地奔波在各个分局和会议的现场，很少接电话，偶尔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豆腐块大小的官样文章，文笔越来越老练，却见不到寝室里那嬉笑怒骂的风格。阿轩还守着岗楼，在日晒雨淋中与废气和机油为伴，不过让他欣慰的是现在每次值勤时，常常有个美丽的女孩子远远地凝视着他，以前那度时如年的痛苦在那美丽的注视下已经化为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阿理执著地继续着他的考研之旅，但在临报名的时候却把志愿从北京大学改成另外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问其缘由，阿理长叹一声：“已经失败了两次，成本太大，再也赌不起了。我这就像一个守身如玉的大家闺秀，本打算嫁给豪门公子，谁知道因为一念之差失身给了一个刀疤脸。”
当年闹腾成一处的朋友，因为工作，因为现实，渐渐开始变得沉默。或许在向理想前行的路途上，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我们会选择低调和蛰伏，有时候是一个人如此，有时候是一个群体如此，或许在沉默中，在单调的机关工作中，我们会变得程式化，甚至觉察不到理想光芒的指引，但是，我们毕竟是在成长和前进。“目标约束情感，寂寞使人强悍。”那时候的我常如是安慰自己。
机关里面的人事大概总是这样：时而有赞许的微笑，时而是恶意的攻击刁难，让人觉得是场闹剧。科里虽然人不多，但是我却感觉得到关系的微妙，黎科长不拘小节，属于典型的与人为善型，每次开会，传达完上级精神就宣布解散，从来不做什么官样文章。副科长老关则有点倚老卖老，虽然言语不多，但我们却时刻可以觉察出他对科长的不满，常常在科长不在的时候发几句牢骚。
除了内勤外我们几个大头兵也是各有特色，我是典型的逍遥派，哪边都不沾，谁有道理就说谁好，对黎科长是发自内心的崇拜，对关科长则是出于对长者的尊重。大军去年刚结婚，一不小心又马上要承担起爸爸的职责，除了工作外就是抱着本孕妇幼儿保健的书认真琢磨。我知道当年的他曾经考过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如今，梦想还在，书本已经沾满了灰尘，肩膀上已经顶上了生活的担子，他常在闲聊时为当年的雄心壮志击节而叹，并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套牢的股票。我笑着安慰他：“虽然是套牢了，但怎么着也是一高科技，还是有解套的潜力啊。”
科里除了大军外还有老江和小齐。老江是老资格的刑警，看守、户籍、预审和刑侦什么岗位都呆过，年纪也比黎科长大，但是为人十分低调和谦虚，架着副眼镜老是笑眯眯的样子，虽然这么多年依然只保持着副科的级别，但是大家都对他十分敬重，相比较而言，他和关科长的关系最近。尽管他资格老，但是对我这新丁倒是从来没有架子，常常在科里没人时传授我一些在机关里为人处世的窍门。
小齐是比大军早一年进来的大学生，算是科里的业务骨干，由于老是被抽调到专案组去办案，养成了言语谨慎的习惯，总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小齐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在于他是全科唯一把每天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检察日报》以及省市党报全部读下来的人。而且谈及中央、省市和市局的人事安排起来简直如数家珍，大军常笑称他是“市局人事结构活地图”。小齐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反倒有些以此为荣。除了老是神秘地整理他的案件材料外，他偶尔还会临帖练字，不过所抄写的可不是什么庞中华字帖，而是党中央和市局党委近期会议的报告，这种认真的理论学习态度时常让我和大军这种不思进取的家伙叹为观止。
虽然某些同志互相之间有点看不对眼，但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出于纪律要求，大家互相都不打听对方手上正审核的案子，但是审核过程中只要一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也都拿出来让大家探讨交流，这种讨论能够促进自己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对保证案件定性的准确性实在是非常有用。偶尔大家也会谈及处内的种种掌故。我由于是新来的，有时候像个包打听，看到个陌生点的侦查员都要问一下别人姓甚名谁，业务能力如何。老江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假装喝茶，大军倒是偶尔点评一两句，每次都让我觉得本处真是卧虎藏龙，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每天最热闹的时间就是下午，我会开一个专题供大家就其中的法律问题展开讨论，刚开始主题还很严肃，扯着扯着就偏了题，记得有一次我提出讨论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并系统列举了自己在各类行为定性方面的疑问，这一话题引起了同志们的浓厚兴趣，纷纷结合实例拿出各种独到见解，连隔壁侦查大队的侦查员都被我们吸引了过来。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时，黎科长轻轻踱了进来，当时我正在为论证女性构成强奸罪主体的可能性侃侃而谈，黎科长用力拍拍桌子，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反了，反了，你们怎么都成了刑事犯罪侦查处的幕僚了？要想办强奸案就都给我滚到那边去。以后只许讨论本处管辖的案件。还有你……”黎科长指指我，“就算在刑侦处也不会让你去办强奸案的，因为你小子还没有结婚，笔录都不知道怎么问啊！”大家全部望着我一阵哄笑，然后迅速散去。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摸着脑袋有点不好意思，黎科长点点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说：“你呀，还是学生气太重。”
刚一过完年，交给侦查大队进行案前调查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有了眉目，侦查员搜集的证据都证明了跳槽的那些项目组成员有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嫌疑，而且给原来的公司也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损失。上级决定把他们先留置，侦查员迅速去他们所在的公司找人。经过询问，所有人对他们盗用公司技术秘密，在高薪引诱下集体投靠新东家的事实供认不讳。
当侦查员们宣布由于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将对他们执行刑事拘留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为首的那位通讯工程专业的博士一个劲地问我们：“不就是赔钱嘛，我们赔就是了，新公司答应帮我们出这笔钱的。请你们不要抓我们，我们手上都还有很多活没干完呢，好几个数据都还需要我亲自核对。”“你不知道么，你们的新公司刚刚已经宣布把你们全部给开除了，你们还给谁干？”主办侦查员冷冷地说。那位博士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决定把那帮大学生押往看守所时，我一直面色凝重，因为他们有好几个都是九五级的，有的还和我高中同学同班，我突然有种兔死狐悲的伤感。有哥儿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楼道穿过时还勉强堆出笑容问我：“这事儿最快得几个星期才能解决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只好安慰他道：“看到时候法院怎么定吧。”望着他们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我暗叹，以目前的损失数额，如果真的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犯罪，量刑幅度起码会是三到七年。
人送走后我问莫队长怎么这次人抓得那么齐整，莫队长笑道：“他们的新东家挺配合的，我们事先打了电话，他们就以开会的名义先把这帮孩子骗到一个大套房里面，我们到了以后就只管带人了。”
我追问道：“按照刑法规定，如果那家公司明知道这些技术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还加以利用和开发的话，也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怎么不追究他们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呢？”莫队长回答说：“是啊，我也想多关几个呢，可是人家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又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产业，总不能把人家的头头脑脑也都关起来吧。上面已经打了招呼，说不能动他们。而且报案单位已经跟他们签了谅解备忘录，已经和解了，我们还掺和什么啊？”
“难怪开除起人来下手那么快那么狠，原来是怕自己担上干系啊。”我恍然大悟，“这帮王八蛋搞起恶性竞争来一套一套的，那些大学生可全部成了牺牲品。”
莫队长说：“你才知道啊，其实就算我们想抓那些家伙，手头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主观故意。还不如让他们多提供点这些项目组成员的犯罪资料呢。”我默默点了点头，心中暗暗为那帮刚被送到看守所的人不值，要不是新公司暗中利诱，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要不是旧公司留着什么杀手锏，他们也不会以为赔点钱就解决问题了。面对复杂的社会，我的那些同龄人踏入江湖的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赔上了前程，而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呢。
执法之难、隔墙之耳和梦想之巅
新学期的课程并不太紧，但是必修课还是不能漏掉的。每次上完课我都得急急再往单位赶，刚好那段时间我们处正对各个分局经侦大队的案件进行考核，由关科长带队，黎科长就让我跟着老关一起到处看看，一来可以熟悉各个分局的情况，二来暂时不用江南江北两头跑得疲于奔命。
检查工作中有两件事情印象比较深，一次是在南区分局，一位刚提拔起来的副大队长向关科长谈他对一起案件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证据尚不足以定犯罪嫌疑人的罪，不能草率地报逮捕。关科长很不高兴：“上级已经定了调子，检察院那边的工作也做好了，怎么能说不报就不报。”
当时那位副大队长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办案子是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现在我们只是内部互相打一下耳光，疼！但是能把问题解决清楚，现在查清楚了，将来才不会让检察院、法院，让人民群众打我们的耳光！所以您不高兴我也得提意见。”当时局面很僵，关科长脸都气白了，后来关科长再也不想去那个分局检查工作了。
几年后，再见到那个副大队长时他已经长胖了很多，说话也有些官僚似的圆滑。问常跑那个分局的同事对他的印象如何，同事想了半天然后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就他点的菜好吃。”
还有一次是在东区分局开案件研讨会，当时大家正在讨论一起棘手的案子。案情是这样的：一家银行的女储蓄员在为一位男青年办理人民币2。5万元活期存款业务时，把存入金额操作成了25万，并开具了25万金额的存折，事后那个储户在当天下午便分数次在几个分理处把钱提走了，经过调查其存折上的名字是假的。
如果按照一般说法那个储户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储蓄员则是工作失误。案发后那储蓄员畏罪潜逃，那位所谓的储户也不见踪影，连身份证都是假的。分局的同志花了两天的时间将躲藏在亲戚家的女储蓄员抓获。经过查证，2。5万元和25万元存折的开出在电脑的操作程序上存在很大差异，需要进入专门的程序，所以很难说是一般的失误，但是问题在于储蓄员死不承认，而且也不能证明她和那所谓的储户是勾结在一起的。
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储蓄员有和他人勾结作案的重大嫌疑，但是却苦于无证据证明这一层因果关系。有位领导认为无论如何，既然损失已经造成，就一定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对这个女储蓄员必须严肃处理。
这个时候我傻傻地提了个意见�